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葛霈来不了博客

在先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流传着一个老笑话。它说的是，一个德国劳工在西伯利亚觅得一份工作。他知道，从那里写信回国，必定无法绕过审查官的法眼，于是与朋友约定：“我们建立一套密码：如果我写给你的信是用普通蓝墨水写的，那我信上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如果是用红墨水写的，那就是假的。”一个月后，朋友收到了他的第一封来信。信是用蓝墨水写的：“这里的一切都奇妙无比：商品琳琅满目，食品极其丰富，公寓不仅宽敞，暖气也很充足，电影院里放映的全是西方大片，还有很多漂亮女孩，可与她们眉来眼去。只有一样不好——红墨水缺货。”笑话的结构比初看上去要精致得多：尽管无法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告诉朋友他信上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但他还是成功地传达了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他把先前提到的密码的事情编入了加密信息自身，使先前提到的密码成了加密信息的一个因素。当然，这是标准的自我指涉问题：虽然来信是用蓝墨水写的，它的全部内容都是真的吗？答案是，信里提到了红墨水缺货，这等于告诉收信人，这封信本来是要用红墨水写的。这个笑话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提到了红墨水缺货，具有了揭穿真相的功效，而这样的功效是不依赖于它的字面之真的：即使买得到红墨水，也可以谎称买不到；在这种特殊的审查制度下，这是传达真实信息的唯一有效方式。

这岂不为切实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样本？这里的意识形态不仅指“极权主义”审查体制下的意识形态，而且或许更应包括更为优雅的自由主义审查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开始时我们都会同意，我们拥有自己渴望拥有的全部自由，然后再加一句：就是没有“红墨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缺乏那种语言，无法用它表达我们的不自由。没有红墨水，这意味着，今天我们用来命名眼前冲突的术语，包括“反恐战争”、“民主和自由”和“人权”等都是假的，都模糊了我们对形势的感知，而不是让我们对之慎思明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享有“自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之掩饰和维系我们更深的不自由。一百年前，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神学家。曾创作推理小说，著名的“布朗神父”即出自他的笔下）指出，接受僵化的教条是（要求获取）现实自由的前提。他说这话时，显然敏感地觉察到，在思想自由这一原则下面，隐藏着反民主的潜能：

我们可以泛泛地说，自由思想是用来抵抗现实自由的最佳保障。设法以现代方式解放奴隶的心灵，是阻止解放奴隶的最佳方式。只要启发奴隶在“究竟要不要获得自由”这一问题上忧心忡忡，他就永远不会使自己获得自由。

这话岂不特别适用于我们这个所谓“后现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破坏、怀疑和疏远自己的自由。我们不应该忘记，切斯特顿在此提出的主张与康德在《何谓启蒙？》中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康德说：“你喜欢怎么思考就怎么思考，你喜欢怎么自由地思考就怎么自由地思考，但要服从！”如果说两人有何不同，这不同就表现在，切斯特顿说得更具体，点出了康德的推论下面隐藏的悖论：思想自由不仅不会动摇现存的奴隶制度半根毫毛，还会为这种制度添砖加瓦。“不要思考，服从！”康德反对这句古老的格言，因为这句格言产生的效果适得其反：它有力地促生了反抗。只有通过思想自由，才能维护奴隶制度。切斯特顿赞成上述格言的对立面：对自由的争取，离不开对某种无可置疑的教条的接受。他这样说，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好莱坞的神经喜剧常有经典的对白。比如一位女孩问她的男友：“你想不想娶我？”“不想！”“不要躲躲闪闪了！爽快回答我！”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对话遵循的逻辑是正确的：对于这个女孩来说，唯一可以接受的正确答案就是“想”。除此之外的所有答案，包括那句直来直去的“不想”，都是地地道道的心口不一。当然，这逻辑还与被迫选择遵循的逻辑毫无差异：你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但前提是，你必须做正确的选择。牧师在与疑心重重的世俗之人论战时，依赖的不是同样的悖论吗？“你相信上帝存在吗？”“不相信。”“不要躲躲闪闪了！爽快回答我！”在这位牧师看来，唯一直来直去的答案就是肯定自己相信上帝的存在：无神论者远远没有站在与牧师对称的清晰立场上，因此，无神论者说他不信神，那只是躲避与神相遇而已。今天说到“要民主制度还是要原教旨主义”，还不是一回事？面对这样的选择，选择“原教旨主义”是绝对不可能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把这种选择强加于我们时，它这样做时期待的答案不是“原教旨主义”，而是民主制度：仿佛能够取代“原教旨主义”的，只有自由的议会民主这种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