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文：丘濂
我们通常会看，而不是去听所生活的城市。于是那些内容丰富的声音细节得不到关注，声音环境不断恶化也得不到重视。
打开耳朵
声音艺术家殷漪曾经在一次展览上放置过一个叫“交通信号灯”的作品。观众可以听到20个城市中与红绿灯相伴的提示音。它们的音效、频率、音高、响度都不一样：东京是一种“啾啾啾”的高亢鸟叫，香港是“嗒嗒嗒”平稳的机械音，同样是在中国内地，有的地方是“嘟嘟嘟”，有的城市是“叮叮叮”，还有的干脆就是一种呆滞刻板的人声：“现在是红灯，请不要闯红灯。”
8年之前，殷漪开始做实地录音，这是他从海量声音素材中找寻到的一个有趣现象。“为什么世界范围内，信号灯的样子都相对统一，声音却各不相同？正是因为我们以一种视觉中心主义来建构周遭，对声音不够敏感，也缺乏标准，这反而让我们的声音环境有了无比丰富的可能。”
声音艺术家殷漪在上海做实地录音（摄影：Pan.J.C）
描述视觉景观的词汇不胜枚举，关于听觉内容的形容词却乏善可陈。视觉具有优先地位有着合理的生理学构造解释——视觉到大脑的神经通路长约5厘米，听觉神经在9厘米左右。视觉神经通路短，是五官感知中最为直接迅速的，可以帮助人们立刻判断情况，做出决定。
在某些地方，视觉信息并不是人们行动的首要依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声音研究者王婧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里，由于植物遮天蔽日，能见度不高，居于其中的卡鲁利人完全通过听觉来形成认知系统。在那里进行考察的美国人类学家史蒂夫·菲尔德发现，当地人会模仿不同鸟鸣来表达情绪，不同鸟类声音具有不同隐喻。但毕竟这是一个极特殊的环境，我们生活的社会完全以视觉为导向来建造无可厚非。“人类有种求得安全的本能。视觉有保护性，不想看闭上眼睛即可；听觉则是脆弱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躲避不掉。”
“视觉虽然列于五感速度之首，但就品味而言，听觉却在视觉之前。”清华大学声学实验室主任燕翔这样补充说。燕翔平时爱好诗歌，实验室的墙壁上挂着清华园的景色图片，下面配有他题写的古体诗。“你想想看，在古代成语中，大多文辞听觉在前，视觉在后，听觉的境界更高一筹。如声色俱厉、声色犬马、绘声绘色……事物一旦具象，品味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无论怎样辩驳听觉的重要，都改变不了听觉受到漠视的事实。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声学研究所所长李国棋曾组织学生做过北京市民的声音意识调查，结果显示年龄越大的受访者能够回忆出每天听到的声音越多，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反而听到的声音较少。这实际上是一种“鸡尾酒会效应”的表现——如同在一场嘈杂的鸡尾酒会上，人们彼此依然能够谈笑风生，因为听力具有强大的选择能力，总是在听想要听到的声音，而忽略掉其他声音。“这样的后果就是人们毫无顾忌地向周围倾泻着各式各样的噪声，却对不断恶化的声音环境浑然不觉。”
脚踩缝纫机的裁缝在北京胡同里发出“嗒嗒嗒”的声音。这种为居民提供便利的缝纫服务已经不多了
李国棋开了一门很受欢迎的全校公选课程“音响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专业的音响师，而是能够提高大家对声音环境的关注度。“我们拥有耳朵，它也一直在听在用，但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李国棋说。他会给学生们布置若干练习来培养一种“具有批判力的听力”。从最简单的将所听到的声音列表在纸上来训练一种听取习惯，到回忆住处一些令人不快的干扰声，看看怎样才能将它们去除，再到如何运用各种音响的搭配，设计一个声音美妙的公园。
