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798双年展解析
白家峰
最近的网络流行语中，流传着这样一句流行语，叫“别迷恋哥，哥就是个传说”。在无数的转引和点击中，它迅速取代了躲猫猫、打酱油、俯卧撑（或者说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与“贾君鹏的妈妈叫他回家吃饭”，“信春哥、考本科”一起成为了新的流行语TOP 10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各大艺术论坛，网站与圈内人士的口耳相传中炒的沸沸扬扬的798双年展，也正逐渐成为这样一个“传说”。作为一个缺席798双年展现场的人来说，本来并没有资格与义务去正儿八经地成为这一事件的言说者，但是作为一个从文本、流言、图片和口耳相传中接受这件事件的旁观者，归拢一下旁观者眼中的“798传说”，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因为一者对于大多数的当代艺术的圈内人与爱好者而言，这是他们所建构的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的主要来源；二者，如果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而言，比如在今年十分流行的对当代艺术三十年的回顾中，人们对于故往的追究，除了当事人的追忆之外，更多地则是依靠那些逐渐成为文献的文本记录。在习惯的分类中，文献往往被视为是“信史”的基础而“传说”则更多地仅仅是“野记杂言”的温床。而在信史难寻，网络上却“真相”与“谣言”并存；当众多记录尚未被帖上文献的标签，或遗忘在时间的烽烟中的当下，追溯“传说”也就成了一种贴近事实的适当途径。
因此，作为“传说”的源头，对于曝光于媒体下的798双年展而言，它首先是一个具有新闻性的艺术事件，其关键词无疑是“范跑跑事件”与“策展人风波”。问题的焦点在于以“范跑跑”为代表的一批有较大社会争议的人物，作为行为艺术家参与了此次798双年展的行为艺术部分并引起质疑与干涉，进而引发了行为艺术部分策展人王军牵头的“集体退展”以及与总策展人朱其之间的争论。面对这样一条具有轰动性的新闻，作为一个在媒体的新闻制造与疲劳轰炸中已经磨练出强大耐受力的受众，无疑会在第一时间将“范跑跑”等的列席视为又一次制造“眼球经济”的产物。而之后引发的退展与策展人风波则越看越像是一个名利场逻辑下的内耗事件，或者，如娱乐圈所惯用的伎俩那样，是又一起为了吸引眼球而制造的“内耗事件”。这无疑是一种庸俗社会学式的推想与猜测，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也许是他们暗自认为这最接近于“真相”的事实。
当然，作为一个从文字中了解事件的旁观者，笔者无意推究这一事件背后的真实动机与利益纠葛，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但是，从围绕着这一事件核心所展开来的论述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引发这一事件的展览本身所内涵的几对结构性的矛盾，他们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导致了类似的事件必然以某种形式爆发。
首先是日益体制化的当代艺术大型展览的策展机制与此次展览所尝试的相对灵活的运作模式之间的张力。应该说，以双年展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型展览，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业已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并且日趋保守的运作机制。主办方（出资方）的展览意图与策展人的关注领域与学术立场共同构成了整个展览的学术定位与价值判断，而两者的资金支持与社会关系的结合则大致确定了参选艺术家的范围与作品的种类、要求，再辅之以相应的展览形式、宣传模式与形象塑造，构成了一个日趋产业化的展览运作模式。而在这过程中，争论与挑战都是在一种隐性的默许与预设中展开的，而其最终的目的却依然是谋求合力与共赢。然而，此次双年展由于众所周知的经济环境的恶化而采取了“自助式”的展览运作模式，当然作为总策展人的朱其将其解释为对于一种更自由、灵活的展览模式的探索，如此固然不失为一种契机（经济危机促使各方主动地参与这种模式的转变与探索，而不是争取更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但是这样的转变努力却没有在各个层面同步展开。换言之，并没有提供主要的资金支持的主办方却没有让渡其垄断性的决定权的自觉，而同时来自于体制化的主办机关以其惯用的运作方式“审查”艺术品，因而对于既承担费用、又提供创意的艺术家而言，爆发出不满的声音就在所难免。而当这种不满又“恰好”包含着对于以“范跑跑”等争议人物为对象的艺术创意的“筛选”时，那么对于权力话语、体制束缚的不满与对于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道德判断的质疑相结合无疑将这事件放大到一个更公众的层面。