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net

汉斯·纳马思，《Painting ‘One'. Jackson Pollock – Lee Krasner》，1950

1951年，汉斯·纳马思（Hans Namuth）第一次发布了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在工作中的照片。这些照片的本意是记录下这位著名画家的创作过程。然而，当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这些照片时，却发现了另一些东西。

在日本，吉原治良（Jirō Yoshihara）和“具体派”的其他成员认为这些照片昭示着一种新型的“表演绘画”——创作过程本身与最终完成的作品同等重要。在美国，阿伦·卡普洛（Allan Kaprow）也感受到了这一昭示：他会把“偶发艺术之教父”的桂冠献给波洛克。

忽然之间，艺术开始调转方向，原本屈居末流的创作方式，一夜之间平地青云，成为了焦点。艺术史有时就是这么发生的。

一位男子正在用手机记录卡拉·沃克安放在多米诺糖厂中的其中一座雕塑作品，图片：Ben Davis

2014年夏天，在参观卡拉·沃克（Kara Walker）的“微妙之处，或妙不可言的甜心宝贝”（A Subtlety: or the Marvelous Sugar Baby）时，我遭遇了类似的时刻。在废弃多时的多米诺糖厂中，她安置了一座全部由糖制成的超大斯芬克斯雕像，雄踞着巨大空间的一侧，通向它的甬道上则星星点点地矗立着一些由黄糖制成的真人大小的男孩，在闷热的空气中渐渐融化，象征着尚未完全消解的剥削和种族主义。

让我倒吸一口冷气的，并不是眼前这些雕塑，而是围观的观众。每个人（包括我在内）都簇拥着挤在空间中，只为把手机伸进人群，拍到一张满意的照片。无一例外。

在展览进行当中，关于这一“微妙之处”的争议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游客在Instagram上传了一些有伤风雅的自拍照，比如以借位摆拍来佯装舔舐斯芬克斯的私处、托挤她的乳房，或者摆出其他下流姿势。

虽然不幸，但是这些冒犯行为的涌现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用手中的手机与艺术作品产生互动才是唯一的主题。（后来沃克自己索性把这一面向融合进了作品当中，以观众与雕塑作品的互动为角度制作了一部纪录片。）

这时的我突然灵光一现，顿悟了那些波洛克作画的照片对于吉原治良和卡普洛的意义所在。艺术体验的核心所在显然已经转移到了他处。

实际上，我发现，如今的每一个艺术展览，无论是高端到探讨后互联网时代数据传输，还是什么哈德逊河派绘画，对于一大部分观众而言，不过是一场多媒体的感官体验，因为以手机进行互动，已经成为了现代人观看世界的主要方式。

***

《经济学人》前不久把手机重新定义为“真正的个人电脑”，而且是“划时代的决定性科技”。靠着它，科技巨头们都已经富可敌国了。因此，这股风也注定将吹进博物馆的世界。

“数码是万物的维度”是泰特博物馆在2013年使用过的一句箴言。如果你还没在身边的美术馆感受到这一趋势，没关系，就快了。显然，智能手机和艺术之间的张力/融合即将在不远的未来成为压倒性的议题。

2015年3月中旬，《纽约时报》在短短两天内刊登了两篇主题相同的文章。艺评人霍兰·科特（Holland Cotte）的文章《为了与艺术更亲密的交流，远离数码的嗡嗡之音》（Tuning Out Digital Buzz, for an Intimate Communion With Art）略显担忧，直指那些“和艺术玩自拍”（#artselfies）的行为正在慢慢侵蚀人们与艺术作品间的良性互动。记者迈克尔·坎奈尔（Michael Cannell）在另一篇文章《千禧年过后，美术馆博物馆为了增加参观人数纷纷投向科技的怀抱》（Museums Turn to Technology to Boost Attendance by Millennials）中的论调显得积极一些，他叙述了新兴的科技公司如何利用智能手机，帮博物馆吸引到数以千计的参观者。

对此，我抱持中立态度。

一方面，我们必须要严肃地看待博物馆所面临的长期危机——参观人数的递减。博物馆的核心，是在数码时代倡导传统的视觉文化，因此“要么适应，要么关门”。

尽管在博物馆里玩手机于己于人都很“出戏”，却昭示了长久以来我们所心照不宣的真相：“与大师交流”的老派想法，早已经不是吸引人们参观美术馆的原因了；如今的博物馆是一个实打实的社交场所——约对象、约亲朋、约约约。

另一方面，我也同意霍兰·科特的观点，当我们透过手机镜头“参观”博物馆时，有些东西可能已经佚失，比如感知力。“智能小工具文化”（gadget culture）一定会迫使你的观看方式变得心烦意乱，只关注新奇的事物，对物质性不屑一顾，因为它早被消费性科技（consumer-tech）淘汰了。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馆藏墙”，参观民众可以使用iPads来设计自己的导览，图片来源：New York Times

以上这些观点，听上去似乎都对艺术不利。有人可能会合理地担忧，随着公众的“智能小工具”瘾得到满足，可能会加快博物馆被大浪淘沙的可能性。曾经吸引人们参观博物馆的科技小花招——比如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备受追捧的“馆藏墙”（Collection Wall），曾被誉为“美国境内最大的一块多点触摸屏”——让人记忆犹新的理由，大概也不是因为艺术作品本身。

又一次喧宾夺主。

艺术作品在不牺牲自身独特韵律的条件下，跟上移动思维的脚步，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任务。事实上，比起对智能手机文化的迷恋，有一件事更加迫在眉睫，那就是对智能手机文化的担忧——已经有一大批人开始表达无聊的需求和放空的权力。

博物馆真的应该进入这场讨论的中心。艺术史学家詹妮弗·L·罗伯茨（Jennifer L. Roberts）在她的一篇文章《耐心的力量》（The Power of Patience）中写道，她曾经让学生们盯着博物馆内的一幅画观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仅仅是去领悟艺术本身，而是因为她认为，以教学的眼光看来，“减速、耐心和全身心的关注”在当下具有独特的意义。

“所有来自外部的压力，无论是来自社交还是科技，都迫使学生在即时、速度和自发性上走得越来越远——从而错过了其他的机会”，她这样写道。在她看来，绘画，可能通向另外一种“时间体验”。

这也不无可能，以一种吊诡的眼光看来，美术馆虽然不能成为数码时代的弄潮儿，但是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还行得通。不妨在你的日历上标出“慵懒的艺术日”吧。

无论如何，至少现在我们了解，参观者们用不用以及怎么用他们的智能装备和艺术互动，已经成为了欣赏艺术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就像灯光和作品标签一样，值得我们深思熟虑。

实际上，这件事在当下已经开始变得比其他一切更加重要。

***

汉斯·纳马思的照片曾经改变了人们观看波洛克艺术的方式。这些照片甚至让他名留青史。而波洛克本人却痛恨它们；他认为，这些照片让他的无意识创作变成了一场表演；它们让他感到不真实。在一些记述中，正是这种自信导致了他的死亡。

换句话说，它们曾经是福音，也是噩梦，帮助他开启了艺术之门，也剥夺了创作的动力。

有时，这就是艺术史的真谛。

时至今日，纳马思的大批模仿者仍然围绕在艺术旁——无论智能手机最终将拯救艺术，还是从源头上杀死它——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文：Ben Davis，译：徐丹羽，编辑、校对：品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