毛卫东去世,给中国摄影拉响了什么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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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小白小白 2021-08-11 21:52:30

来源:打边炉ARTDBL


毛卫东(1968年6月23日-2021年7月31日


策划和编辑:钟刚
题图摄影:大门


毛卫东先生的突然离世,使得中国摄影界痛失了一位执情于摄影理论翻译和摄影基础工作者的“摆渡人”。

虽然各种纪念文章论述了其人其事及其对中国摄影的推动意义,但我们不禁还是要问一些问题:毛卫东先生的工作如此重要,但又何被冷遇,为何如此边缘,甚至是凄然离开?他开始的事业,又当如何继续?他的离开以及围绕对他的纪念,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发出了哪些警示?

为此,《打边炉》向以下五位发出问题,获得回答如下。依照惯例,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只为让所有人都有勇气发声”
陈旻(策展人)

我不认识毛先生,所以这里就不谈他本人了。但我也是一名艺术理论书籍的译者,知道这类工作很不容易,如果他的逝去能够让人们意识到这个领域的困境,开始谈论它,那么总比一直被忽视下去要好。但问题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严重,它当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出版业制度的问题。我在某段悼念毛先生的文字中看到,他的稿费是260元/千字,但实际上大部分理论类译者的稿费远远低于这个数字,比如2016年沈语冰先生曾经在微博上说过,他当时的稿费是70元/千字,一天下来翻个一千字左右,差不多挣两顿盒饭的钱,就当是做一天公益活动了——这难道不荒谬么?另外,一个基本只出学术书的小型出版社恐怕得非常拼才能保证一年下来不亏损,一位青年教师辛辛苦苦完成的译著却无法计入大学里的“科研成果”,这又如何让人只以一腔热血投入到理论译介的工作中去?第一次搞翻译的饿死是悲剧,第二次恐怕就是喜剧了。然而我身边还有许多不计稿费,默默码字,像毛先生一样将译文免费分享到网上的年轻人,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呢?
书是文化物,也是流通的商品,从书的定价、销售渠道、作者/译者/校对者的稿费,编辑和出版费,再到越来越缩紧的书号和出版审查等等,早已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出版西方理论书籍有没有必要?当然有,但如果不再有好的译著引进,不再有新一代译者参与进来,想看的人自会想办法找到原文去读的。我非常赞同译者耳田的话,他翻译“从来不是为了专业、行业、圈内、准则、鄙视链或是‘拔高一点点level’,只为让所有人都有勇气发声”(引自他的豆瓣)。
另外,我曾经对中国摄影的发展抱有期望,当然我所说的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摄影,而是具备社会、政治或历史功能的摄影媒介。我曾经认为,摄影是中国群众基础最好的一种实践艺术,上至副省长下至基层干部,还有大批退休人士都喜欢搞摄影创作,且不论这背后隐藏的一些社会问题,有那么多“发烧友”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在抗战时期,恰恰是木刻版画、报道摄影和画报作为当时最有力的一种低成本图像媒介,起到了真正的基层宣传作用。我记得听摄影史学者高初说过,1937年晋察冀军区在村里办摄影展的时候,由于条件十分有限,老乡们就为八路军找来了一堆席子当展墙用,比如说这就是中国摄影史的一个高光时刻。群众基础好、门槛低、高时效性、低成本和高传播度可以说是摄影媒介最有力的武器,本可以发挥出极大的潜能。但我觉得现在已经太晚了,因为摄影的地位已经被短视频取代了,摄影不仅早就被所谓的当代艺术体系排斥在外,还丢失了它最宝贵的群众基础。
为了搞好中国摄影的基础建设,我们当然需要学习西方的理论著作,但也要消化进口理论,挖掘我们的本土经验,梳理我们的历史脉络,书写我们自己的理论著作。但如果出版环境无法被改善,那么请去阅读原文、书写和发声吧。


中国摄影的三个短板

钟维兴(成都当代影像馆创始人,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副主席,法兰西艺术院“威廉·克莱因”摄影奖评委会终身主席


