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艺术国际网》吴味的艺术空间
吴味行为艺术《红色信仰》
一、创作时间：2011年7月2日下午“断层扫描·吴味行为、观念摄影、实验水墨艺术展》开幕时。
二、创作地点：广州市海珠区小洲村瀛洲八街28巷16号朱子画廊。
三、创作过程
将一面红旗挂在墙上，在红旗正下方地上放置一块正方形大红布，将一条9米长大红条幅与正方形大红布垂直连接。吴味从大红条幅最远端开始向红旗方向前行“朝拜”九次至大红布前；步入大红布中间，跪拜红旗九次；取下红旗，慢慢吃红旗，直到吃不进塞满嘴为止；之后吴味沿大红条幅跪爬至大红条幅外。作品结束。
吴味行为艺术《红色信仰》
一、创作时间：2011年7月2日下午“断层扫描·吴味行为、观念摄影、实验水墨艺术展》开幕时。
二、创作地点：广州市海珠区小洲村瀛洲八街28巷16号朱子画廊。
三、创作过程
将一面红旗挂在墙上，在红旗正下方地上放置一块正方形大红布，将一条9米长大红条幅与正方形大红布垂直连接。吴味从大红条幅最远端开始向红旗方向前行“朝拜”九次至大红布前；步入大红布中间，跪拜红旗九次；取下红旗，慢慢吃红旗，直到吃不进塞满嘴为止；之后吴味沿大红条幅跪爬至大红条幅外。作品结束。
无谓你做批评挺号的，何必躺艺术创作的浑水，事实证明你不是万这个游戏的，你缺滴不是一点点呵
确实缺 文章也是抄的吧
红旗也敢吃。。。这个。。违反法律的。
很好！吃红旗！
比那些故弄玄虚的作品好多了！
比那些故弄玄虚的作品好多了！
转吴味艺术国际博客
“红色信仰”的匿象
——关于我的《红色信仰》行为艺术
吴味
我对“红色革命”的反思由来已久，今年又是中国红色革命运动的特殊年份（中共建党90周年），促使我要在今年创作反思红色革命问题的艺术作品。恰逢朱子画廊为我举办个展，且希望我在开幕式表演新的行为艺术，于是便有了《红色信仰》行为艺术的创作。
关于《红色信仰》的问题针对性，需要从作品的语言进行分析。作品的红旗、红方布、红条布和伏地朝拜、作揖、跪拜、叩头、吃红旗、红旗堵嘴跪爬的动作以及今年特殊的时期等等构成的整体语言关系和氛围，首先让人关联的是中国红色革命的问题语境，其次是国际红色革命的问题语境，它主要揭示和反思的是红色革命的深刻问题——即追求自由、解放的红色革命如何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里，“红旗”是与红色革命联系的关键点（用一块红布代替红旗，作品是不能成立的）；包括红旗在内的整个红色氛围又契合了现实与历史的红色革命语境；针对红旗的“作揖”、“伏地朝拜”、“跪拜”、“叩头”动作暗喻了红色革命信仰仿佛宗教信仰一样，在红旗的背后仿佛有一个“红色神”， 这个“红色神”是什么？它何以产生？何以有宗教般的魔力？信仰者如何心甘情愿地匍匐在它面前？当信仰者无法认识、无法正视“红色神”的时候，“吃红旗”、“红旗堵嘴跪爬”所暗喻的信仰者不断被“红色神”没完没了地进行宗教式灌输、洗脑，直至自我灌输、洗脑，以至于完全成为红色革命工具、为红色革命所奴役的现象，就是极为自然的事。
所以，从作品具体语言看，作品主要是反思红色革命问题（即世界性共产主义问题）。由于红色革命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它在各国具有相似性，所以用红旗，而不用国旗或党旗。而在中国问题现场实施，它同样首先激发人思考的是中国的红色革命问题，进而更激发人思考普遍性红色革命问题，因为，中国的红色革命问题是普遍性红色革命问题的中国化。如果用国旗或党旗，作品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红色革命问题，普遍性红色革命问题针对性就弱化，此时作品可命名为《红色信仰•中国》，作品也是成立的，与现在的《红色信仰》相比，只是反思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用红旗者侧重普遍性红色革命问题的反思，用国旗或党旗者侧重中国红色革命问题反思。所以，我构思过程中也考虑了用不同国旗或党旗的系列创作，即在不同的红色国家，用不同的红色国旗或党旗做系列行为作品——可命名为《红色信仰•某某国》。这个系列行为作品在整体上应该能让人从各红色国家的具体问题针对中更全面、深刻地反思世界性红色革命的普遍性问题。但由于这个系列行为艺术创作的可行性和政治敏感性问题（不知以后是否有机会进行部分创作），所以我选择了用红旗创作《红色信仰》，通过联系中国红色革命问题以反思普遍性红色革命问题。
