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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仇恨政治学”
吴味
在第29届巴西圣保罗艺术双年展上，巴西艺术家吉尔•维森特展出了他自己“谋杀”多国政治领袖的9幅系列绘画作品《敌人》，在这9幅作品中被艺术家“谋杀”的领袖包括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前任总统卡多助、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伊朗总统内贾德、美国前总统布什、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以色列前总理沙龙、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等，其中8幅作品是艺术家用手枪枪杀对方，而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却“惨遭割喉”。该系列作品由于明显关涉国际社会的“暴力政治”问题，一经展出即被批评为“颂扬暴力（政治）”而引起巨大争议,甚至巴西全国律师协会也批评吉尔•维森特是在宣扬暴力，认为其作品已经超越了艺术的范畴，并要求主办方立即停止对其作品的展出（参见2010年9月28日《宝安日报》A17版“天下新闻•地球村”）。
这个作品引起巨大争议是必然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争议我以为并不是因为作品观念具有多么大的文化超越性力量，恰恰相反是因为作品观念的严重滞后所致。可以说，吉尔•维森特的作品《敌人》是典型的“仇恨政治学”的产物。
从9幅作品的画面看，作品虚拟了艺术家自己“谋杀”政治领袖人物的场面，这些场面显然模拟了现代社会的各种真实谋杀事件的谋杀方式，画面语言符号及其结构简单而写实，“谋杀”的语义（含义）清清楚楚，从画面看只能表达出艺术家自己对那些政治领袖的“仇恨”之情，正所谓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然而，到底那些政治领袖有什么具体问题让艺术家如此“仇恨”？也许艺术家心里很清楚，但作品本身的语言符号及其结构并没有任何有效提示（这种有效提示需要艺术家的文化智慧和艺术智慧以及艺术创作能力），可以说作品对那些政治领袖的叙事是宏大的、笼统的、模糊的、概念化的，甚至是混沌的，人们无法将作品与那些政治领袖有关的具体问题语境联系起来，从而通过作品必然地、倾向性地、具体化地反思那些政治领袖涉及的社会、政治、文化、道德、人性等问题，所以，作品的语言方式仍然是语义学的，而不是语用学的。作品没有通过对那些政治领袖的 “虚拟谋杀”表达出艺术家对当代社会、政治、文化、道德、人性等问题的超越性理性思考（这种超越性理性思考必然要针对那些政治领袖有关的具体问题），而只是让人觉得艺术家无非是表达了一种内心“仇恨”的情绪。事实上，艺术家吉尔•维森特本人在解释为什么要创作这些“谋杀”政治领袖的画作时也只是表示他对这些领导人非常失望，认为目前世界上许多不安局面都是由这些人所导致的，他们不应该不受任何惩罚，并说：
“他们杀害了那么多的人，可他们却毫发无损，为什么这些大权在握的人就不应该死呢？我觉得，让他们死是非常公平的。”“对卢拉进行割喉，只是一时的灵感而已，我并不是对卢拉特别讨厌，他们9人都是一样的可恶””（同上）
艺术家将今天世界上许多不安局面简单化地归罪于那些政治领袖，简单化地认为那些政治领袖“杀害了那么多的人”，所以那些政治领袖“特别讨厌”、“可恶”、“该死”，于是“仇恨”之情油然而生（尽管没有用“仇恨”二字，但“仇恨”之情溢于言表），必欲杀之而后快；“杀”之不得，便用艺术虚拟“杀”之，以解心头之恨（这种恨应该包括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恨）。这段话不知不觉地透露出了艺术家的“仇恨政治学”观念及其支配下的“暴力政治学”观念。
