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北京的最初三四天，布卡尔都待在草场地准备展览。采访期间，他的助手拿来5000元人民币，说是作为这几天的生活费。他惊呼：“这么多钱！你要吗？我在草场地这么便宜的地方根本用不完。”不过，展览正式开始后，他就有时间到北京市中心去继续他手头的一个拍摄项目《我拍摄人群》（I Shot the Crowd）。这个项目始于一个法国摄影师团体TENDANCE FLOUE的邀请，他们总是作为团队去拍摄某一个主题的照片。布卡尔笑说他当初之所以接受邀请，是以为他们要他跟拍街上的女人，可惜实际上只是在世界各地的地铁站和市场入口处拍摄闯入镜头的人流。他为这组未完成的照片所写的笔记里，有这样一段话：“通过外表、衣服、肢体语言，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地区人们的差异和全球化的影响。”然而布卡尔坦言，虽然每一张照片上人们的表情各不相同，但把它们排列在一起时，它们并不能说明什么，也没什么逻辑。“不同人的组合，其实只是同类事物的重复而已，我暂时还没找到让它们看上去更有意思的方式。”布卡尔说，“我想，可能我需要的是这一张照片、那一张照片和另一张照片，独立的照片，而不是一堆照片。就像画一样，要一幅幅展示。但是如果真的只选择其中一张，我会更加不知道它要干什么，因为全世界都有这样的表情。”
对摄影作为思考与表现工具的反思贯穿着布卡尔的摄影生涯，因此他总是有意识地在不同的项目中尝试不同的拍摄状态。当摄影不足以表达他的所见所想，他还会动用文字、影像、装置等手段“尽可能去接近现实”。尽管布卡尔在根本上认为“现实远在摄影之外”，甚至说过“文字比影像更重要”这样的话，他仍然热爱摄影，并认为坚持拍摄像《我拍摄人群》这样目的不明确的项目是值得的。“因为它的面貌会随着时间展现出来，你会开始看到它的有趣之处。很多项目都是这样，一开始你并不知道它会走向哪里，我想这本身也是它有意思的地方。”

拍摄美国最危险的地方
相比《我拍摄人群》，布卡尔对《康登县》显然满意得多。他说：“《康登县》是一组更正式的作品，也更多样。有人像、有风景、有细节，还有视频和书，它们会共同勾画出某种东西。”
作为摄影师，布卡尔时常需要一些新鲜的刺激，比如去到陌生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因为社会规则和约束被削弱而意外频发的地方，感受“混合着危险气息的自由”。有一次他在网上搜索“美国最危险的地方”，搜到了新泽西州的康登县，于是就去了。
从2007年开始，他频繁往返于家和康登县之间，每次去两三天，住在教会提供的房子里，持续了两年。为了保护自己，布卡尔随身带着防身喷雾，基本不在夜里独自出门，也并不在拍摄对象不知情的状况下抓拍照片。他会先征得对方的同意，然后付两块钱的报酬。“我向他们介绍我的项目，问他们是否感兴趣。有些人为了两块钱而同意被拍摄，有些人对钱无所谓，但喜欢拍照。”在下一次回到康登县时，布卡尔会带着冲印出来的照片给他们看，他说他们在审视这些照片时，夹杂着很多惊叹声。“有一个女人看着她的照片说‘这是我！这是我！看，这是我！’就像她从来没有在照片中见过自己一样。另一个女人拿起照片，走开了几步，仔细又看了看，然后痛苦地把它撕成碎片。”还有一个女人在布卡尔忙于拍摄其他人时，主动走过来要求成为他的模特，布卡尔认为她可能想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她摆出姿势，让他拍下了这组作品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但是布卡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她是一个神秘的人，是一个礼物。”
在这个被媒体渲染得臭名昭著的地方，布卡尔也遭遇过暴力。施暴者是一个妓女。在当地的“百老汇”，女孩们像往常一样在拉客，他对其中一个胖胖的女孩说：“我想给康登县的人们拍照。”她表现得挺喜欢拍照，但多少有点犹豫。不过布卡尔还是坚持让她带他到了一间荒废的房子后面。女孩让他等一会，然后穿上了丁字裤，让他到房里拍她的臀部。布卡尔说：“我当时并不想进入那间房子，也真的不想拍她的臀部。当她试图说服我时，我轻率地按了一下快门，她立刻扑了过来，一手抓住我的手，一手敲碎了一只瓶子，顶在我脖子上，向我要50块钱。”奇怪的是，当她拿走了布卡尔钱包里所有的钱回到大街上时，又还给了他10美元。“我想知道她这么做是不是怕我没钱回家，或者她认为我是个好顾客，想让我以后再找她。”