当然，即使没有“范跑跑”事件，自助形式的展览组合中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艺术家之间的空间磨合与利益协调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策展人必须面临从仲裁者向协调者转变的过程，艺术家也必须面对一个寻求新的组织协调机制与通过适当的形式来维持自我以及共同的合理利益的问题。而这样的一种群体意识、领地意识与协商机制的结合，则在运作层面上接近于此次展览主题所讨论的社群意识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798双年展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本质上恰恰是社群意识缺失的产物。
其次，社群问题的提出，其本身就含有对于艺术——社会同构结构的一种结构性质疑，其思路延续了策展人朱其对于艺术生态中的名利场逻辑与整个社会组成中的结构性缺失的关注。朱其曾在其策展人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的近百年历程中，经历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政党意识与国家意识的依次兴起，但是却没有能够迎来社群意识的到来。与此同时，在缺乏社群意识传统的中国，唯有曾经的宗法观念与之较为相近，这些判断是比较正确的。事实上，中国的社群意识的消失，首先是经历了百年来的社会变革对于社会基层的宗法社会在存在形态上的根本破坏（当然，这一时期的中国，尤其是乡村的宗法社会的确是落后、顽固与保守的集大成者，但是这一长达百年的破坏其实并未能够完全消解中国农村的族权，却相反地摧毁了这种权力运作的制度基础），其次更根本地是按照生产关系为基础所划分的阶级概念，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消解了整个社会的纵向与横向的群体划分，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则进一步将这种改变固化。因此，从认同感而言，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社群，但是中国却从不缺乏各自的山头。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存在内部的运作机制与外部的游戏规则。如果说此次展览是在陈述当下社会中新的社群形式的出现，并在呼唤当代艺术中的“社群”意识同时介入到整个社会的结构变迁中去的话，那么其所致力的工作其实应该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对于“社群”问题的关注，其次则是尝试着构建一种当代艺术中的社群关系与运作方式。而究其结果，平心而论，前者差强人意，而后者适得其反。
应该说，此次798双年展中系列事件的发生、热潮与传播，固然有后媒体时代的娱乐化倾向与公众心理的集体无意识有关，但是其核心，正如前文所涉及的，是某种意义上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物，是这个展览群体中的各个部分在存在利益冲突的前提下进行零和博弈的结果。在这里无关乎是与非的价值判断，甚至也与行为艺术本身的前卫属性关系不大。行为艺术作为一种相对自由、同时更具挑战性的艺术形式，其存在本身在历次重要的展览中都起到了挑衅、颠覆与拓展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人们的艺术观念领域作用更大。然而，如果说将此次的“范跑跑”事件作为一件有意识导演的“行为艺术”的话，那么其产生无疑是以牺牲这个群体中的其他部分的利益为代价的。如果说它仅仅是一件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诞生的孤立事件的话，那么，对于经历了这一事件的参与者，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倾注了精力的关注者而言，这样一件倾注了对立双方大量精力，却又值不回哪怕一张票价的“事件”秀，未免有点代价高昂。而且当我们思索，这个展览本身将以何种面貌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与记录中时，我们将发现，除了当事的策展人与成为导火索的“范跑跑”以外，其他的参展艺术家、无论国内抑或海外，以及将此次展览视作一个中西方当代艺术多元并呈，犹如浩瀚星空中的“星群”的海外策展团队，他们的努力与付出，似乎注定被人们选择性地遗忘，他们已然在场，但似乎已经缺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这个展览中的牺牲者，区别在于他们或者牺牲于又一场吸引人眼球的闹剧，或者，如一些理想主义者所希望的，牺牲与对于当代艺术中“社群”意识的唤醒。
希望牺牲不是无价的。
白家峰
