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流下的个人突围
Personal Breakthrough in the Tide

文/余世存

关于文艺和潮流的关系，几乎人人都能说出一些辩证或片面深刻的话来，但涉及到应对、个人实证，却也几乎言人人殊。就是说，即使我们理解如何做弄潮儿、如何去引领一个时代的潮流，但真要做起来，却是极为艰难困苦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现代文明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失序，个体或集体失去了共识。标准不同、目标不同、方法不同。对一些人来说，艺术必须是个人的，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艺术则是为了人民和时代；一些人要求介入社会，一些人则厌恶政治波普。对一些人而言，我们个人的任何当下的荣辱都非“盖棺定论”，需要时间这一维度来总结；但对另一些而言，当下状态即是评价本身。近来师范院校的教授说出名言，学生40岁前挣得4000万才能去见他，否则就是失败者，就是耻辱。要4000万养一个人才算成功，这种标准是很时髦的。这让我想起温普林先生的话，什么是成功，放心地要天养就是成功??在温普林和大学教授之间，大概只能鸡同鸭讲，或对牛弹琴。

《辋川图》是描绘唐代诗人王维晚年隐居之地“辋川别墅”的画作。历史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上层精英几乎都多具艺术才华，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园林设计、登高怀古，无所不精。
在此情形下，谈论艺术家的意义是困难的。这也是当代中国艺术家淡出公众视野的原因之一。中国集体生活之无序，导致艺术实践不再是人们生存的必然。我们记忆中的历史，一个民族的上层精英几乎多具艺术才华，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园林设计、登高怀古??但今天的精英人群或成功人士，尚处在暂时坐稳暴发位置之列，不具备这种出位的艺术才思。

1954年电影《大路》剧照，费里尼导演
这也导致当代艺术的媚俗。这种媚俗使得一切美好的理论或荣誉都能够被玷污：特立独行也好、社会关怀也好、人权主权也好、河蟹泥马也好，都因媚因秀而失却本来的意义。为某个基金会拍摄失学儿童照片、为环境组织做一个江河污染的纪录片、为政府提供参考、为似是而非的文化传统提供光影声色的装饰??在都市文明的挤压下，艺术家成了流水线上的工匠，或者从众被批发，或者孤立以惑众。而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并不能给人安慰，河蟹的艺术或成功人士也难以给人启示。

张盛泉.《渡》. 行为. 1996年
文明的当代演进使得时间维度被弃置，个人或集体的急功近利只取可见的名利荣誉。个人叙事或艺术实践要在时代、社会和历史的重重包围里突破，要在其中闯出来是极为困难的。这种突围，是当代艺术家们最为悲惨的经历。他们短兵相接，而几乎没有更多的精力用于自己的生活，用于生命之成全，他们没有做更多的准备，就一头钻进了维权的枷锁、闯进了金钱的瓷器店、裸奔于河蟹的夹击之下??他们的艺术和人生叙事几乎多带着血腥和脏污，以影射光鲜亮丽而厚颜无耻的物质文明。

温普林.《包扎长城》. 行为. 1988年
就是说，他们是现代文明的逆子。艺术和艺术家本来就是文明的立法者、审判者，但由于在突围里，他们多难以把握文明之总体，从而只能以血肉之躯冲击文明的物化霸权。他们可能还未在当代文明的殿堂里登堂入室，就已经牺牲在阵前了。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至今难以看到无数牺牲者成就的统帅。当代艺术，几乎就是无主的个人叙事，是没有统帅的单兵突进。
也是在最近，我才多少了解到，即使主流文化界全面投诚于时代社会的游戏之中时，我们中国的文艺家们仍以身体、精神捍卫了某种东西，甚至以生命捍卫了生命，他们不陪时代社会戏玩，他们只奉陪自己的生命。温普林先生告诉我，才气横溢的艺术家大同大张即张盛泉先生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洁癖，因为厌恶当代，张先生在千禧年来临之际选择了自杀，他拒绝了这个时代。温普林说，想起了大张，才知道活在这个时代并不完全虚妄。这样的艺术家当然不少，只是他们难为众所周知罢了，温普林曾为几个艺术家写过一幅对联：“刘伶颂酒阮籍啸猿王戎钻核向秀灌园山涛守节阮咸弹弦嵇康万千次击打竹林七贤曾遗魏晋风骨；片山吞屎德旷嚼咀何路布道破驹行乞江言灌顶黄香立正追魂炸天般嚎叫敏感地带可有宋庄精神。”说的就是当代艺术家们玩命似地投入、自铸生命之花。