然而，艺术家对今天的极端复杂的国际政治的理解简直和恐怖主义并无二致，一个稍有现代政治学常识的人也不会像他那样简单化地理解那些政治领袖与国际动荡（包括战争）、灾难之间的关系，艺术家完全秉承的是一种“仇恨政治学”的公平观，它导致的必然是无止无休的冤冤相报的暴力。这种陈旧的恶劣的文化观念根源于人性中残留的受制于生存竞争丛林法则的动物性，处在文化的底层，连文化的宗教观念都远远超越了它，有宗教情怀的艺术家也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作品。按艺术家的荒唐、幼稚的说法，如果他为了所谓“公平”的“谋杀”欲望（包括潜意识）的宣泄式的表达是有意义的，那么，那些现实社会中谋杀政治领袖的恐怖行为岂不是也成了有意义的正义行为？尽管一个是艺术行为，一个是社会行为，但文化的意义恰恰体现在这些行为背后的人的精神意识（文化本质），而它们两者背后的人的精神意识可以说具有高度一致性。而该作品直接体现出的“暴力政治意识”在今天的国际文化语境中对于文化的不良导向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吉尔•维森特的作品《敌人》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颂扬暴力”并不为过。
这样，巴西全国律师协会对这个作品的声明的有些内容就很值得当代艺术界深思：“尽管艺术家在艺术表达上是不受限制的，他们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如果这些作品要面对普通大众，那就必须考虑作品本身是否超越了艺术的范畴，是否会对观众产生强烈的视觉暗示和不良导向。”（同上）尽管普通大众的认识不能作为当代艺术的标准，但是，对于一个有着文化良知和社会责任的艺术家来说，作品自身文化观念的陈旧、恶劣导致的对大众的不良导向则是艺术家应该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的；当然，该协会要求主办方立即停止对该作品的展出，则有悖于言论自由精神，须另当别论。
面对作品遭遇“颂扬暴力”的批评，艺术家吉尔•维森特的自我辩护是站不住脚的：
“官员贪赃枉法不是犯罪，电视上充斥着暴力报道也不是（颂扬）犯罪，而我的作品他们就认为是在颂扬暴力、颂扬犯罪，这让人不可思议。”（同上）
这种说法恰恰说明了艺术家是多么缺乏对事物的分析和鉴别能力。“官员贪赃枉法”没有治罪不等于贪赃枉法不是犯罪而值得推崇，“电视上充斥着暴力报道”不等于是在有意张扬暴力欲望和肯定暴力欲望的合理性，恰恰相反，至少是在主观立场上，“电视上充斥着暴力报道”可能是在反思、批判暴力，吉尔•维森特怎么能将自己的张扬暴力欲望和肯定暴力欲望合理性的作品《敌人》与“电视上充斥着暴力报道”混为一谈呢？更何况即使是为了反思、批判暴力而充斥着暴力的电视，在今天的超越性文化建设中也已经遭到进一步的反思和批判，而作品《敌人》没有表达出任何对当代暴力政治问题的反思和批判，我们看到的只是在“仇恨”心理（包括潜意识）下的暴力政治欲望，以及对这种暴力政治欲望的肆无忌惮的宣泄，只不过这种宣泄采用的是艺术方式。这种暴力政治欲望及其艺术方式的宣泄在我们的“文革”及“文革艺术”中是屡见不鲜的。不是说艺术不能使用“虚拟暴力”手法，但使用“虚拟暴力”的艺术只有走向暴力的反面——即反思、批判暴力，才是善的艺术；不然，无论怎样被说得天花乱坠，都是恶的艺术。像吉尔•维森特的作品《敌人》如此明目张胆地张扬暴力欲望，怎么会是善的艺术？
正是在“仇恨政治学”的角度，我们看到了艺术家文化观念的陈旧及其导致的对暴力政治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肯定（颂扬）。
一种“仇恨政治学”意识下的艺术创作必然是“宏大”、“笼统”、“模糊”、“概念化”乃至“混沌”叙事的，因为“仇恨”的意识是“你死我活”的整体性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种思维对对立双方的认识就是宏大、笼统、模糊、概念化乃至混沌的，它是无法深入事物内部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创造具体超越性的文化观念的。那种宏大叙事方式正是现实主义艺术的特征，它完全不适合针对具体社会文化问题创造特定文化批判（超越）观念的当代艺术的“问题主义” 了。
2010年9月29日星期三于深圳
《敌人》的“仇恨政治学”
吴味
