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新网文化频道

文：李大卫

如今，美学的等级制度早已消解，不同元素已不再有雅俗之分。而真正的高下之分，则表现在不同文化的发言权上。而这就是软实力 

 
阿斯彭思想节很像个文化超市，不同专业的讨论在校园内的诸多场馆同时进行。图为中国《天南》杂志欧宁。 
  

对思想多些好奇

　　今年的思想节期间，每回走过阿斯彭学院的校园，会看到沿路竖着很多标语牌，上面印着简短的名人名言——“教育的最大困难，在于获得观念之外的体验。”（桑塔·亚娜）“民主的要义，不仅表现于大量的新鲜语汇，更在于那些语汇表达的观念。”（托克维尔）“大胆的想法就像前进的棋子，它们可能被吃掉，但也可能就此奠定胜局。”（歌德）“被远逊于你的人统治，是对你拒绝参政的惩罚。”（柏拉图）“对人事少些好奇，对思想多些好奇。”（居里夫人）大量格言警句汇聚出一种氛围，好像30年前中国开始思想解放时的大学校园，在今天的美国复活了。

　　创立于2005年的阿斯彭思想节，是一个全球意见领袖的年度集会。很多人把它看为美国版的达沃斯。这种看法，一方面来自政商两界精英的大量参与——我和同人倪伟峰在阿斯彭机场降落后，看到停机坪上排列着数不清的私人飞机，不是湾流就是庞巴迪；另一方面，这次活动的举办地点也是一处滑雪度假地，有些圣-莫里茨那种瑞士山城的感觉。这是一个人口六千出头的小镇，19世纪时靠开采银矿获得繁荣。时至20世纪，随着采矿业逐渐衰落，它又靠开发滑雪度假村和举办文化活动，再度兴旺起来。去工业化城镇的产业升级，一般离不了美景和文化。今天，这里早已高度上流化，中心商业区的精品店和高端餐馆鳞次栉比。阿斯彭（Aspen）这个地名，则来自本地随处可见的白杨；树干上的结疤，形状好像凝视远方的一只只眼睛，很有些中国朦胧诗的情调。

　　这里要说的思想节，由这座白杨小镇上的阿斯彭学院联合《大西洋月刊》主办。该学院成立于1950年，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国际组织，由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会资助，致力于针对当下问题，展开非党派、非意识形态对话，重估传统价值，培育开明的领袖人物。其创始人佩普契是芝加哥的一位企业家。据说他的思想深受参与主编《西方巨著》丛书的芝大教授阿德勒影响。战后，他把一位包豪斯的建筑师请到阿斯彭设计了学院。60年来，这里一直是美国及各国各界的精英人物探讨思想、研究所面临挑战的地方。

　　今年思想节的焦点是中国，而且作为中美文化论坛的延续，文化问题成为关注重点。在开幕当天的讨论会上，中国对外友协主任李晓林一再强调文化交流对于发展中美友谊的重要性。随后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发言说，她接触过很多不同年龄的中国人，听他们谈论自己对美国的兴趣，最后发现，好莱坞大概是惟一覆盖所有职业和年龄段的一个话题。

　　但总的印象，则是大家都在谈论危机。草草浏览一下议程，满眼都是“我们健康得起吗？”“我们能够解决债务危机吗？”“美国梦的安魂曲？”这样一类议题。毕竟，我们正在身处一个危机环伺的时代。对于深处危机中心的美国，除了经济问题，还面临传统价值问题，也就是所谓“软实力”的危机。最近《大西洋月刊》的一次调查表明，15%的美国人赞成美国向他国推广其价值；31%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价值；而高达51%的大多数则倾向孤立主义，既反对美国输出价值，也反对引进外来价值。

　　至于危机的解决，与会者描绘出这样一幅整体图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要在全球背景下解决，而经济、社会层面的危机，可通过科技和文化的创新得到解决。这和我们熟悉的文化艺术负责提出问题、科学技术负责解决问题的说法不大一样，像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艺术思想的回响。至于政府能做什么，这里有个说法，即问题不是被“解决”，而是被“管理”。而这背后，既有玩世不恭的权宜之计，也有对于自由空间的尊重。

　　6月27日下午，阿斯彭学院院长伊萨克森在思想节开幕式上，呼吁回归作为美国立国基石的平衡原则——不是认为真理必执两端而守其中的妥协，而是将彼此对立的价值，纳入一个足以促进社会进步的正确布局。他引用托克维尔的话，“美国文化的两极，是具有个人主义和协同合作；它们貌似冲突，但实则不然。”在我们的文化现实中，这种带有宏大叙事嫌疑的说法，难免激发很多人的犬儒式怀疑，但承认差异，却是当今开明人士无须争论的共识。

Big Idea：思想，还是主意或点子

　　整个思想节很像个文化超市，不同专业的讨论在校园内的诸多场馆同时进行。不同背景和兴趣的人各取所需，随意shopping。简朴的开幕仪式上，除了伊萨克森院长，还有几十位发言人，每人用两分钟时间，简述自己的“大想法”（Big Idea）。

