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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游行就是“艺术”
吴味
2010年2月22日北京正阳艺术区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手持刀棒暴力拆迁，有多名艺术家（还包括一名日本艺术家）被打伤。当天中午十多名艺术家（其中有著名艺术家艾未未）手举“严惩凶手，除黑打恶”、“公民权利”等标语横额在长安街上游行抗议一个多小时。此次游行被众多网民严重关注，幷被称赞为89以来中国20多年未有的“壮举”。
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次在特殊时间——中国两会前夕、特殊地点——中国的政治敏感区长安街、由特殊人群——艾未未等艺术家，在艺术家私有财产权和生命权等遭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维权游行”，其意义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家针对艺术区暴力拆迁的物质层面诉求本身，而是同时直接指向了中国社会在当下面临的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无一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自由与尊严，它们构成了中国当下的基本文化状况。这些问题在89之后的20多年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而且在某些方面反而愈加严重，这就使这次游行具有了特别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意义。虽然此次游行有着直接的物质功利层面的目的，但游行者的游行冲动的产生决不可能仅仅是物质功利的原因，而是自觉不自觉地（自觉的成分更多）有着更高的自由与尊严的文化诉求，除非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那些游行者完全是人性蒙昧的行尸走肉。所以，这次游行既是政治的政治，也是文化的政治，甚至它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是文化的政治，正是在“文化的政治”意义上我要说这次维权游行就是“艺术”——即我所推崇的“问题主义艺术”。
也许有人会说，把这次维权游行说成是“艺术”反而缩小了游行的意义。是的，以既定的艺术概念来观照这次维权游行肯定显得牛头不对马嘴。然而，我所推崇的“问题主义艺术”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而是在具体的社会问题语境中提示出特定的文化问题，创造出特定的文化批判观念，体现出生命的自由与尊严意义的“艺术”，由于“自由”与“尊严”正是生活的终极目的和意义本身，所以这种艺术就是人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这就是我常说的“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命题，也所以在“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命题下，这次“维权游行”就是很好的当代艺术，它的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特殊人物（尤其是艺术家艾未未）、特殊触发因素以及广泛的传播（因素与对象）所构成的特殊艺术语言，对中国当下特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性问题——总之是影响人的自由与尊严的问题——的提示是有效和有力的，它再一次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追问了人在财产、人身和政治方面的自由与尊严的意义。所以，从“艺术就是有意义的生活”或“有意义的生活就是艺术”的角度，将这次维权游行说成是“艺术”只是为了便于让人们认识它的文化意义，这样不是缩小了它的意义，而是反而更凸显了它的意义，而它的意义将随着媒体的不断传播，而不断深入人心；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促进艺术的当代转型，当转型彻底完成以后，这样的生活事件也不必再强调它的“艺术”身份，甚至讨论这样的“艺术”时可能会产生另外的概念来代替“艺术”概念。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这次维权游行是“艺术”，那其它的维权游行是不是艺术呢？是的，也许其它的维权游行同样是我所推崇“问题主义艺术”，只不过因为意义小或不典型，人们不予关注而已。我在《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以艾未未的“烛照杨佳”的生活行为为例》一文中说过：“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将艾未未的‘关注杨//佳’生活行为作为当代艺术（问题主义艺术），那当代艺术就太多了。是的，也许当代艺术的状况本来就应该如此（当然，能够以独特方式反思特定问题的生活行为也不一定很多），只不过人们常常关注的是那些有较大意义的生活行为，并把它作为‘艺术’予以展览和评论，而这种展览和评论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生活’。如此而已。”所以，不仅仅这次维权游行是“艺术”，其它的维权游行同样可能是“艺术”，而且许许多多的生活行为都可能是“艺术”（我已经从当代艺术的角度评论了许多社会行为事件），关键是我们要用新艺术观念的眼光去观照。当然，是不是“艺术”或是不是好的“艺术”需要具体分析它的语言对于与人的自由与尊严有关的特定问题提示的有效性和力度。