殷德俭和毛卫东的先后去世,在摄影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连续的讨论,这是一件非常让人深思的事情,这个现象固然与他们的贡献和英年早逝有关,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甘于坐冷板凳,为中国薄弱的摄影出版和理论工作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他们的事业处在非常重要的时期,就这么离我们远去了,这是非常让人伤心和悲痛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为数众多的摄影发烧友,是摄影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不是摄影强国,中国摄影的理论水平还处于非常粗浅的状态,虽然从全球来看,摄影只有一百多年历史,摄影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专业体系还需要时间,但在中国,这个问题还要更迫切一些,国内真正谈得上有专业水准和宽广视野的摄影批评家数目太少,殷德俭和毛卫东将国外优秀的摄影理论著作翻译过来,为中国摄影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很清苦的工作,但他们沉下心来做,形成了一批很重要的成果。大家对他们的悼念和缅怀,是发自内心对他们的工作表达尊重和纪念。
摄影的道路仍然会继续行进,我仍然有信心,即便这个行业和当前的生态,仍然难以保障严肃的理论工作者尽到家庭的经济业务,过上稍微体面的生活,但我始终认为这个世界上真正对自己的生命价值有清醒认识的人总会是少数,就像真正能够成为职业艺术家,能够在摄影史上留名的艺术家,一定是少数,这一部分“少数人”即便不受关注,即便生活清苦,他们仍然不会轻易放弃,而历史就应该是这样一批人书写和造就的。所以我对于中国摄影的发展不会悲观,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应该相信它的未来,就应该投身进去。

就像我投入很大的精力来做成都当代影像馆,这不是简单地办几个热闹的摄影展就完了,而是希望能够沉潜下来做一些事情,让当前的这个摄影行业发生变化,我们除了办展览,每个月还邀请批评家来做讲座,并在欧洲聘请了研究员。我希望成都当代影像馆在理论研究上下功夫,作为一个专业的影像艺术机构,对摄影理论的梳理是我们的基本责任之一。
这几年中国摄影机构的形态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专注于摄影的美术馆开馆,同时也有大批在海外求学的年轻艺术家回国,中国摄影呈现出更为丰富和多元的状态,但我认为中国摄影还需要面对几个问题,否则中国摄影的道路走不远:首先是中国摄影收藏需要有所发展,我们不缺摄影发烧友,但缺摄影收藏家,没有收藏家,就意味着作品没有去处,卖不掉,艺术家没有收入,工作和生活难以为继,那就只能放弃了;其次是摄影批评和摄影理论工作要有所发展,目前摄影理论和摄影创作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最后就是公共资金的投入和支持,目前都是企业和民间组织来推动摄影行业的发展,专注摄影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基本都是民间力量,我觉得在摄影发展当中需要国家行动,需要更多的公共资金支持摄影收藏,支持摄影理论工作,推动公立美术馆层面上的收藏和研究。唯有做到以上三点,中国摄影才有未来和希望。


从个体改起,才有机会谈生态

海杰(策展人,摄影评论人)


毛卫东的翻译工作面向的是摄影创作智识层面的,需要改变的是当代摄影的生态,这个生态有很多链条,这个链条里的评判体系和链条被忽视了,包括整个学术批评这块也被忽视,没有多少人愿意干这个事,也没有几个人像毛卫东这样跟自己较劲。我目前对这种生态,不抱太大希望。
毛卫东去世,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多跟他说话,缓解他的孤独,我也嫌他话多了,对他平时身体和精神释放出来的信号有接收,但没有重视。如果没有疫情,毛卫东至少可以多活两年,因为那样大家见面机会多,他也会开心一些。平时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去甄别鸡贼的人的品格设定,却对老毛这样的人本身关注的不够,我们太关注他一本书接一本书的出,而对这种产出背后的消耗没有警惕。
摄影理论跟实践不一样,摄影创作出来可以卖钱,可以被收藏,但理论本来就是枯燥的,严肃的活,先天模样就这样。可是,这么说不是指它不重要,但很多人反而认为它不重要,这也是毛卫东生前不受待见,走后却誉满天下的怪现象,因为很多人压根不读书,或者理论消化能力不够,就会对此敬而远之,我相信一部分对毛卫东的悼念是发自内心的,但我不排除部分人是出于朋友圈不得不发,以此证明自己在平时摄影理论的研习上没有缺席。所以可以想见摄影理论及其从业者的命运。
毛卫东有他自己的学术线索的,对摄影很多原本性问题的思考,是他翻译的出发点,他不是就学界畅销的书籍做翻译,而是每一次翻译试图去让人回到原点上再思考,所以说,他的翻译是带着自己的研究和对很多已有定论的不信任。
他去世后,这块要做下去,得看人,很多人的翻译动机,还是受出版社委托,所以要持续,就看年轻的人里面是否有学术的野心,并且能够有扎实的功底和毅力,以及稳定的生活保障。当然,不能投机取巧,如果不热爱,就不会有真诚。
对于中国摄影理论工作和摄影评论的现状和问题,从外部来讲,理论这块的亲和度不够,一方面是从业者的理论板着面孔,不去做普及的工作,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大环境的问题,人们不爱读书。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从事这块的人应该也明白,大家还是喜欢就摄影论摄影,警惕性太高,跨学科的欲望和努力太少,即便是就摄影论摄影,也没有做到细化,而是在宽泛的概念上去谈。至于摄影评论,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个案研究,没有对此去做深入的推进。
个案方面,单从数字上讲,有几个搞摄影评论的给一个人认真的写过上万字的评论文章?之所以提这个数字,是因为这个数字涉及到体力、信心、研究能力、结构驾驭能力、持续跟踪能力以及对一个艺术家长期工作的准确判断。大多数情况下,理论的土壤不足以喂养这些从业者,有些在大学和机构待的还算过的不错,自由职业的就很吃力,所以有些后来要么很穷,不干了,有些一旦尝到资本的甜头了,会变得油腻,你好我好江湖儿女,本来期待海归的惊艳表现,但目前看来,不排除会走向另外一种油腻,学术流行词统领着文章,而问题的核心却与之格格不入。我期待的摄影评论能有像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写爱森斯坦那样的视角和眼光,或者像西蒙-沙玛写风景与历史之间交织的那样的格局,或者像杰瑞·萨尔兹(Jerry Saltz)那样幽默犀利的酷评。
中国摄影进一步往前发展,先得改变从业者格局和处境,从个体改起,才有机会谈生态。还有,得从自身所身处的文化问题上入手,去寻找并提出自己的思考。
这个圈子曾经连策展人都是不给钱的,喜欢让人家义务干活,讲情怀,以至于有些策展人只好策划一些很差但参展人很有钱的展览,所以你在各个摄影节里会看到大量的策展人,去攒一些展览,那些多半都是从参展的摄影师里抽取的,人均几千上万的。所以就导致了很多人一拥而上干策展,其实只是攒展览,策展的土壤当然会变得很糟糕。从评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既然评论没别的来钱路,那么搞评论的不如明码标价,主动写的,可以不要钱,愿意找来的,按照标价付钱,做中肯评论。我觉得把事情挑明反而会健康。既然作品在收藏市场都有版数和价格等级,写评论为什么不呢?这也是一个工种,也有辛苦的劳作,为什么人设只会被定义为苦行僧,而不会有欢乐玩酷的可能呢?