在第29届巴西圣保罗艺术双年展上，巴西艺术家吉尔•维森特展出了他自己“谋杀”多国政治领袖的9幅系列绘画作品《敌人》，在这9幅作品中被艺术家“谋杀”的领袖包括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前任总统卡多助、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伊朗总统内贾德、美国前总统布什、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以色列前总理沙龙、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等，其中8幅作品是艺术家用手枪枪杀对方，而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却“惨遭割喉”。该系列作品由于明显关涉国际社会的“暴力政治”问题，一经展出即被批评为“颂扬暴力（政治）”而引起巨大争议,甚至巴西全国律师协会也批评吉尔•维森特是在宣扬暴力，认为其作品已经超越了艺术的范畴，并要求主办方立即停止对其作品的展出（参见2010年9月28日《宝安日报》A17版“天下新闻•地球村”）。
这个作品引起巨大争议是必然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争议我以为并不是因为作品观念具有多么大的文化超越性力量，恰恰相反是因为作品观念的严重滞后所致。可以说，吉尔•维森特的作品《敌人》是典型的“仇恨政治学”的产物。
从9幅作品的画面看，作品虚拟了艺术家自己“谋杀”政治领袖人物的场面，这些场面显然模拟了现代社会的各种真实谋杀事件的谋杀方式，画面语言符号及其结构简单而写实，“谋杀”的语义（含义）清清楚楚，从画面看只能表达出艺术家自己对那些政治领袖的“仇恨”之情，正所谓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然而，到底那些政治领袖有什么具体问题让艺术家如此“仇恨”？也许艺术家心里很清楚，但作品本身的语言符号及其结构并没有任何有效提示（这种有效提示需要艺术家的文化智慧和艺术智慧以及艺术创作能力），可以说作品对那些政治领袖的叙事是宏大的、笼统的、模糊的、概念化的，甚至是混沌的，人们无法将作品与那些政治领袖有关的具体问题语境联系起来，从而通过作品必然地、倾向性地、具体化地反思那些政治领袖涉及的社会、政治、文化、道德、人性等问题，所以，作品的语言方式仍然是语义学的，而不是语用学的。作品没有通过对那些政治领袖的 “虚拟谋杀”表达出艺术家对当代社会、政治、文化、道德、人性等问题的超越性理性思考（这种超越性理性思考必然要针对那些政治领袖有关的具体问题），而只是让人觉得艺术家无非是表达了一种内心“仇恨”的情绪。事实上，艺术家吉尔•维森特本人在解释为什么要创作这些“谋杀”政治领袖的画作时也只是表示他对这些领导人非常失望，认为目前世界上许多不安局面都是由这些人所导致的，他们不应该不受任何惩罚，并说：
“他们杀害了那么多的人，可他们却毫发无损，为什么这些大权在握的人就不应该死呢？我觉得，让他们死是非常公平的。”“对卢拉进行割喉，只是一时的灵感而已，我并不是对卢拉特别讨厌，他们9人都是一样的可恶””（同上）
艺术家将今天世界上许多不安局面简单化地归罪于那些政治领袖，简单化地认为那些政治领袖“杀害了那么多的人”，所以那些政治领袖“特别讨厌”、“可恶”、“该死”，于是“仇恨”之情油然而生（尽管没有用“仇恨”二字，但“仇恨”之情溢于言表），必欲杀之而后快；“杀”之不得，便用艺术虚拟“杀”之，以解心头之恨（这种恨应该包括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恨）。这段话不知不觉地透露出了艺术家的“仇恨政治学”观念及其支配下的“暴力政治学”观念。