王婧时常会带着学生去做“声音行走”，一边走一边聆听和录音。一次行走过程，学生最大的收获是学会如何聆听。王婧告诉我，最开始学生总会寻找一些“奇异景观”的声音，比如浙大里有一片湖面，湖上有黑天鹅，有的同学就会去录鹅的叫声。“这还是视觉逻辑下的倾听。图像是具有表意性质的，声音经常是弥散的、激发式的，没有明确的指向意义。并且看就是几秒钟就能获得信息，听则需要花费时间。”另一位学生去录了食堂里炒菜师傅摆弄炉灶的声音，从点火、调大、拧小再到关火的全过程，这在王婧眼中，因为具有聆听的耐心而十分难得。
一声一城
如果聆听方式得当，不难发现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独特音轨。就是在全球化和同质化日益严重的今天，从声音的角度去观察城市，也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与西方相比，中国是个“大声之国”——人们毫不介意在公共场合肆意发出巨大声响。这固然是人们素质的体现，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不存在“私人空间”的概念，“公”与“私”之间的界限模糊。“一方面它嘈杂不堪，另一方面那些声音细节也充满了活力。对比起来，你会觉得有的欧洲城市死气沉沉，甚至有点寂寞。”秦思源说。
秦思源曾发起过“都市发声”项目，邀请英国的若干位声音艺术家来中国城市采集声音进行创作。后来建起一座胡同声音博物馆（摄影：黄宇）
2005年，在担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划部主任期间，秦思源发起了“都市发声”的项目，邀请英国的若干位声音艺术家来到北京、上海、重庆和广州四座城市，采集当地声音进行创作。他陪着足迹遍布世界的音乐人彼得·科萨克去北京南城的红桥市场和天坛公园一带做实地录音，目睹了他的兴奋和激动。在回忆文章中，科萨克写道：“这是一个充满循环声音的城市。随处可见大音量扩音器里炸出广告口号，与隔壁播出的音乐先同步继而异步。戴着竹哨的鸽子在上空飞翔时发出怪异的和声，公共汽车刹车时发出刺耳的尖叫，出租车的里程表对着你说话，炒菜的锅嗞嗞作响。公园里有上百名老人组成的合唱团唱着革命歌曲，其他则赛着笼子的鸟叫，跳着交谊舞或耍太极。而在最吵闹的地带，仍然可以找到全然的宁静——风吹树叶声都能听见的那种。”
秦思源在北京生活多年。他认为北京声音背景的丰富性是和北京人“玩儿”的传统相关的。全世界的人都养鸽子，可为什么唯独北京人在意的是鸽哨？在秦思源看来，北京是六朝古都，最后一任清朝政府为八旗子弟供给钱粮，让他们饱食安居，有大量闲暇时间殚精竭智钻研各种娱乐玩好，玩鸟、玩虫子、玩獾狗、玩大鹰……各种玩法不一而足，极尽讲究之能事，这都在当代北京人中得到了继承。“养鸟儿，听的就是叫声。北京人专养‘净口百灵’，所谓‘净口’，就是规定百灵要依次发出一套13种叫声，学麻雀、伯劳、山喜鹊，还有猫叫，鹰叫……不能改变顺序，要叫完一套再叫一套。”
与纽约尖锐的警笛声、开罗清真寺传出的礼拜声、伊斯坦布尔小巷中飘荡的萨斯琴声、河内满街摩托车的轰鸣声不同，中国的城市很难被某一种声音主导。“都市发声”项目同时向北京市民征集“心目中的北京声音”。除了鸽哨声外，排名前几位的还有平房院子里大枣儿的落地声、公共汽车售票员的报站声、磨刀人手中“哗啦哗啦”的铁片声、非正规的旅游拉客点往复播放的“天坛——长城——十三陵”的叫喊声。一位叫赵雅琪的北京市民这样解释为什么对售票员报站情有独钟：“因为可以听到北京许多奇怪的胡同名和小街道名。”并且那种包含喜怒哀乐情绪的嗓音大大区别于地铁的广播报站——“一种报八宝山和天安门都是一样调调的声音。”