总有人坚持在那里,甚至过度燃烧自己
高初(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主任,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摄影部主任)


我有时会觉得精疲力竭,但也总有人坚持在那里,甚至过度燃烧自己。卫东兄是燃尽了。我和卫东兄的交往,有两件事。第一件是2011年淮安的《摄影术传入至今的中国摄影书写》摄影史研讨会和论文集的合作。第二件是2013年《摄影文丛》的启动,和张宇兄、和殷社长的见面和立项,有两张作为起点的书单。一张是毛卫东兄在三影堂工作期间得到的线索书单,另一张是我从哈佛大学摄影史学者robin kelsey得到的一张书单。一晃八年。摄影与视觉文化的译介研究,二三十种,十来个人。得失参半。有情谊,也有无奈叹息。

摄影史论、摄影理论、摄影评论,固然重要,极其重要,但无法是工作的牵引力。要有摄影的社会界面(馆藏与文献、研究与学科、展览与出版)作为依托。中国摄影蓝图的浮现,核心是人,另,“功成不必在我”。


学术翻译的尴尬处境

吴毅强(浙江大学美学博士,摄影评论人)


1、说得不好听点,如果不是因为毛卫东的离开,恐怕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意识到摄影理论和翻译工作的艰辛。我前两天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很多读者说是看了文章才知道学术翻译这么不容易。我还写到,毛卫东“是以穷困潦倒的方式离开的”,结果,评论区很多人认为,不该以“穷困潦倒”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在他们眼里,做理论研究和做翻译是高贵的事业,但谈钱谈穷困潦倒就不好了,有损于他们的光辉形象。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逻辑,似乎只要你选择做翻译,那就必须认命,不能喊穷,否则就不高尚了。这大概就是学术翻译的尴尬处境。


当然,我们也知道,翻译最终属于出版产业的一部分,终究要按市场规则来运作。学术翻译本来就非常之小众,这个在整个人文社科学术界都是一样的,只是摄影理论因为起步晚,受众基础更薄弱而显得更突出罢了。出版社考虑到受众小、市场小,所以也不会在纯理论的翻译和引进上投入太多,比如翻译的稿酬,一直以来都很低(一千字高的两百元,低的七八十),翻译一本学术著作至少要耗费两年以上的时间,冷板凳枯燥无比,所得不过两三万,评职称时还不能算作学术成果,这个投入产出比太低了。但这也不能怪出版社,很多时候纯理论的学术出版基本都是赔钱的。