更为严重和隐蔽的暴力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但是它们往往发生得太快，作为外来者的布卡尔，只能通过随处可见的“纪念墙”上新增的名字知道，又有人被杀了。他有一张照片拍的就是这种纪念墙，墙上挂着鲜花和娃娃，周围留有“爱的回忆”、“安息”等字样，他介绍说：“他们把怀念的文字写在这里，就表示命案就是在这里发生。”
尽管如此，布卡尔并不认为康登县的人们比别处更暴力。“仅仅是因为这里的暴力不受束缚，比其他地方的更原始，更少伪善。”他还在那里结交了至今还在往来的朋友，其中一个是他在路上偶然遇到的。当时那个男人正在为他怀孕的女友找药，布卡尔对他很感兴趣，问他能否拍摄他的家。“他说他可以带我去别人的家，但需要我支付20块钱。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合作。他想象力很丰富，总是编故事来说服人们让我拍，比如说我是艺术系的学生，正在做什么项目。所以我就拍到了很多人家里的样子。”
由于在两年之中对康登县和那里的人们产生了感情，布卡尔更加不希望为了博取眼球而展现恶心的场景。“并不是拍下一个醉汉蜷缩在堆满垃圾的床上，就叫‘再现’。”他想要展现的是人类的共性——比如他非常喜欢那张一对同性恋人接吻的照片，但他也承认摄影的悖论在于，“拍下的往往是差异”。

偷拍法兰克福的妓院
布卡尔第一次获得摄影界的关注，是因为一组以妓院和妓女为题材的作品《无法生育的女人》（Infertile Madonnas）。该系列作品是他在1992年受法国《嘉人》杂志委托拍摄的，当时这本杂志有一个栏目是用影像表现女人的生活。照片的主题很容易让人想到南·戈尔丁的《性依赖的叙事曲》等作品，事实上这些照片集结成册时，正是南·戈尔丁为他写的序。布卡尔回忆了他与南·戈尔丁相识的经历。当时他们的作品在巴黎是由同一家画廊代理的，南·戈尔丁对女性题材的摄影作品非常敏感，当她在画廊里看到《无法生育的女人》时，便想在类似的题材上与布卡尔进行合作。有缘的是，布卡尔后来与南·戈尔丁的助手结了婚，并搬到美国居住。布卡尔说：“我很喜欢南·戈尔丁的作品，它们是伟大的作品，她也总是说我拍的照片很棒。”
为了拍摄这组照片，布卡尔在法兰克福的妓院里徘徊了一个星期。那里有三条规定，禁止女人进入、禁止拍照和禁止摄像。原本《嘉人》和布卡尔的想法是，找一些妓女来摆拍一些照片。然而布卡尔一进入那个环境就被吸引了，因为他知道那是禁止的，“那是交易之地，不得参观”，但是做违禁之事总能让人感到刺激。“于是我决定藏起我的相机，我不想让她们面对镜头搔首弄姿，因为一旦这么做，一些东西就改变了。”
“到处都是指示牌。妓院老板带着枪，女人们则用高跟鞋作为武器。从一个早晨到另一个早晨，男人们络绎不绝地穿过大厅进入房间。”“我对他们也很感兴趣”，布卡尔说，因此他也拍下了他们的身影。
他将他的胶片小相机藏在口袋里，假装是嫖客中的一员。为了拍照，他不得不在经过每一扇门的时候停下来。“女人们在等待。没有客人时，她们的门是开着的，我看到她们有的在做针线活，有的在说笑，有的麻木地盯着电视。她们被分为西方人、亚洲人和黑人，分别待在不同的楼层。但我无法凑近去观察和拍摄。”通常，如果男人在门口停下，就表示他有兴趣，所以女人们会抬头看他。布卡尔必须在这个短暂的瞬间拍下照片，为了掩盖相机快门的声音，他还得假装咳嗽。
与南·戈尔丁的“私摄影”性质的照片不同，也与布卡尔自己花费两年时间完成的《康登县》不同，《无法生育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算是他的玩票之作。他并未与拍摄对象发生真正的关联，也不了解她们的生活，正因为匆匆而过，许多照片是失焦的，“但那是那个场所的氛围，也是我与它的关系的一部分”。对于自己的作品，布卡尔从不指望它们“替别人表达”，或者改变他人的处境，他说：“我不想假装去讲别人的故事，只想拍出我和他们的关系。”

B=《外滩画报》
J=让-克里斯蒂安·布卡尔（Jean-Christian Bourcart）

与康登县的“艰难爱情”
B：你的大多数摄影项目都不是拍摄某一个事件，如果没有截稿期限，你如何决定在何时结束一个项目？比如《康登县》这样的项目其实可以一直拍摄下去。
J：有时候也是因为外部原因，比如摄影节邀请我展示这些照片，我不得不做一些整理。不过《康登县》这个项目并没有因为参加影展而结束，我后来又回去拍了视频作品，一年以后还出了一本书。这样就基本明确了我想通过这个项目表达什么，而且也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了展示，我想这样就差不多算“完成”了一个项目。