至于作品是否针对了诗人冯楚所说的人类宗教问题（如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旨运动的红色图腾崇拜）、暴力问题等（见冯楚《吴味的《红色信仰》诠释当下知识分子》，《艺术国际网》冯楚的艺术空间），我以为那是针对作品语言的非特异性联想，而不是作品的特定语言关系的特定问题所指。“红旗”在今天从来就是一种红色革命的象征，而没有宗教针对性（宗教的“红色图腾”与红色革命的“红旗图腾”是不一样的），所以作品具体语言关系中的“红旗”其特异性的联系就是近代以来的世界红色革命运动。当然作品也有暴力问题针对性，但这种暴力问题针对性是对红色革命的暴力问题的针对性，而不是其它人类暴力问题的针对性，其它人类暴力问题的针对性需要其它的特定语言才能针对（其它人类暴力的“红色图腾”与红色革命的“红旗图腾”也是不一样的）。“问题主义艺术”就在于特定语言的特异问题针对性。
而针对作品语言的非特异性联想缺乏作品语言的内在逻辑，它源于人的感觉的随意性。它实际上很容易进行，比如红色还关联中国红色文化传统（所谓的“中国红”），红色还关联性文化等等，这样联想可以没完没了，作品就成万金油了。艺术的过度阐释常常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用红旗而不用国旗、党旗创作《红色信仰》的原因不是出于冯楚所说的接受他的建议、以更广泛地针对“人类暴力美学”的考虑，冯楚忽视了我用的是“红旗图腾”，而不是其它的“红色图腾”。用某个“红色图腾”针对人类一切暴力问题（所谓“人类暴力美学”），不是我的“问题主义艺术”的方法论，“问题主义艺术”的方法论重问题针对的有限性、具体性、局部性、特定性。当然针对作品语言的非特异性联想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是非特定的意义。
但用红旗、党旗创作作品的想法我并没用放弃，而是在《红色信仰》创作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用国旗创作系列观念摄影《中国异形》（可能还会用党旗创作），同时还用红旗创作了系列观念摄影《红色异形》。《红色异形》系列和《中国异形》系列的问题针对性有所不同，但又有内在关联和一致性，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思红色革命问题。
所以，对于我来说，对某种问题的反思是一个逐渐展开的系统化过程，对作品的某种构思是一个反复思考、推敲、完善的过程。
2011年7月10日星期日于深圳
“红色信仰”的匿象
——关于我的《红色信仰》行为艺术
吴味
我对“红色革命”的反思由来已久，今年又是中国红色革命运动的特殊年份（中共建党90周年），促使我要在今年创作反思红色革命问题的艺术作品。恰逢朱子画廊为我举办个展，且希望我在开幕式表演新的行为艺术，于是便有了《红色信仰》行为艺术的创作。
关于《红色信仰》的问题针对性，需要从作品的语言进行分析。作品的红旗、红方布、红条布和伏地朝拜、作揖、跪拜、叩头、吃红旗、红旗堵嘴跪爬的动作以及今年特殊的时期等等构成的整体语言关系和氛围，首先让人关联的是中国红色革命的问题语境，其次是国际红色革命的问题语境，它主要揭示和反思的是红色革命的深刻问题——即追求自由、解放的红色革命如何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里，“红旗”是与红色革命联系的关键点（用一块红布代替红旗，作品是不能成立的）；包括红旗在内的整个红色氛围又契合了现实与历史的红色革命语境；针对红旗的“作揖”、“伏地朝拜”、“跪拜”、“叩头”动作暗喻了红色革命信仰仿佛宗教信仰一样，在红旗的背后仿佛有一个“红色神”， 这个“红色神”是什么？它何以产生？何以有宗教般的魔力？信仰者如何心甘情愿地匍匐在它面前？当信仰者无法认识、无法正视“红色神”的时候，“吃红旗”、“红旗堵嘴跪爬”所暗喻的信仰者不断被“红色神”没完没了地进行宗教式灌输、洗脑，直至自我灌输、洗脑，以至于完全成为红色革命工具、为红色革命所奴役的现象，就是极为自然的事。