要说最大原因,还是我们的市场太畸形了。尤其在摄影界,大多数人潜意识都认为理论并不是太重要,可有可无,甚至很多摄影名家都持这种观点,并且在很多场合公开宣讲,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很多后来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摄影技术和器材市场的繁荣。这大概也是我们太过于急功近利的心理所致,我们都希望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取得效果,越快越好,读书读理论书见效多慢多痛苦啊!而市场很能迎合这一心理,各种短平快的技巧培训班、书籍以及器材商们对相机镜头的鼓吹,显得异常繁荣。所以这才出现了你说的,一面是理论工作的停滞,一面是摄影发烧友市场的红火这样奇异的现象。但我认为,这个现象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注定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毛卫东本来是开了一个好头,可惜过早被掐灭了。我的感觉,在今天出版生态日益恶化而且大家都越发急功近利的情况下,要改变这一困境,未来五到十年内恐怕都不容乐观。


2、当第一时间听到毛卫东去世的消息,除了扼腕叹息之外,我最先想到的是:这是整个摄影界的损失。我在另一篇悼念文章中说过“他的离开,让中国摄影理论的引进、翻译和系统研究起码延滞十年以上,这是摄影界的巨大损失。”


我自己也做翻译,也熬过冷板凳,跟他算是同温层的人,所以特别能理解他所面临的种种困厄。不同的是,我好歹还在一家高校呆着,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资,而他在后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全靠翻译和文章谋生。


尤其雪上加霜的是,他手头还压着好几本非常重要的书,翻译好了没法出版,要么是版权没谈妥,要么是因为审核不通过,什么意思呢?先把这些书的学术价值撇开不谈,他现在等于辛勤伏案工作了数年,结果分文拿不到!


我记得,他在最艰难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开口向我借钱救急。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那种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麻烦朋友的人。而他又是那种翻译情怀大过天的理想主义者,即便深陷窘境,他也从未停止过他的翻译,每次聊天,谈起手头的翻译来依然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你想想看,作为一个有家有口的中年人,要维持在北京的基本生活,靠这个时有时无的不靠谱的翻译收入,如何能养活自己?


所以,要说他去世给我最大的震动,除了感慨给摄影理论翻译造成了短期内无法弥补的损失外,另一个更贴近普通情感的就是,他是怀着怎样遗憾或者绝望的心情,一个人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的。这是最让人痛心的。


3、毛卫东的重要性在于,开启了中国摄影理论界系统引进、翻译和出版的序幕。这倒不是说,在他之前我们就没有摄影理论的翻译和出版。事实上,国内很多出版社都在做摄影理论的引进工作。而是说,毛卫东和殷德俭(前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社长)做得比较有自觉性和系统性。


之前的摄影理论出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种类比较单一,最多的就是画册图录或者摄影师传记、访谈录一类的,这类书籍比较容易看,但学术性偏低;另外就是摄影史、导论一类,这类书近十年引进了不少,也有一定规模,比如伊安·杰夫里的《摄影简史》、罗森布拉姆《世界摄影史》以及丽兹·韦尔的《摄影批判导论》、莫里茨·纽穆勒的《摄影与视觉文化导论》等,这些书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很好的知识轮廓和背景,但如果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书就不太够了。第二个问题是,各大出版社很少按体系来出版摄影理论书籍,往往东一本,西一本,书籍之间没有内在学术关联,显得支离破碎,这也给读者带来了理解和研究上的困难。


这里就显示出毛卫东的重要性了。毛卫东有着敏锐的理论嗅觉,他不是随意引进翻译的,他是通过仔细梳理摄影理论发展历史的脉络,来确定选题范围和遴选书目,挑选出那些具有节点性的重要理论家和著作。比如他在2014年开始创立了《摄影文论丛刊》,经常刊载一些重要摄影理论家的理论文章。其中有一篇爱尔兰理论家萨宾娜·克利贝尔的文章《摄影理论简史》,几乎勾勒了从摄影术诞生至今,摄影理论发展的历史。这篇文章就是一张蓝图,成为他引进理论书目的重要参照。他顺藤摸瓜,就可以罗列出大量亟待引进的理论书籍了,后来他主持翻译的“影像文丛”就是这样展开的。比如乔弗里·巴钦的理论三部曲《热切的渴望:摄影概念的诞生》、《更多疯狂的念头:历史、摄影和书写》、《每一个疯狂的念头:历史、摄影和书写》就是这么引进翻译的。巴钦在这个系列中以考古学的方法追溯了摄影概念诞生的原初语境,并进而指出了摄影本身在物质和文化之间的一种摇摆性。为我们对摄影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可以说是非常切合当下实际的一本书。