在去年，上海一家报纸也发起一项“寻找上海都市新声”的线上活动。上海市民认为最能代表上海声音的分别是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海鸥飞鸣、上海阿姨“噶讪胡”（闲聊天）和24小时便利店推门进入时的音乐门铃。有意思的是，无论上海还是北京，人们都提到了钟声——上海海关大楼与北京电报大楼无差别的《东方红》报时音乐。海关大楼建造之初采用的威斯敏斯特钟声音乐，1966年改为《东方红》，改革开放后钟声还原成威斯敏斯特钟声音乐，2003年再次变更为《东方红》。如今这种声音虽然是全国统一的，而不具有地方性，但却规定了城市的时间与相对应的行为，容易唤起一种集体生活的城市记忆。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殷漪大量实地录音收集的并非人们印象中典型性的上海声音，而是完全日常化和私人化的声音片段。从中能够听到花鸟鱼虫市场聒噪的背景音中，两个久违的老伙计在相互问候，这是殷漪意外邂逅的温情；虹口公园里的人们跑来跑去打着羽毛球——这恰恰是白天上班时间录制的，是一个冰冷写字楼之外鲜活的城市；上海火车站的地下通道里，一位中年妇女用机械干涩的嗓音不停地重复“发票、发票”，一天要喊一万多遍，这仿佛是光鲜外表下见不得人的一道伤疤；隔壁邻居家在为过世的老人来做法事超度，诵经声中依稀辨出两个人的对话：一个说，花了15块钱买了个东西不太合算；另一个说，这么重要的日子，就不要考虑这些了……这些声音碎片中捕获的生老病死与夹杂其中的精明算计，它们才是殷漪感受到的真实上海。
“声音里携带了关于城市的隐秘信息。”殷漪说。通常他的录音活动没有明确的目的，然后他会在浩如烟海的声音库中寻找素材之间的联系。在做完交通系统的录音后，他发现上海地铁的广播里只有普通话和英文两种语言，一些公交线路上则会加入沪语方言。“这侧面说明上海老人乘坐公交车的较多。尤其是这个月开始，退休老人乘坐交通工具不再免费，交通补助会打到账户上。从省钱的角度讲，老人选择公共汽车出行会更多，沪语公交线路也许会越来越多。你要从视觉上证实这个趋势比较困难，必须具有大量的样本。但从听觉入手，只需要提供一个声音。”
营造声景
人们对声音会有好恶的感触。李国棋所做的声音意识调查里，总共1178种声音，人们对其中378种表示出了喜爱之情，这包括了大部分如水流、鸟鸣、波涛之类的自然声。“可以说是这占总数32%的好声音支撑了我们的生活。”李国棋说。2004年，李国棋在博士论文中首次将声景研究和设计的概念介绍到国内。人类可以听到的一切构成声觉景观。对于声音环境，除了“被动”聆听，也应该“主动”设计，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听觉氛围。
在西方国家，水声因为能够让人联想到田野自然，同时具有一种“掩蔽效应”而经常在城市中使用。英国“钢都”谢菲尔德的火车站外嘈杂无序，设计者用一道不锈钢墙将噪声区和火车站隔离，并在广场上建造一处喷泉，这一下成为进出谢菲尔德市的人们难以忘怀的视听风景；美国曼哈顿寸土寸金，街心公园旁边就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与往来不息的车流，通过人造瀑布的搭建，走进公园的人顿时置身于一个与外隔绝的小环境。
英国谢菲尔德市火车站外的不锈钢墙和喷泉
“遗憾的是，在中国，水基本只作为视觉元素来运用，设计者缺乏声景的观念。偶尔效果不错，却是无心为之的结果。”燕翔说。事实上，在中国古典园林的营建体系里，声景一直是门重要的学问。常见的自然声景观就有“雨打芭蕉”“风过松林”“坐观瀑布”“植柳邀蝉”；活动声景观更加多元：苏州拙政园中有卅六鸳鸯馆可听昆曲，网师园中有琴室能闻琴声，藕园中有“听橹楼”专为感受桨声阵阵。“不知何时起，这样的‘声景’传统便失落掉了。”