B：《康登县》这本书里收录了多少照片？
J：80张。在各地展览时我也会用一些书里没有的照片。书里其实有更多文字，这部分来自我的日记，记录了发生的事情和我的想法。对我来说文字很重要，因为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它们都是表面的，但是第一人称的表述更深入。我经常自问，作为摄影师，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拍下一些冷静客观的报道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所以对我来说主观的部分很重要。三个媒介的互相参照也很有趣，通过不同的媒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一个事物。
B：你说过最重要的东西在照片之外。
J：对的，重要的是遇见人，与他们相处，照片只是我和他们相处的证据，无论对于摄影师还是拍摄对象来说都是这样。我的意思是照片真正有意思的是其中的人，不是照片本身。
摄影记者常常去一些危险、贫穷的地方，带回一些照片，对人们说：“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帮助这里的人。”基本上，我自己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事情更有可能是这样：你打开杂志，看到这些震撼的照片，但是照片改变不了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摄影记者会说：“噢，看看发生了什么！”而我会说：“嘿，我去了那里，和那里的人们交往，这些是我所做的，我所看见的。”但我不会说：“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只是我所看到的人和城市，可能是你想了解而无法亲历的。这是我看到的现实的版本，并不是现实。现实当然在照片以外，因为现实不是平面的，你不能把世界放进相片里。所以当我不断重新反思摄影记者的实践，我就希望在摄影之外还能以不同的方式接近现实。
B：那里的人们容易相处吗？
J：是的，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我，但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希望看到我，我肯定能感觉到。我觉得人们挺愿意我去拍照的。而且因为他们不忙于做什么，所以乐意和他人交谈，他们比住在曼哈顿的人开放得多。
B：你说《康登县》中的所有人像都是征得对方同意，并且支付报酬的，这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吗？
J：一方面是。因为在那里，如果我擅自拍摄照片，有人会借机找麻烦。而且万一我不小心拍到了毒品贩子，就危险了。另一方面也是尊重的问题，对于那里的人，我希望展现他们好的方面。我希望让人们看到某种对比，在一个很贫穷很危险的地方，有很自爱的人们。
但是我也会想，我到一个贫民窟，花两块钱让别人摆姿势拍照，再把这些照片挂在画廊的白墙上，究竟是什么意思？和所有摄影师一样，我在寻找戏剧化的东西。也许我是在利用他们。但我希望观众把他们理解成和你们一样的人。
B：在你去到康登县之前，想象过它的样子吗？
J：没有。实际上我对此类地方的概念很模糊，只不过我有了这样的想法，要找一个声誉很差的地方，亲自去看看在那里发生着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因为媒体的宣传，如果你和人们说起康登，人们会说，哦，我曾经经过那里，那里很可怕，真可悲，诸如此类。我不想那么简单地描述它，事实上在我真的去了之后，我很想改变人们的刻板印象，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就像在北京，如果你住在五环外，也许人们就会为你贴上某种标签，但住在五环外并不代表你是异类，也并不代表你比别人差。
B：在照片里，康登县看起来很空旷，你在那里也是这个感觉吗？
J：是的，那个地方确实很空旷，路上没什么人，房门大多是关着的。许多房屋已经被破坏了，街上没什么东西，但有树和鸟。其实是挺不错、挺神奇的，那里有现代工业的痕迹，也有裸露简陋的房屋，人们住在这里，所有事物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
