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豆瓣网“齐泽克研究小站”

白轻 译

好莱坞向美国权力的献礼：评《刺杀本拉登》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关于《刺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对政府特工为了抓住并杀死本•拉登而采取的刑讯手段的描述，卡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在一封致《洛杉矶时报》（LA Times）的信中是这样辩护的：

“我们那些在艺术领域工作的人都知道描述并不是认可。如果是的话，那么，就没有一位艺术家能够描绘非人的实践，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够为之书写，更没有一个电影制作者可以挖掘我们时代的棘手的主题了。”

真地吗？我们无需成为一个道德家，或天真地认为反恐斗争迫在眉睫，思考对一个人的折磨本身就是某种令人极其震惊的事情，以至于对它做中立的描述——也就是把这个令人震惊的维度中性化——就已经是一种认可了。

想象一部纪录片以一种冷酷的、无动于衷的手法，将大屠杀描绘成一种大型的工业-后勤运作，聚焦于大屠杀所涉及的技术问题（运输，尸体的处理，防止将被送往毒气室的囚徒中间产生恐慌）。这样一部电影既没有代表一种对其话题的极度不道德的迷恋，也不会指望其风格的淫荡的中性化会在观众中间引起惊慌和恐惧。就此，毕格罗在哪？

毫无疑问，她支持刑讯的正常化。当玛雅，电影的女主角，第一次目睹水刑的时候，她还有点震惊，但她很快学会了诀窍；随后，她冷酷地威胁一个高层的阿拉伯犯人：“如果你不说，我们会把你送到以色列。”他对本•拉登的狂热追求促成了对日常的道德谴责的中性化。更加不祥的是她的搭档，一个年轻的、长着胡子的CIA特工完美地掌握了当受害者崩溃之时，从刑讯迅速地转向友善（给他点香烟并一起开玩笑）的艺术。在他随后从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刑讯者转变成一个衣冠楚楚的华盛顿官僚的过程中，有着某种更令人不安的东西。这就是最纯粹、最有效的正常化——是有一点的不安，但更多的是对伤害之敏锐感的不安，而不是道德的不安，何况工作总要完成。这种对作为刑讯（主要）代价的刑讯者之伤害敏锐感的意识确保了电影不是廉价的右翼宣传：它描述了心理情结，这样自由主义者就可以毫无罪感地享受影片。这就是为什么，《刺杀本拉登》要比《24小时》（24）更糟：至少在电视剧的结尾，杰克•鲍尔还有过情绪失控。

关于水刑是不是一种刑讯的争论应该被抛弃为一种明显的废话：如果不是通过制造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水刑为什么会让顽固的恐怖分子嫌疑犯开口？用“强化了的审讯技术”取代“刑讯”是政治正确逻辑的一种延伸：当语言发生改变的时候，国家实施的野蛮暴力就变得可以公开地接受了。

对电影的最最淫荡的辩护是宣称毕格罗拒绝廉价的道德主义并冷静地呈现了反恐斗争的现实，提出了艰难的问题，并因此迫使我们思考（还有某些批评家补充的，她“解构”了女性的陈腔滥调——玛雅没有展示任何的多愁善感，她是坚强的，像男人一样致力于自身的使命）。但关于刑讯，我们不应该“思考”。一种同强奸的比较在此自动突显了：如果一部电影要用同样中立的方式展示一次强奸，宣称我们应该避免廉价的道德主义并开始思考强奸的全部复杂性，那会怎样？我们的内心告诉我们，这里存在着某种可怕的错误；我想要生活在一个强奸无论如何不可接受的社会里，这样任何一个赞同强奸的人都显得像一个古怪的白痴，而不是生活在一个我们不得不反对强奸的社会里。刑讯也是如此：道德进步的一个标志是这样的事实，即刑讯被人们“教条式地”当作可恶的东西，无需任何论证地拒斥掉。

那么，“现实主义”的论证又如何：刑讯总已经存在，所以，至少公开地谈论它不是更好吗？这恰恰是个问题。如果刑讯总在持续，为什么那些当权者现在才公开地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答案：为了把它正常化，拉低我们的道德下限。

刑讯拯救生命吗？或许，但无疑它失去了灵魂——而最淫荡的辩护是说，一个真正的英雄乐于放弃自己的灵魂来拯救他或她的同胞。《刺杀本拉登》对刑讯的正常化是我们正在逐渐逼近的道德真空的一个标志。如对此还有任何的疑问，试着想象一下20年前一部好莱坞大片用同样的方式来描绘刑讯。那是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