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艺术 文：dbk
一切都能成为行为艺术吗？在如今这个时代，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经验与定义都会被轻易地推翻或让人产生困惑。而网络时代再次放大了这一特征，多元的电子媒体社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段图像与动作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直播横行，行为艺术也常常与社会运动相伴相随，在这一层面下，我们又该如何定义与看待行为艺术？评论家Alice Bucknell从历史入手，以政治与网络角度梳理解读行为艺术。
从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与土狼的裹挟纠缠，到艾玛利亚·乌尔曼（Amalia Ulman）在Instagram上所进行的卡戴珊级的创作项目，“行为艺术”的概念似乎只被观众的意愿所限定。而在传统的艺术世界外，行为艺术又似乎只被分为著名和臭名昭著的。
▲ Solange Knowles, An Ode To, 2017, at the Guggenheim. Photo by theybf_daily, via Instagram.
所以你怎么能分出真正中的不真实，而行为表演又为什么可以不断地跨越其边界？是因为我们日益加速的生活方式与行为艺术的暂时性、反馈性之间的同步吗？还是因为这种表现形式特别适合于抗议运动，从而紧迫并模糊地构筑我们的全球政治吗？亦或是新媒体和后互联网美学重新定义了二十一世纪行为艺术的外观、感受和政治潜力？
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要追溯行为艺术的历史。从上世纪60年代的所谓的“述行转向”（performative turn）开始，在街上出现的无边界运动，彻底重新定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艺术未来，我们可以借此来回溯行为艺术的演变过程，并猜测其在如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背后原因。
▲ Yoko Ono，Cut Piece (1964)
可以肯定的是，60年代以后，行为艺术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鼓吹政治自由和经济机会，战后的美国成为世界上一切前卫事物的中心枢纽。从伊娃·海瑟（Eva Hesse）到克莱斯·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这些欧洲的艺术明星们不断地涌入纽约加入这个文化大爆炸中。同时，放荡不羁的摇滚风格成为波普艺术的宠儿，就如安迪·沃霍尔与地下丝绒共同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公众事件，席卷纽约街头。
最重要的是，60年代的“述行转向”，发生于美国一个独特的政治和文化动荡的时刻。从新兴的民权运动和种族骚乱席卷城市，到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所引发的社会影响，以及1963年肯尼迪遭到暗杀这一地震般的政治事件，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暴露了政府在处理国际和国内事务中的虚伪与虚弱。
▲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
就像往常一样，危机成了艺术界的催化剂。行为艺术推倒了墙，并触犯法律禁忌，将本身确立为一切的标准，将欧洲激浪派（一个号召避免商业化和常规性的运动）的态度融入其中，就像小野洋子（YokoOno），卡洛琳·史尼曼（Carolee Schneemann），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白南准（Nam June Paik），草间弥生（Yayoi Kusama），和沃尔夫·弗斯特（Wolf Vostell）的作品那样——他们在街头创造了种种团结的瞬间，但也在同时暴露了战后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残酷。
▲ Carolee Schneemann，Interior Scroll, 1975，P.P.O.W
20世纪70年代的行为艺术清醒了，但仍处于挑衅的边缘。行为作品中被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艺术家也愈加对自身及美术馆的信誉负责。而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是，行为艺术回到了白色立方体中，只有在这四堵墙内创作与表现，才能破坏机构的稳定性，并对外界发生的一切进行批判。
最好的例子是：博伊斯的《我爱美国,美国爱我》（1974）——在1974炎热夏季的一天，纽约的街道上救护车的警笛声呼啸，他在肯尼迪机场用毛毡将自己层层包裹，然后用救护车将自己送到了雷尼·布洛克画廊（René Block Gallery）。在那里，他将自己与一只野狼锁在同一个房间里，而这只狼曾经好几次咬破包裹他的毛毡。在随后的三天当中，他在这个房间里呆了共计八个小时。在这个行为艺术的末尾，他再次乘坐救护车回到机场，并返回德国。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双脚从未踩踏在美国的土地上。
▲ Joseph Beuys, I Like America and America Likes Me, 1974. © Joseph Beuys.
