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讯中国 作者: 申舶良

研讨会首日的主题为“栖身无人之境：自我历史化及主动寄生主义”，“自我历史化”是泽丹卡·鲍多维娜克（Zdenka Badovinac）通过其2006年策划的展览“被打断的历史”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前东欧地区艺术家的生存策略及艺术家作为档案保存者和历史学家的角色。策展人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的演讲“艺术家和机构——从机构批判到新机构主义模式”就当下全球文化经济结构剧变中需要怎样的“未来机构”设问，呈现中国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当代艺术基础设施相对薄弱，艺术图景具有自身的复杂性）艺术家“自我机构化”及对知识和资源组织提出新思考的自资机构和策展项目，涉及诸多历史细节和具体问题，基于她多年的研究和整理。在下午的圆桌讨论中，比利安娜亦谈及对1979至2009年的上海展览史的文献梳理和档案馆的建设工作计划。生活在上海的艺术家胡昀则以“为什么你不再爱我？”这一戏谑的展览主题（可视作上海对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疑问）起始，列举上海青年艺术家的各种自发实践，及其与李牧、陆平原联合发起的电子刊物《PDF》。 

刘鼎的演讲“伴随——我的创作和策展实践”讲述他作为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工作之间的关系：“我的创作中常常囊括了对其他创作者的工作的观察或运用，而我作为艺术家的工作仅仅是预见、想象和分享这些已存在的想法之间微弱或强烈的关联性，以及它们内在的复杂性，观看并认识我们潜意识中的经验、暗流和挥之不去的东西对于我们的影响……”。从艺术作品“刘鼎的商店”相异的展示形态营造的精神空间，到策展项目“小运动”以对话传播彼此的“温度”，以及本届深圳雕塑双年展“偶然的信息”对过去与当下资源的重访与处理，刘鼎认为自己的实践主要呈现自身目光所及的状态，以及自我的困惑之处——“我只是伴随着其他的东西出现……” 

来自越南胡志明市的艺术家Streitmatter-Tran和Le Tuong Vi的演讲“对寄生的两种理解”谈及他们VILE/RATS项目在Dia/Projects中的主要活动和兴趣，这种实践被看作一种寄生状态。此处，“寄生”可从两种角度加以理解：一种是一个实体从它的寄主处获得资源，另一种是两个实体之间发生平行的协商。从哲学、科学史、技术史、经济史等角度切入与融合也是他们的实践的重要特色。张培力就自己从独立艺术家到担任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主任（在艺术教育方面进行过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但也略受“被招安”的揶揄），如今又担任OCAT上海分馆执行馆长的经历谈及对艺术实践者从“主动对抗”到“主动寄生”的过程和意义的理解。我则对作为媒体人在艺术和社会复杂图景中的“参与性”和自己参与的实践进行分享。 

研讨会第二日的主题为“别样想象：艺术机构的猜想性构建”，就前述蔡影茜文中对机构“当代”职能的设问，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的“时间潜艇”理论使“艺术收藏”形成机构的文化资本核心和建构基础，以及其中投机性、短暂性和历史性的纠结进行讨论和回应。其中，西蒙·谢赫的演讲《什么是机构过程？》聚焦于机构过程（instituting）而非机构（institution）本身，提出机构并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是一个生产各种关系、理念、意识形态和想象的所在，具有最广阔的政治、哲学内涵，也是一个交流、生成和策动的场所。他进而引述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上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观点，将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想象的机构，并考察同时作为事实与神话的机构之可能与不可能之处，反思“新机构主义”的诸般现象。 

而后，王璜生和黄专两位美术馆馆长就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以主题演讲的形式作出回应。王璜生指出中国的美术馆与当代国际美术馆语境的错位，提出如何在当下有限的条件下将美术馆作为“有机体”来运营，及其自我生长和协调的可能性，并尖锐地指出美术馆免费运营带来的“大锅饭”效应，使美术馆更倾向于寻求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而无视社会互动，或许导致更加不健全的未来。黄专以“与策划为敌——一个艺术终结论的替代方案”结合汉斯·贝尔廷和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理论，探究从审美时代到“哲学授权”时代，再到如今的“策划授权”和“市场授权”的时代之理论来源，并讨论自身机构策略对策划制度的能动影响和研究的力量。 

在下午的圆桌讨论环节，蔡影茜简单介绍了她在时代美术馆的策展实践“一个（非）美术馆”，Cosmin Costinas分享了他担任香港Para/Site执行理事及策展人的联合策展实践“太平天国：可能遭遇的历史”和“仪式，思想，笔记，火花，摇摆和罢工。一个香港之春”等。丁颖茵则介绍了她参与的香港艺术小组“Wrong Place”针对香港当代艺术发展而涌现出的各种潮流、价值观、体制、话语权、关系网、观看及公众想象等话题进行的多样策展实验。 