　　这不是一个学术性活动，很少讨论纯粹的智性问题，参与者大多有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对于当下面临的问题也都具有直接而强烈的现实感。他们开出的药方，至少在他们致力的职业范围内，取得过疗效。所以，这个idea应该叫做“思想”还是“主意”或“点子”，我很吃不准。

　　环保活动家珍妮·肖谈到了艺术的社会功能。她认为我们需要一种道德想象力，而艺术正是发展这种想象力的手段，因为艺术可以使人对他人的境遇设身处地。问题是，目前的教育体系对人文内容的削减日益严重。对别人的故事感同身受不仅是一个同情心的问题，它还关系到社群意识的培养。这就是善意。这种传统上通过宗教涵育的美德，也可以由艺术在人之间投射。

　　美国公共广播主持人里斯达尔说：“政治上的冒险是一种美德。不是均衡，不是和谐，而是政治上承担风险，才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然而我们忘记了它在民主政治中的含义，即为了全体人的福祉，而不是个人所得。”

　　CNN晚间国际新闻主持人哈拉·葛拉尼的看法，或许会让我们的微博控不高兴：“全民新闻已经成为汇集信息的重要方式。年轻人没有新闻采编的训练，他们甚至缺少消化新闻的训练，不会判断一条新闻是否预设了党派立场。我的想法是在高中设置新闻基础课程。”

　　尼日利亚的记者奥罗杰德（第一位出生于非洲的普利策奖得主）的发言也很反潮流：“我来自世界上的一个动荡地区。苦难的经历说明，当很多目不识丁，而且要为基本生计苦苦挣扎的穷人还不了解何为国家，民主就是装孙子。所以我们得另想办法。在一个社会里，总是有人先于其他人做好了准备。我想不出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是否应该从一开始就实行普遍选举制。只是我还琢磨不出来，究竟应该用什么做标准，决定投票资格。”

　　这些来自不同的国家和职业的发言者当中，有一个Geek模样的年轻人，不动声色地建议在座各位留意一下自己手上的智能终端。他说，每一个移动终端都由无数零部件组装而成。希望各位注意一下，那些零部件都是在哪里生产的，怎样生产的。我打开名单一查，发现他居然是苹果公司负责生产的经理。这让我有点儿吃惊。

　　与会的艺术界人士也都来自强调实践能力的领域，而且对公共事务普遍采取积极介入的态度。在一个小型讨论会上，荷兰作曲家梅林·特瓦夫霍芬，和出生于巴勒斯坦的社交舞专家皮埃尔·杜兰，向听众讲起一些难以置信的故事。他们各自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地区，为双方儿童提供学习音乐和舞蹈的机会，通过接触对方的音乐、语言、身体，熟悉对方，视对方为平等的同类，最终消除彼此的敌意。

　　伊丽莎白·迪勒。这是思想节上我最想见到的人之一。对于常在纽约停留的人来说，只要略有闲心，都会常去她的事务所设计的High Line走走逛逛。这是一段新开发的狭长悬空公园，由一段废弃多年的高架铁道改建而成，纵贯曼哈顿西侧，画廊林立的切尔西区。这里铁轨和枕木之间，则长满貌似野生的花草，从金光菊到薰衣草，把时间倒叙回黑白片般的工业时代。这座公园的成功，引发全球很多城市效仿，包括中国的深圳。会上，迪勒展示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各种可能性，尤其是如何让陈腐呆滞、设计拙劣的现存建筑物重新焕发活力。High Line只是一个较为通俗的例子。

　　眼下，她的事务所正对华盛顿的赫什霍恩美术馆进行改造。像其他隶属于史密斯学院的博物馆一样，这座用于展示当代艺术的美术馆地处首都广场。这个地方被视为美国民主的象征，很多重大事件，包括马丁·路德·金的著名讲演，都发生在这里。由于位居政治要津，周边的建筑物大多采用仿古式样，几无例外地托着一个罗马万神殿式的圆顶，呆板做作到了滑稽的程度。赫什霍恩美术馆虽然采用现代风格，但也承袭了壁垒森严的碉楼造型，彻底违背了民主精神，由于外圆中空，常被戏称为“甜甜圈”。迪勒的改造计划，是把一个巨大的硅胶气囊，填充到这座建筑的中庭，顶部的突起部分，像避孕套的前端突入半空，即是对于古典圆顶的戏仿式恶搞，也是对当前美国政治气氛的讽刺。不论引起多少争议，需要多高造价，这座建筑本身将给城市的中心地区带来活力，至少吸引到公众的眼球。

　　她说：“我们正处于一种快速变化的文化，然而建筑却是固体的，位置恒定的。你必须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几十年后的效果。”那天与她同台的，是中国艺术界的文艺复兴式人物，主编《天南》的欧宁。他来自一个缺少公共空间的文化，于是着手创造。他用幻灯片展示了自己策划的深圳香港双城建筑双年展；在那次活动中，他非常成功地诱导市民重新定义市民广场的功能，用各种离奇的创意使用那里的设施。