B：拍摄《康登县》的过程中，你通常在那里待两三天就回家，为什么不长期待在那里呢？
J：因为这个项目很沉重，我必须很小心，而且我要保持新鲜感，用我自己的视角，而不是变成它的一部分，所以我要回到城市去。
B：这个项目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J：我不知道怎么说。可能是与人相遇，他们留在了我的脑海中，他们和照片一起留了下来。我为《康登县》花了很长时间，包括拍摄的时间和做书的时间。我像是经历了一场冒险，而它已经变成了我的一部分。现在我回到康登县，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可以说我和它之间发生了一场爱情故事，但也是一个艰难的爱情故事。

不断转换与拍摄对象的位置关系
B：你还记得第一次拿起相机的情形吗？
J：我不记得确切的第一次了，但是大约知道对我来说摄影是怎么开始的。大概是我13岁的时候，我姐姐交了一个摄影师男朋友，业余的，我常在暗房看他冲洗照片。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和我的伙伴们一起拍照片，大多时候是我拍他们，偶尔他们也拍我，我留着金色的长发。我的第一架相机是Lubitel 4×4cm的双眼相机，我自己买的，用了很久。那时候的照片真的很有趣，我还把它们做成了一本影集。
B：什么时候开始你决定要做一个职业摄影师？
J：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了。我记得最后一年的学习结束时，有一场考试，我什么也没做，50分钟后，我就交卷了。老师说，你为什么这样，你应该学习。我说，不，我想拍照。虽然我后来又回到了学校，不过是摄影学校。
B：你现在用什么相机？
J：现在我和所有人一样，用5D Mark II，它是个很好的工具，我还可以用它拍视频。还有一台随身带的LX3，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在很暗的光线下表现不错。我做过一项关于胶片相机和数码相机的测试，看不出两者在质量上有什么大的差别。我更喜欢数码摄影是因为它快捷、便宜而且环保。我可以及时修正拍摄中的缺陷，而且能够马上向我的拍摄对象展示拍摄效果。我更看重数码相机在旅途中的工作效率，使我能够每时每刻不停地创作故事。但缺点是它令我拍得太多，要花费很多时间坐在电脑屏幕前挑选，事实上这些电子文件只有极小的机会可以被保存百年以上。
B：我看到你的网站上有一组照片叫《我生命中最美的一天》（the mostbeautiful day of my life），是拍摄婚礼的，照片很俏皮，不是一般结婚照的模式，能讲讲它们的来历吗？
J：我在一家公司做过4年婚礼摄影。但这个影集里的照片并不是我拍的，是我从公司的婚礼影集里挑选的。一场婚礼拍下来，往往有很多照片并没有被顾客买走，我就挑选了我喜欢的那些，很生动。我很想把它们出版，但是必须征得摄影师和客户的同意，可能有点困难。
B：在拍摄《康登县》时，你说你不会在拍摄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抓拍，但是你的很多其他项目，比如《无法生育的女人》、《交通》（Traffic），都是抓拍甚至偷拍的，你如何选择拍摄的方式？
J：拍照片总像是在偷窃。最初，我“偷”别人的照片，做成影集《我生命中最美的一天》，那甚至不是我拍的，我偷了他们的，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笑）。后来，在《无法生育的女人》中，我用藏起来的相机去“偷”别人的生活，对拍摄对象来说我完全不可见，在这种情境中人们不知道我的存在。然后我在车流中“偷”照片，当我把镜头对准对面车窗里的人，他们可以看见我，但阻止不了我，我开始与人们对峙，同时我们的距离很接近，又很远，但已经开始建立某种关联。后来我去了康登县，和人们建立了真正的联系。在最近的《我拍摄人群》中，我在地铁站里举着大相机，我的助手带着闪光灯，如果人们不愿意被拍，完全可以上前来揍我。我把自己置于可能被伤害的境地，在这样的情境里我很脆弱，但同时与人群产生了强烈的对抗。
当我从一个项目转换到另一个项目，我总是试图转变我与拍摄对象的位置关系。我想通过不断的尝试，去探索作为一名摄影师，如何影响我拍摄的人。这也是我对这项工作感兴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