博伊斯的行为的开创性不仅仅是艺术家通过如此长时间的动作去表达他艺术的意义，而是他已经进一步地挑战了行为既有的边界，并将自己进入美国的个体过程政治化，以及表现出这一过程中内在的暴力与文化消除的弊端，而这些“恶行”大多来源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或充满美国身份认同的人们。在这场行为中，博伊斯同时成了受害者和施暴者，并确立了行为艺术的未来走向——超越任何媒介，不断加强对于个人的政治化，以此来批评当代社会。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全球化和高速电子通道促进了行为艺术作为一种开放的接入平台的发展，并使其根植于人体与技术以及新的视觉模式之间的关系。作为主流文化的计时器，勇敢的互联网文化点燃了全球的连通性，进一步地国际化了行为艺术现场——从中国的张桓到俄罗斯行动主义运动。行为艺术与物质和商品间的暧昧关系阻断了消费主义、流行文化，并快乐地像素化了其本身。
▲ Tehching Hsieh, One Year Performance 1980-1981, New York. Photograph by Michael Shen. © Tehching Hsieh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Sean Kelly Gallery.
但新媒体对80年代和90年代行为艺术的影响是双向的。面对日益发展的“物本位”的世界，人们永不满足于需求与供给，一些行为艺术家像谢德庆（Tehching Hsieh）不断深挖人们对于当下物质化的依赖。他与生活伴侣、合作者Linda Montano在一年的时间里，以一条约2.43米长的绳子连在一起，同时，他们尽量避免实际的接触，这样可各自保留自己的空间感觉。而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对于私人生活的暴露则愈演愈烈，博客圈越来越把个人政治化。
▲ Tehching Hsieh, One Year Performance 1980-1981, New York. The First Five Hours of Images and the Last Five Hours of Images in the Year. © Tehching Hsieh.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Sean Kelly, New York
对于“为了镜头而行为”的批评以艾玛利亚·乌尔曼的“卓越和完美”（2014）系列抨击了Instagram，以及莫莉·苏打（Molly Soda）在YouTube上的“化妆教程”——两部作品都引发了人们对互联网所提供的亲密感和行为真实性的质疑。
▲ Amalia Ulman，Excellences & Perfections (Instagram Update, 18th June 2014)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区别有意义的行为和单纯的懒惰？“糟糕的行为艺术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单声道视觉，”苏打认为，“好的行为可以是微妙的，也可以是过度的……但不是一个人全身浇着巧克力尖叫”。奥尔森认为，这种差别在于艺术家的意图，而不是对作品质量或形式的客观解读。好的行为艺术“创造了一种气氛和一个时刻，把观众带到一个空间，让我们思考期望的边缘和高潮与低谷”，她说，“坏的作品是在设计一堆假设和某种看似聪明的笑话，但在背后，艺术家是傲慢的。”
不透明度和多重解读的能力是完成行为艺术的关键。那么互联网是如何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奥尔森的美国偶像培训项目表明，它的广泛接受度是独立于她的观众“否知道或关心我在做一个行为艺术作品”，她解释道。“在新闻节目中看到激进主义是很酷的”，苏打说，“但是我们必须问自己，谁在管理这些频道，他们在影响和促成什么呢？”
行为艺术在经济及政治上的“急速发展”使得这个媒介成为当代世界文化中最具说服力的艺术批评方式。行为艺术与抗议活动间日益模糊的边界进一步地政治化了今年的艺术博览会，就像是充满争议的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希腊经济学家、学者和政治家Yanis Varoufakis将之称为“灾难旅程”，或者是被称为“黑色死亡奇观”的惠特尼双年展。在“我不能这样工作”（2017）中，一个对于政治、抗议及行为艺术间关系的新解读，策展人Joanna Warsza认为，这些大型艺术活动中的“充满魅力的，具有象征性的和财务集中性质的”策略与艺术世界的抗议共谋，依赖于社交媒体中不断宣传的信息与影响。
▲ 2017年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团队，照片前排左二为总策展人波兰籍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
最终，互联网以双向镜的形式把行为艺术转变成一个用来进行抗议和拆除边界的限制——把传统常常用栅栏围起来的“高等”艺术世界照映到普通观众和日常的批评中——的平台。但当艺术世界的破烂事和丑闻正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播和现场直播，是否有一个隐藏于中的更大问题？行为艺术类似“即时性货币”，奥尔森说，这表明它处在“资本主义的有形艺术媒体”的位置。在充满模糊的网络上，“行为”可以瞬间反应，并吸收一切它所批评的事物成为当代艺术最强大的媒介。
（凤凰艺术 编译报道 撰文/Alice Bucknell 责编/db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