然而，艺术家对今天的极端复杂的国际政治的理解简直和恐怖主义并无二致，一个稍有现代政治学常识的人也不会像他那样简单化地理解那些政治领袖与国际动荡（包括战争）、灾难之间的关系，艺术家完全秉承的是一种“仇恨政治学”的公平观，它导致的必然是无止无休的冤冤相报的暴力。这种陈旧的恶劣的文化观念根源于人性中残留的受制于生存竞争丛林法则的动物性，处在文化的底层，连文化的宗教观念都远远超越了它，有宗教情怀的艺术家也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作品。按艺术家的荒唐、幼稚的说法，如果他为了所谓“公平”的“谋杀”欲望（包括潜意识）的宣泄式的表达是有意义的，那么，那些现实社会中谋杀政治领袖的恐怖行为岂不是也成了有意义的正义行为？尽管一个是艺术行为，一个是社会行为，但文化的意义恰恰体现在这些行为背后的人的精神意识（文化本质），而它们两者背后的人的精神意识可以说具有高度一致性。而该作品直接体现出的“暴力政治意识”在今天的国际文化语境中对于文化的不良导向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吉尔•维森特的作品《敌人》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颂扬暴力”并不为过。
这样，巴西全国律师协会对这个作品的声明的有些内容就很值得当代艺术界深思：“尽管艺术家在艺术表达上是不受限制的，他们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如果这些作品要面对普通大众，那就必须考虑作品本身是否超越了艺术的范畴，是否会对观众产生强烈的视觉暗示和不良导向。”（同上）尽管普通大众的认识不能作为当代艺术的标准，但是，对于一个有着文化良知和社会责任的艺术家来说，作品自身文化观念的陈旧、恶劣导致的对大众的不良导向则是艺术家应该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的；当然，该协会要求主办方立即停止对该作品的展出，则有悖于言论自由精神，须另当别论。
面对作品遭遇“颂扬暴力”的批评，艺术家吉尔•维森特的自我辩护是站不住脚的：
“官员贪赃枉法不是犯罪，电视上充斥着暴力报道也不是（颂扬）犯罪，而我的作品他们就认为是在颂扬暴力、颂扬犯罪，这让人不可思议。”（同上）
这种说法恰恰说明了艺术家是多么缺乏对事物的分析和鉴别能力。“官员贪赃枉法”没有治罪不等于贪赃枉法不是犯罪而值得推崇，“电视上充斥着暴力报道”不等于是在有意张扬暴力欲望和肯定暴力欲望的合理性，恰恰相反，至少是在主观立场上，“电视上充斥着暴力报道”可能是在反思、批判暴力，吉尔•维森特怎么能将自己的张扬暴力欲望和肯定暴力欲望合理性的作品《敌人》与“电视上充斥着暴力报道”混为一谈呢？更何况即使是为了反思、批判暴力而充斥着暴力的电视，在今天的超越性文化建设中也已经遭到进一步的反思和批判，而作品《敌人》没有表达出任何对当代暴力政治问题的反思和批判，我们看到的只是在“仇恨”心理（包括潜意识）下的暴力政治欲望，以及对这种暴力政治欲望的肆无忌惮的宣泄，只不过这种宣泄采用的是艺术方式。这种暴力政治欲望及其艺术方式的宣泄在我们的“文革”及“文革艺术”中是屡见不鲜的。不是说艺术不能使用“虚拟暴力”手法，但使用“虚拟暴力”的艺术只有走向暴力的反面——即反思、批判暴力，才是善的艺术；不然，无论怎样被说得天花乱坠，都是恶的艺术。像吉尔•维森特的作品《敌人》如此明目张胆地张扬暴力欲望，怎么会是善的艺术？
正是在“仇恨政治学”的角度，我们看到了艺术家文化观念的陈旧及其导致的对暴力政治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肯定（颂扬）。
一种“仇恨政治学”意识下的艺术创作必然是“宏大”、“笼统”、“模糊”、“概念化”乃至“混沌”叙事的，因为“仇恨”的意识是“你死我活”的整体性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种思维对对立双方的认识就是宏大、笼统、模糊、概念化乃至混沌的，它是无法深入事物内部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创造具体超越性的文化观念的。那种宏大叙事方式正是现实主义艺术的特征，它完全不适合针对具体社会文化问题创造特定文化批判（超越）观念的当代艺术的“问题主义” 了。
2010年9月29日星期三于深圳
分析有道理！！！！
使用“虚拟暴力”的艺术只有走向暴力的反面——即反思、批判暴力，才是善的艺术；不然，无论怎样被说得天花乱坠，都是恶的艺术。
同意！！！
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