研讨会第三日的主题与前述卢迎华文章《孤儿与媒介》关系密切，题为“从孤儿到中介：展览制作的无政府状态”。生活于荷兰的澳大利亚籍策展人Vivian Ziherl带来与阿姆斯特丹de Appel艺术中心及de Appel策展人项目总监Ann Demeester共同准备的演讲“策展的‘职业化’编码和‘所在性’”，以策展的“职业化”问题对前日“机构化”的主题进行回应和反思，并强调de Appel的独立策展教育实践与学院中的“学位式”策展教育实践的理念差异：将个人的趣味和主观性与理论知识置于同等的地位，由此强调策展的个人“所在性（locatedness）”，并将“所在性”问题置于欧洲当代艺术的复杂地缘、生态图景之中，探讨策展的责任问题。 

Anselm Franke是一位多产的国际策展人，也是将于今年9月举办的台北双年展的策展人。他的演讲“什么是对话性展览？”就当下多元化的政治、文化情境中“对话”发生的条件和框架设问。提出“对话性展览的核心存在于对人物和背景关系的延伸，通过这种延伸，被历史性地决定了的、裁定我们的想象空间的剧本将成为一种投射虚构，而其它的对话模式也因而可被想象。”他介绍了在纽约e-flux空间中策划的展览“万物有灵（Animism）”（可与本届卡塞尔文献展摆脱人类中心观的“物主义”视角相参照）与现代知识的构建，以及本届台北双年展和过去与历史进行想象性互动的策展构想，触及古神话中洞悉过去与未来的恶兽“梼杌”之能。 

生活在洛杉矶的华裔跨性别艺术家Wu Tsang在近年来的各大双年展中颇受关注，他的演讲以“殷勤好客：艺术和策展的待客之道”为题，借助德里达对“好客”的探讨，提出对“主人”角色的两种理解。一方面，他的工作模糊创作与策展之间的界限，邀请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空间（结合她在“酷儿”群体中的实践），另一方面，他也通过自己的行为作品，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其它寄生物、共生物和灵魂的载体。 

在下午的圆桌讨论环节，《艺术界（LEAP）》的执行主编林昱分享了自该刊创刊以来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同行和互动，一位观众就艺术媒体“缺乏批判性”的简单质疑引起全场对当代艺术媒体的角色和功能的讨论，林昱列举《艺术界（LEAP）》与艺术家的各种形式的合作，提出杂志亦可作为艺术家创作作品、策划项目、策动实践、发生交流的场所，不满足做信息的处理者，努力去做内容的生产者。艺术家龚剑介绍了他与蔡凯、李继开在武汉创立的“扬子江论坛”空间的实践，“扬子江论坛”之名对当地文革青年运动遗产或“文脉”的借用，“哈比比”、“夏建强的画”、“鎅”等展览，以及各种讲座和放映活动，都体现出与社会政治问题的同行，却也将这种触及保持在一种合乎个体力量和兴趣的限度，对解决泛政治、社会语境中的实践危机问题颇有启发，亦引发了对“地方性替代性空间实践”之兴起的讨论，林昱认为此类实践简单、直接、没有京沪“社交圈的痕迹”，颇得共鸣。 

在提问环节，来自北京的画廊经营者房方问及为何本次策展研讨会毫不提及画廊与策展实践的关系，引发一片笑声，却问得颇为犀利。在过去的市场异常繁荣期，策展人与画廊的合作颇受诟病，背负“商业共谋”的简单污名。既然画廊确是艺术体系中无法忽略的一环，我们是否也该在当下的新情境中重新思考画廊与策展实践的关系？或许de Appel在进行多年的策展教育项目后，于今年发起的画廊主教育项目可作为对这一问题的主动探索，本站将跟进。 

（“脚踏无地：变化中的策展”研讨会的现场发言及相关文本资料将由时代美术馆整理出版）

研讨会第1天“栖身无人之境：自我历史化及主动寄生主义”，蔡影茜主持

研讨会第1天“栖身无人之境：自我历史化及主动寄生主义”，卢迎华现场交流

研讨会第1天“栖身无人之境：自我历史化及主动寄生主义”，比利安娜·思瑞克的主题演讲“艺术家和机构——从机构批判到新机构主义模式”

研讨会第1天“栖身无人之境：自我历史化及主动寄生主义”，刘鼎的主题演讲“伴随——我的创作和策展实践”

研讨会第1天“栖身无人之境：自我历史化及主动寄生主义”，Richard Streitmatter-Tran和Le Tuong Vi的主题演讲“对寄生的两种理解”

研讨会第1天“栖身无人之境：自我历史化及主动寄生主义”活动现场

研讨会第1天下午圆桌讨论，胡昀发言

研讨会第1天下午圆桌讨论，张培力发言

研讨会第2天“别样想象：艺术机构的猜想性构建”，Simon Sheikh主题演讲“什么是机构过程？”

研讨会第2天下午圆桌讨论现场

研讨会第2天下午圆桌讨论，Cosmin Costinas发言

研讨会第2天下午圆桌讨论，丁颖茵发言

研讨会第3天“从孤儿到中介：展览制作的无政府状态”，Anselm Franke主题演讲“什么是对话性展览？”

研讨会第3天“从孤儿到中介：展览制作的无政府状态”，Wu Tsang主题演讲“殷勤好客：艺术和策展的待客之道”。

研讨会第3天下午圆桌讨论，林昱与龚剑

画廊经营者房方就策展与画廊之间的关系进行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