也许还有人会说，这样的“艺术”其语言太平淡无奇，失去了艺术作为艺术的“艺术性”。然而，这样的发问我以为是受陈旧艺术语言学禁锢的结果。确实，如果只看到单纯的几个人举着简单的标语横幅在街上游行，那作品的语言确实是平淡无奇的。但对于当代艺术来说，作品的直接创作部分从来就不是作品语言的全部，甚至是极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此次维权游行的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特殊人物（尤其是艺术家艾未未）、特殊触发因素以及广泛的传播所构成的特殊艺术语言关系，我们还会觉得它平淡无奇而缺乏作为艺术的“艺术性”吗？事实上，一个生活的世界的语言（形式）要远远比一个艺术的世界要复杂、丰富得多，仅仅艺术家的“艺术”创造的语言的丰富性能够和“生活”创造的语言相提并论吗？所以，我们完全不必担心在“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命题下的艺术的语言丰富性问题。艺术的语言早被杜尚彻底解放了，艺术语言学的命题早已不复存在了，今天的艺术命题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或者说是语言的观念或观念的语言问题。我们还能够从既定艺术的语言学来谈当代艺术的“艺术性”吗？
今天的当代艺术的存在方式就是如此，它再也不会局限在既定的“艺术”方式，而是超越到既定“艺术”之外的更广阔、乃至无限广阔的空间去不断追问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意义，在新的自由与尊严的行为中，不仅创造了新的艺术，更创造了新的人。以至于我们今天讨论“艺术”不是讨论“怎样”（语言）才更是“艺术”，而是讨论“怎样”（同样是语言）才更是“人”。这是从“人”的角度对“艺术”的解放——彻底的解放。因此，今天的艺术早就不应该局限在“艺术圈”而是应该在整个社会文化圈来发展——目的、意义、创作、批评、欣赏、教育、展览、传播……
所以，那些反对这次维权游行、而要保持艺术和艺术家的纯洁性的人，我只能说，他们不仅艺术观念陈旧，更是人的观念陈旧导致的对自由与尊严的无动于衷、乃至于背叛。认为游行就是为了“皇帝轮流做”，认为“革命”就会导致新的“强权专制”等等，那是可笑的，这恰恰是一种顽固性的“中国革命思维”，也是中国文化的恶果。 西方天天都在“游行示威”、“结党结社”，它们由此更“专制”了吗？华盛顿这位“革命”的“英雄”不也自觉走向了“民主”吗？所以，不进行深刻的观念变革，我们无法认识维权游行（甚至是任何非官方游行）对于中国、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意义；更无法创造、认识中国现代新人性、新道德和新文化——包括作为自由与尊严生活意义上的新艺术。
2010年3月7日星期日于深圳
维权游行就是“艺术”
吴味
2010年2月22日北京正阳艺术区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手持刀棒暴力拆迁，有多名艺术家（还包括一名日本艺术家）被打伤。当天中午十多名艺术家（其中有著名艺术家艾未未）手举“严惩凶手，除黑打恶”、“公民权利”等标语横额在长安街上游行抗议一个多小时。此次游行被众多网民严重关注，幷被称赞为89以来中国20多年未有的“壮举”。
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次在特殊时间——中国两会前夕、特殊地点——中国的政治敏感区长安街、由特殊人群——艾未未等艺术家，在艺术家私有财产权和生命权等遭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维权游行”，其意义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家针对艺术区暴力拆迁的物质层面诉求本身，而是同时直接指向了中国社会在当下面临的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无一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自由与尊严，它们构成了中国当下的基本文化状况。这些问题在89之后的20多年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而且在某些方面反而愈加严重，这就使这次游行具有了特别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意义。虽然此次游行有着直接的物质功利层面的目的，但游行者的游行冲动的产生决不可能仅仅是物质功利的原因，而是自觉不自觉地（自觉的成分更多）有着更高的自由与尊严的文化诉求，除非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那些游行者完全是人性蒙昧的行尸走肉。所以，这次游行既是政治的政治，也是文化的政治，甚至它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是文化的政治，正是在“文化的政治”意义上我要说这次维权游行就是“艺术”——即我所推崇的“问题主义艺术”。