　　我曾问迪勒，在一个城市景观瞬息万变、一切建筑都是临时性的社会，比如中国，一个建筑师不应该做什么。她说：“也许不是建筑师不该做什么，而是城市规划者不该做什么。”当我透露自己也是一个High Line热爱者时，她一脸绝望地问：“为什么你们都不恨我的设计？”这不是矫情作态。内行人都明白，真正伟大的作品，不会人见人爱。

把故事全部抵押到媒介中

　　今年的阿斯彭思想节最新鲜的部分，恰好来自几个中国面孔。他们大多年轻，文化上见过世面，很有那种savoir fair，不会背后议论某某身家如何、何处置产、权势资源达到几级，同时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比如，近年欧宁在笔记本上构建出一个纸上的理想乡村，自然状态中人们彼此协作、有机种植、居民来自网络征集，保持平等自主的社会关系。

　　欧宁来自乡村，大学时代才进入城市，后来游历于世界各地，文化乡愁渐渐浓厚，有了返回乡土的愿望。他向我谈起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城里人到农村落户极为困难。而且农民对于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已有了一套高度格式化的想象，只有使用高能耗机械，以及化肥、农药，才叫现代化。他认识一个有机农业专家，下乡推广新研发的种植技术，结果被当地人看做是不会种地的外行。后来他和一些朋友在徽州的碧山村，以“碧山共同体”的名义，开始了复兴农村的社会实验。但也必须承认，不管这项实验的初衷如何高尚，其参与者大体限于文艺圈人士，而且已经被当地政府视为旅游资源。

　　除此之外，这些年轻人全部能用英语和其他人充分交流。纪录片导演范立欣的英语好到接近完美。外语能力一直令很多国内文艺家纠结，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也以此为诟病中国作家的理由。当时我还为此辩驳说，不能把某人网球水平不济的原因归咎于不打高尔夫。现在我对自己当初的说法至少部分保留。说到底，外语不只是一种交流的途径，同时也为使用它的人提供了更为广角的文化视野。范立欣告诉我，和西方人交往的经历，极大丰富了他观察中国社会的方法。“假如18岁时我有机会跑到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和做法，都会大不一样。”

　　思想节期间，范立欣那部表现四川农民工家庭的《归途列车》引起了更多关注，尤其是春运期间广州车站人潮汹涌的镜头，震撼了所有观众。《大西洋月刊》主笔詹姆斯·法洛斯在自己的博客中说，虽然故事的内容早已再熟悉不过，但影片本身的力量还是超出了文字的形容能力，并让他联想到表现工业化进程的欧美经典小说，比如狄更斯、左拉、德莱塞等人的作品。

　　美国的文化产业，总是以高投入、大制作著称。今年与会的一位重量级艺术家，是戏剧导演朱莉·泰摩尔。即使不知道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对她执导的音乐剧《狮子王》也不会陌生。她的讲演主持人，恰好是当年的迪士尼公司CEO迈克尔·埃斯纳。当年埃斯纳邀请泰摩尔将动画片《狮子王》移植到百老汇舞台时，这位戏剧圈的前卫女才子曾报以不屑——“我的趣味和迪士尼不是一路。”

　　最终使她同意承接这个项目的，是叙事上的挑战性，因为那是一个完全由动物组成的世界，没有一个角色是人类。她要用欧洲的提线木偶手法，把操纵过程暴露出来，而不是隐藏在幕后。于是你只能通过故事本身打动观众，不用投影，不用特技。这就是“低技术”的美感，为剧场艺术所特有，是影视表现做不到的。曾有听众问她，是否愿意把她的作品移植到iPad这样的终端。她的回答非常机智——现在人们都是在低头看东西，而我要求他们抬起头来朝上朝前看。“对我来说，故事是最重要的，必须把故事全部抵押到我工作的媒介中。”最后她做出历史上票房最成功的剧目，并成为第一位获得托尼奖的音乐剧女导演。泰摩尔的所谓媒介，永远花样翻新。她告诉听众，自己的父母如何自由派，小小年纪，就让她飞到遥远的国家，去见识不同的文化。后来她接触到法国的哑剧和印尼爪哇的木偶戏，产生了强烈兴趣。包括后来事故频出的音乐剧《蜘蛛侠》中，她的人物处理也没有摆脱木偶剧的影响。

　　泰摩尔的讲演刚一结束，会场上突然响起一阵笙乐，中国音乐家吴彤缓步登台，然后是拉着小提琴的荷兰作曲家特瓦夫霍芬。这是学院艺术总监沃策尔为她献上一份意外的礼物，同时把场上气氛推向高潮。吴彤为西方所知，是在参加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后。这支乐团由不同国家的音乐家组成的乐队，使用的乐器大都来自丝路沿线各国，作品常带有混搭色彩，取各种文化中的风格为我所用，然后重新编码，形成了托拉斯式美学。

　　早在后现代风格兴盛之际，折中式的艺术方式已不鲜见。只是当时居于前卫的作者们，还会不时玩酷，表现一下对于传统权威的反讽态度。如今，美学的等级制度早已消解，不同元素已不再有雅俗之分。而真正的高下之分，则表现在不同文化的发言权上。而这就是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