信息化时代中，以传媒图像、科技图像、商业图像等综合信息堆积出来的外部世界充塞着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在使得艺术家的视野和界域更加开阔，艺术媒介更加多样的同时，也使得艺术评价标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混乱。
这并非说当代艺术实践注定是悲剧。反抗潮流的艺术是如此普遍，其中有着令人惊叹的勇气、关怀和灵性，从艺术出发，其文明元素终于波及影响到社会生活，以至于反潮流本身成为了潮流。这种反抗在艺术界内外都有大量的反映，美国总统候选人佩罗就有一句名言：让世界停下，我要下车。
但是，当反抗成为潮流时，最经常的艺术现象乃是：“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这种反抗当然多流于姿态，或停留在持不同意见的层面上，这种反抗极容易流入李敖说的“平均公民”的境地。
在艺术实践中，我们可能更需要关注那些玩命者，那些持自己意见的艺术。只有后者，才能给予我们生存的背景，给予我们足够的安慰。温普林曾谈及现代人的体验：劳动、饥饿、以及从饥饿里自然生就的食色之欲、健旺的生命冲动，如此才能跟前人、古人、先辈、历史??相通；而非躲在都市、体制的豢养里患得患失，去媚俗媚雅。在当代中国艺术家中，温普林及其代表的艺术家实践值得关注，他们不是不合作者，他们只是跟自己和同道合作者；他们不是持不同意见，他们只是持自家意见；他们不是不进大雅之堂，他们只是不进主流体制之衙。

众口难调的央视春晚大餐成为文化消费主义的典型代表，同时也印证了所谓傻乎乎的幸福主义，是集体、方阵、大庆、围观与汇展之态。

2009年春晚小品《不差钱》。尽管赵本山、小沈阳尽了自己的努力和责任来活跃大众文娱生活，但应当承认，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更需要沉思默想的精英文化来作为平衡，它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高雅的艺术形式，更在于它对人的灵魂的净化作用。

蔡国强作品《脚印》。现代文明主流在某种意义上是技术、资本、娱乐主导的，由于它的光鲜和对感官的抚慰，使得艺术家们走上了另外的道路。
在关注个体创造时，我们还需要注意艺术在大历史进程中所受的污染和财坏。现代文明主流在某种意义上是技术、资本、娱乐主导的，由于它的光鲜和对感官的抚慰，使得艺术家们走上了另外的道路。艺术家们的实践多着相于粗朴、暴戾、污浊、阴暗、嚎叫、空洞、大而无当??似乎艺术家个人关于美的尝试都难以同资本、技术、娱乐的诱惑相比，只能采取极端、偏激的表达。这一现实使得现代人失去了真正的审美能力。西方不少作家、艺术家和哲人反思过现代艺术，认为艺术家们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人们失去了明认美的勇气和能力。这一点不独西方如此。当代中国同样不敢坦陈个人创造之美，当代中国的美是由技术、资本、娱乐装饰下的傻美，所谓傻乎乎的幸福主义，是集体、方阵、大庆、围观、汇展之态。艺术家老村先生痛切地观察并得出结论，当代中国人多生活在娱乐暴力中无能自知自拔；另一位艺术家廖亦武则多次坦言，当代中国人失去了审美力，他希望自己能够唤回中国人的审美意识。
因此，真正的艺术仍应立足生命之美，只有如此来介入、反抗或因应时流，才能有着恒久的魅力。艺术之美足以回报生命，而安置生命，这是真正的天牧天放，是真正的天养。时代的扭曲、误解，成功人士的不屑，体制的排斥??都不足以动摇天养下的灵性花实。只有这种艺术和人生，才自足足他，自度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