一次难能可贵的声景营造尝试是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个专为北京奥运会召开而建设的最大型的市内公园，在设计之初有着一套详尽的声景规划方案。那么应用结果如何呢？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声学研究所的孟子厚教授当年曾经参与方案讨论。他告诉我，声景设计有个原则叫“巧妙利用自然声，适当添置人为声”，要以“道法自然”为主。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则是本末倒置了。“一进门就是一个瀑布，发出与之不相匹配的巨大轰鸣，原来是安置了发出瀑布声响的音箱。更不用说那些透过扬声器发出的呆板蛙鸣和鸟叫。”
在北京的许多公园，声景都依靠喇叭放音乐的形式来建立，音画不对位是常事。孟子厚记得有年秋天去游览圆明园，在大水法的废墟附近明明可以发思古之幽情，耳边却传来一曲欢快激昂的山东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
从声景的角度看，物质文化遗产保存要扩展到更大的范围。颐和园管理处在上世纪90年代联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复建了苏州街上缺失的建筑。乾隆下江南时，因留恋苏州热闹的街市铺面和物产风俗，命画师绘具图式，将其仿建在自己的皇家苑囿内，后来苏州街被英法联军的大火焚毁。如今看来，苏州街处于并不协调的声音环境内——墙外就是车水马龙的颐和园路，五环主路也近在咫尺，清代江南市井的繁华之声淹没在21世纪交通工具的噪音里。
现代城市的交通系统制造了持续不断的背景噪音
寺院古刹的保护又是一例。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的张东旭博士专门研究过汉传佛教的寺院声景。他发现在寺院所有的人为声响里，敲钟声最受到青睐。他特地去观摩辽宁千山龙泉寺每日晨钟暮鼓的仪式，描述说：“一面敲，一面诵经，同时掌握节奏，颇能显现住持者的个人魅力；早晨是先钟后鼓，钟声未绝，鼓声就起，傍晚则相反。钟鼓交替，声响回荡，不绝如缕。”不过，能完整保留下钟声的寺庙已经越来越少。“像是位于市内的沈阳慈恩寺因为扰民缘故，取消了钟声；同样的原因，开封相国寺将钟鼓都挪到一层大殿里来敲，声音只局限于寺庙周边。”
与之相反，另外一个位于北京郊区西山的龙泉寺，僧人们希望钟声能波及更远的信众，于是找到了燕翔，希望他能够从声学角度帮助完成一口新钟的设计。“我无能为力，”燕翔说，“寺庙前方一片度假中心的高楼挡住了钟声的传播。唯一的办法，就是造一口巨钟。这样成本庞大，敲钟者还可能被震晕。”
翻阅地方志，张东旭总结出中国古代至少有26个地区曾经以钟声作为地方特色景观，地域涵盖全国大江南北：龙华晚钟，雁塔晨钟，皇寺鸣钟，远梵霄钟……不远的未来，它们仅仅就是停留在纸上的文字了。
远离噪声
在燕翔位于清华大学主楼的办公室里，我们一度停止了对话。“这是一个安静的环境吗？”燕翔问道。仔细倾听，室内的空调发出嗡嗡的响声，窗外的园丁正在用水管浇灌着草皮，机动车混杂着自行车不断从楼前的主干道经过。“这大概有45分贝左右的音量。”燕翔说。按照国内的《环境噪声标准》，以居住、文教为主的区域，白天噪声标准为55分贝，夜间为45分贝，我们属于正常值之内。而如果按照美国纽约《噪音防止法》的规定，在距离居民楼1米处进行测量，所有噪音超过45分贝的声源都被禁止使用，我们已经处于一种过度的噪声环境里——在“大声之国”，人们拥有对环境噪音更强的耐受性。
噪音具有一种主观性，最直接的定义就是“乐音以外的一切声音”都为噪音。现代城市的交通系统是我们生活里一种持续不断的背景噪音。北京犹如“摊煎饼”一样，从二环向六环不断扩张，每一圈环路上都有噪音形成的不同音景。“二环上基本都是小轿车，白天处于缓行和蠕动状态，车速不快又禁止鸣笛，因此是一种沉闷的声响；形成反差的是六环，大型和超大型货车喘着粗气前行，那种声音，像个永不停息的工地。”孟子厚这样形容。
人们普遍没有注意过夜晚的环路。根据音乐人颜峻测量，北四环的汽车会以90分贝的音量驶入夜色，当那些运载着钢筋和水泥的汽车快速轧过路面，40～50分贝的声音会撞击着居民楼的玻璃，如果离得再近，就是70分贝——大概是3米外一个吸尘器给你的声音强度。