所以，从作品具体语言看，作品主要是反思红色革命问题（即世界性共产主义问题）。由于红色革命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它在各国具有相似性，所以用红旗，而不用国旗或党旗。而在中国问题现场实施，它同样首先激发人思考的是中国的红色革命问题，进而更激发人思考普遍性红色革命问题，因为，中国的红色革命问题是普遍性红色革命问题的中国化。如果用国旗或党旗，作品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红色革命问题，普遍性红色革命问题针对性就弱化，此时作品可命名为《红色信仰•中国》，作品也是成立的，与现在的《红色信仰》相比，只是反思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用红旗者侧重普遍性红色革命问题的反思，用国旗或党旗者侧重中国红色革命问题反思。所以，我构思过程中也考虑了用不同国旗或党旗的系列创作，即在不同的红色国家，用不同的红色国旗或党旗做系列行为作品——可命名为《红色信仰•某某国》。这个系列行为作品在整体上应该能让人从各红色国家的具体问题针对中更全面、深刻地反思世界性红色革命的普遍性问题。但由于这个系列行为艺术创作的可行性和政治敏感性问题（不知以后是否有机会进行部分创作），所以我选择了用红旗创作《红色信仰》，通过联系中国红色革命问题以反思普遍性红色革命问题。
至于作品是否针对了诗人冯楚所说的人类宗教问题（如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旨运动的红色图腾崇拜）、暴力问题等（见冯楚《吴味的《红色信仰》诠释当下知识分子》，《艺术国际网》冯楚的艺术空间），我以为那是针对作品语言的非特异性联想，而不是作品的特定语言关系的特定问题所指。“红旗”在今天从来就是一种红色革命的象征，而没有宗教针对性（宗教的“红色图腾”与红色革命的“红旗图腾”是不一样的），所以作品具体语言关系中的“红旗”其特异性的联系就是近代以来的世界红色革命运动。当然作品也有暴力问题针对性，但这种暴力问题针对性是对红色革命的暴力问题的针对性，而不是其它人类暴力问题的针对性，其它人类暴力问题的针对性需要其它的特定语言才能针对（其它人类暴力的“红色图腾”与红色革命的“红旗图腾”也是不一样的）。“问题主义艺术”就在于特定语言的特异问题针对性。
而针对作品语言的非特异性联想缺乏作品语言的内在逻辑，它源于人的感觉的随意性。它实际上很容易进行，比如红色还关联中国红色文化传统（所谓的“中国红”），红色还关联性文化等等，这样联想可以没完没了，作品就成万金油了。艺术的过度阐释常常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用红旗而不用国旗、党旗创作《红色信仰》的原因不是出于冯楚所说的接受他的建议、以更广泛地针对“人类暴力美学”的考虑，冯楚忽视了我用的是“红旗图腾”，而不是其它的“红色图腾”。用某个“红色图腾”针对人类一切暴力问题（所谓“人类暴力美学”），不是我的“问题主义艺术”的方法论，“问题主义艺术”的方法论重问题针对的有限性、具体性、局部性、特定性。当然针对作品语言的非特异性联想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是非特定的意义。
但用红旗、党旗创作作品的想法我并没用放弃，而是在《红色信仰》创作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用国旗创作系列观念摄影《中国异形》（可能还会用党旗创作），同时还用红旗创作了系列观念摄影《红色异形》。《红色异形》系列和《中国异形》系列的问题针对性有所不同，但又有内在关联和一致性，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思红色革命问题。
所以，对于我来说，对某种问题的反思是一个逐渐展开的系统化过程，对作品的某种构思是一个反复思考、推敲、完善的过程。
2011年7月10日星期日于深圳
sb,
够 B 呀 这是。
学生都比他做的好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