也许有人会说，把这次维权游行说成是“艺术”反而缩小了游行的意义。是的，以既定的艺术概念来观照这次维权游行肯定显得牛头不对马嘴。然而，我所推崇的“问题主义艺术”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而是在具体的社会问题语境中提示出特定的文化问题，创造出特定的文化批判观念，体现出生命的自由与尊严意义的“艺术”，由于“自由”与“尊严”正是生活的终极目的和意义本身，所以这种艺术就是人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这就是我常说的“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命题，也所以在“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命题下，这次“维权游行”就是很好的当代艺术，它的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特殊人物（尤其是艺术家艾未未）、特殊触发因素以及广泛的传播（因素与对象）所构成的特殊艺术语言，对中国当下特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性问题——总之是影响人的自由与尊严的问题——的提示是有效和有力的，它再一次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追问了人在财产、人身和政治方面的自由与尊严的意义。所以，从“艺术就是有意义的生活”或“有意义的生活就是艺术”的角度，将这次维权游行说成是“艺术”只是为了便于让人们认识它的文化意义，这样不是缩小了它的意义，而是反而更凸显了它的意义，而它的意义将随着媒体的不断传播，而不断深入人心；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促进艺术的当代转型，当转型彻底完成以后，这样的生活事件也不必再强调它的“艺术”身份，甚至讨论这样的“艺术”时可能会产生另外的概念来代替“艺术”概念。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这次维权游行是“艺术”，那其它的维权游行是不是艺术呢？是的，也许其它的维权游行同样是我所推崇“问题主义艺术”，只不过因为意义小或不典型，人们不予关注而已。我在《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以艾未未的“烛照杨佳”的生活行为为例》一文中说过：“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将艾未未的‘关注杨//佳’生活行为作为当代艺术（问题主义艺术），那当代艺术就太多了。是的，也许当代艺术的状况本来就应该如此（当然，能够以独特方式反思特定问题的生活行为也不一定很多），只不过人们常常关注的是那些有较大意义的生活行为，并把它作为‘艺术’予以展览和评论，而这种展览和评论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生活’。如此而已。”所以，不仅仅这次维权游行是“艺术”，其它的维权游行同样可能是“艺术”，而且许许多多的生活行为都可能是“艺术”（我已经从当代艺术的角度评论了许多社会行为事件），关键是我们要用新艺术观念的眼光去观照。当然，是不是“艺术”或是不是好的“艺术”需要具体分析它的语言对于与人的自由与尊严有关的特定问题提示的有效性和力度。
也许还有人会说，这样的“艺术”其语言太平淡无奇，失去了艺术作为艺术的“艺术性”。然而，这样的发问我以为是受陈旧艺术语言学禁锢的结果。确实，如果只看到单纯的几个人举着简单的标语横幅在街上游行，那作品的语言确实是平淡无奇的。但对于当代艺术来说，作品的直接创作部分从来就不是作品语言的全部，甚至是极小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此次维权游行的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特殊人物（尤其是艺术家艾未未）、特殊触发因素以及广泛的传播所构成的特殊艺术语言关系，我们还会觉得它平淡无奇而缺乏作为艺术的“艺术性”吗？事实上，一个生活的世界的语言（形式）要远远比一个艺术的世界要复杂、丰富得多，仅仅艺术家的“艺术”创造的语言的丰富性能够和“生活”创造的语言相提并论吗？所以，我们完全不必担心在“艺术是有意义的生活”命题下的艺术的语言丰富性问题。艺术的语言早被杜尚彻底解放了，艺术语言学的命题早已不复存在了，今天的艺术命题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或者说是语言的观念或观念的语言问题。我们还能够从既定艺术的语言学来谈当代艺术的“艺术性”吗？
今天的当代艺术的存在方式就是如此，它再也不会局限在既定的“艺术”方式，而是超越到既定“艺术”之外的更广阔、乃至无限广阔的空间去不断追问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意义，在新的自由与尊严的行为中，不仅创造了新的艺术，更创造了新的人。以至于我们今天讨论“艺术”不是讨论“怎样”（语言）才更是“艺术”，而是讨论“怎样”（同样是语言）才更是“人”。这是从“人”的角度对“艺术”的解放——彻底的解放。因此，今天的艺术早就不应该局限在“艺术圈”而是应该在整个社会文化圈来发展——目的、意义、创作、批评、欣赏、教育、展览、传播……
所以，那些反对这次维权游行、而要保持艺术和艺术家的纯洁性的人，我只能说，他们不仅艺术观念陈旧，更是人的观念陈旧导致的对自由与尊严的无动于衷、乃至于背叛。认为游行就是为了“皇帝轮流做”，认为“革命”就会导致新的“强权专制”等等，那是可笑的，这恰恰是一种顽固性的“中国革命思维”，也是中国文化的恶果。 西方天天都在“游行示威”、“结党结社”，它们由此更“专制”了吗？华盛顿这位“革命”的“英雄”不也自觉走向了“民主”吗？所以，不进行深刻的观念变革，我们无法认识维权游行（甚至是任何非官方游行）对于中国、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意义；更无法创造、认识中国现代新人性、新道德和新文化——包括作为自由与尊严生活意义上的新艺术。
2010年3月7日星期日于深圳
前几天吴味本人发过的，后来怎么被散掉了，难道是被和谐了？
同意吴味的观点
认同
黑羊
认同
认同臭无味
维权游行就是一次赌博，,跟艺术有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