在城市中栖息的动物因此会改变习性。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史蒂芬·康纳观察到，城市中的鸟类需要提高音量才能和同类交流，这样导致它们的鸣叫比正常要大。如果把它们放归到乡村，会面临生存难题，因为它们太过于吵闹。
人们于是对于安静有一种渴望，仿佛是田园牧歌般的乡愁，向往回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零分贝：寻找绝对安静》的作者乔治·福埃为了找寻安静，先后探访了巴黎的地下墓穴、乡间修道院，最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奥菲尔德实验室找到了一种并不舒适的宁静。那里的安静级别达到了负9分贝，人们进去之后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心跳声、肠胃咕噜声。“最终自己会成为噪音来源，唯一的寂静只有死亡了。”在这间屋子里，人们最高停留的时间是45分钟，“那种安静逐渐让人迷失方向”。
怀着对安静状态的好奇心，燕翔说服学校投资建设了零分贝实验室。他告诉我，零分贝是人类可以感知到声音的最低限度，而这个实验室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有通风设施，也恒温恒湿，适宜人们在里面生活，从而进行实验观察。“奥菲尔德实验室让人觉得难受是因为憋屈，并不是安静本身会让人无法忍受。那完全是一个测试产品性能的空间。”
清华大学教授燕翔在全中国最安静的地方——零分贝实验室（摄影：黄宇）
这个其貌不扬的砖红色六角形建筑，就是全中国最安静的地方。它采用了“房中房”的嵌套结构，底部六角装有减震弹簧，外层墙壁是厚重的钢筋混凝土砖墙，内层是轻质隔音墙体。在最脆弱的窗户部分，安装了一种德国工艺的16层玻璃。冷风从墙壁下方的隔扇里均匀送出，轻微得让人没有感觉。
燕翔在这里进行了“安静一日”的实验，邀请不同年龄的志愿者在里面工作和休息。“刚刚进入时，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耳鸣，年龄大的人要长一些，也有极个别人耳鸣从头持续到尾，但大多数人在20分钟后开始享受寂静。”实验对象们纷纷表示，在里面工作的效率都提高了。他们会觉得时间飞速流逝。“‘怎么才进去就吃饭了？’这是因为注意力太过集中。”午睡的人在里面休息时，深度睡眠的时间达到了20～30分钟。“过去认为午睡时没有深度睡眠，是因为白天休息褪黑素分泌减少的缘故。其实还是白天不如夜晚安静。普通人夜晚8小时的睡眠里，有40分钟的深度睡眠就很不错了。”
燕翔从零分贝实验室得出的结果是安静对人百利而无一害，“只可惜除了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人们无法获得安静”。燕翔日常工作的重要一块是帮助人们解决噪音问题。“都是补救性质的。冲突到一定程度无法处理，然后请我来想办法治理。可是为什么不能提前预防呢？”曾经全国各地流行一阵来制作噪音地图，后来就没继续下去。“噪音地图相当于是一种对于噪音的预测，一个潜在的工程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噪音影响，在规划阶段就避免矛盾。”他提到的一个例子是首都机场第三条跑道飞机起降过程中，对于附近樱花园小区造成的噪声干扰。“3号航站楼是先规划的，之后才规划建设的小区。倘若一开始就考虑到噪音波及范围，就不会在附近建设居民区了。”“噪音地图”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是一个“刹车”，而不是“油门”，所以注定它成为一纸空谈。
至于自己从事这个和声音相关的小众而有趣的职业，燕翔只感叹生不逢时。“我本来应该是个艺术家来创造美好声音的，现在怎么成了个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