还有另一位理论家弗卢塞尔的《摄影哲学的思考》也值得一提,它完全不同于一般摄影理论的写法,整个就是一个漫长的、关于媒介本体的全景式思考,深刻论述了摄影作为一个媒介装置与人发生关系的历史,提出了技术性图像忧思,并给出他的应对策略。可能是他的写法太过另类,美国的主流艺术和摄影理论几乎还没充分认识到它的学术价值,但它跨越摄影和艺术本体的思想价值已经毋庸置疑。毛卫东说他还在翻译弗卢塞尔的另外两本书《进入技术性影像的宇宙》和《写作还有未来吗?》,如果翻译出版,弗卢塞尔的影像三部曲就完整了,可问题是,眼下这个工作由谁来做?


另外,毛卫东也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成这么浩瀚的翻译工程。所以他陆续发掘和培养了一些翻译上的后继之力,比如周仰、刘张铂泷等年轻译者,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他们的帮助下,才有了目前出版的一系列书籍:《摄影理论:历史脉络与案例分析》、《为什么是艺术摄影》、《黑白摄影的理论:黑白摄影在中国》、《如何判断摄影作品的真实性》、《重组的眼睛: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以及刚出版的《历史照片的解读》等等。


我们经常自己开玩笑说,做翻译是慈善事业,做的不好,还遭人指责,所以压力就更大了。比如毛卫东就曾因为一些译文上的瑕疵,引发过强烈的质疑,甚至谴责,这事对他影响也很大。这可能也是很少有人愿意全心全意去做翻译的原因。


如果你要问,由他开启的这个工作还有没有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我只能期待这些译者能顶住压力,把这份事业继续下去,当然,另一个是希望我们的出版环境和稿酬能再好一些,给他们情怀支撑的力量。

4、我觉得当下中国摄影理论和评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对理论的重视。或者说,我们对理论的需求仅仅限于给展览写一个看上去高大上的前言,或者给艺术家摄影师写一些吹捧应景的文章,除此之外,理论在很多人看来一无是处,甚至说得不客气点,他们还认为理论会阻碍摄影师的创作。


不重视理论造成的问题是很明显的。比如知识背景的缺失、知识结构的不完整。这样带来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比如摄影师先天视野和营养的不足。很多摄影师完全靠本能创作,对于天赋高的人来说,这样确实也会取得一些成绩,但往往缺乏后劲,一个代表作品之后就偃旗息鼓了,非常可惜。而在摄影评论这边就体现为只是堆砌辞藻,而缺乏理论深度和价值。


就摄影评论而言,当下也非常缺乏具备扎实理论功底的评论文章。大多数文章更像是抒情式散文,谈谈感想和心情,或者随意地引用几段名人名言,堆砌一些辞藻,文章最终沦为装饰物,也就丧失了意义。


在这次悼念活动中,很多著名摄影师和策展人都坦言,虽然买了毛卫东翻译的理论书,但实际上也都很少看,更谈不上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和吸收了。长此以往,造成摄影理论和评论水平长期低下,而这又必然会反过来影响摄影创作生态,最终整个圈子低水平重复,无法取得突破。


也得承认,作为一个跨学科媒介领域,摄影理论读起来确实有些晦涩难懂,因为它吸收了当代最前沿的思想理论成果,从图像学、形式主义理论到后现代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理论等等,给读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如果没有相关的知识背景,确实很难读懂。我们要补的课非常多,只能慢慢来。

5、我觉得中国摄影要进一步往前发展,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要改变认知,要认识到摄影理论的重要性,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会深深影响整个生态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大家都重视理论建设了,阅读的人群才会多起来,出版社也好,译者也好,才有更多的动力去做翻译和出版,这些理论成果才能更好地反哺我们的摄影和艺术创作,这样整个摄影生态才会良性发展。


其次,我们要去把缺失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背景一点一点补上来。毕竟国外的摄影已经整整沉淀了近两百年,无论从创作到理论,都已硕果累累。我们只有奋起直追,别无他法。我曾开过两期的摄影评论写作工作坊,组织学员认真学习过西方比如罗杰·弗莱、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和迈克尔·弗雷德等著名批评家的批评文本,真实地感觉到了他们那种理论思辨的严谨魅力,那是评论家的典范,也是我们的摄影评论亟待学习的榜样。


最后,我也呼吁一句,希望一些有情怀的资本,不要太过于急功近利,都去追逐舞台上最闪耀的东西,盯着那些奖项和展览不放,而应该立足长远,把一些真正的基础建设搞上去,我们的摄影才会有质的飞跃。我想,这也是毛卫东先生最希望看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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