最近的网络流行语中，流传着这样一句流行语，叫“别迷恋哥，哥就是个传说”。在无数的转引和点击中，它迅速取代了躲猫猫、打酱油、俯卧撑（或者说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与“贾君鹏的妈妈叫他回家吃饭”，“信春哥、考本科”一起成为了新的流行语TOP 10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各大艺术论坛，网站与圈内人士的口耳相传中炒的沸沸扬扬的798双年展，也正逐渐成为这样一个“传说”。作为一个缺席798双年展现场的人来说，本来并没有资格与义务去正儿八经地成为这一事件的言说者，但是作为一个从文本、流言、图片和口耳相传中接受这件事件的旁观者，归拢一下旁观者眼中的“798传说”，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因为一者对于大多数的当代艺术的圈内人与爱好者而言，这是他们所建构的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的主要来源；二者，如果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而言，比如在今年十分流行的对当代艺术三十年的回顾中，人们对于故往的追究，除了当事人的追忆之外，更多地则是依靠那些逐渐成为文献的文本记录。在习惯的分类中，文献往往被视为是“信史”的基础而“传说”则更多地仅仅是“野记杂言”的温床。而在信史难寻，网络上却“真相”与“谣言”并存；当众多记录尚未被帖上文献的标签，或遗忘在时间的烽烟中的当下，追溯“传说”也就成了一种贴近事实的适当途径。
因此，作为“传说”的源头，对于曝光于媒体下的798双年展而言，它首先是一个具有新闻性的艺术事件，其关键词无疑是“范跑跑事件”与“策展人风波”。问题的焦点在于以“范跑跑”为代表的一批有较大社会争议的人物，作为行为艺术家参与了此次798双年展的行为艺术部分并引起质疑与干涉，进而引发了行为艺术部分策展人王军牵头的“集体退展”以及与总策展人朱其之间的争论。面对这样一条具有轰动性的新闻，作为一个在媒体的新闻制造与疲劳轰炸中已经磨练出强大耐受力的受众，无疑会在第一时间将“范跑跑”等的列席视为又一次制造“眼球经济”的产物。而之后引发的退展与策展人风波则越看越像是一个名利场逻辑下的内耗事件，或者，如娱乐圈所惯用的伎俩那样，是又一起为了吸引眼球而制造的“内耗事件”。这无疑是一种庸俗社会学式的推想与猜测，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也许是他们暗自认为这最接近于“真相”的事实。
当然，作为一个从文字中了解事件的旁观者，笔者无意推究这一事件背后的真实动机与利益纠葛，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但是，从围绕着这一事件核心所展开来的论述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引发这一事件的展览本身所内涵的几对结构性的矛盾，他们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导致了类似的事件必然以某种形式爆发。
首先是日益体制化的当代艺术大型展览的策展机制与此次展览所尝试的相对灵活的运作模式之间的张力。应该说，以双年展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型展览，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业已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并且日趋保守的运作机制。主办方（出资方）的展览意图与策展人的关注领域与学术立场共同构成了整个展览的学术定位与价值判断，而两者的资金支持与社会关系的结合则大致确定了参选艺术家的范围与作品的种类、要求，再辅之以相应的展览形式、宣传模式与形象塑造，构成了一个日趋产业化的展览运作模式。而在这过程中，争论与挑战都是在一种隐性的默许与预设中展开的，而其最终的目的却依然是谋求合力与共赢。然而，此次双年展由于众所周知的经济环境的恶化而采取了“自助式”的展览运作模式，当然作为总策展人的朱其将其解释为对于一种更自由、灵活的展览模式的探索，如此固然不失为一种契机（经济危机促使各方主动地参与这种模式的转变与探索，而不是争取更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但是这样的转变努力却没有在各个层面同步展开。换言之，并没有提供主要的资金支持的主办方却没有让渡其垄断性的决定权的自觉，而同时来自于体制化的主办机关以其惯用的运作方式“审查”艺术品，因而对于既承担费用、又提供创意的艺术家而言，爆发出不满的声音就在所难免。而当这种不满又“恰好”包含着对于以“范跑跑”等争议人物为对象的艺术创意的“筛选”时，那么对于权力话语、体制束缚的不满与对于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道德判断的质疑相结合无疑将这事件放大到一个更公众的层面。当然，即使没有“范跑跑”事件，自助形式的展览组合中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艺术家之间的空间磨合与利益协调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策展人必须面临从仲裁者向协调者转变的过程，艺术家也必须面对一个寻求新的组织协调机制与通过适当的形式来维持自我以及共同的合理利益的问题。而这样的一种群体意识、领地意识与协商机制的结合，则在运作层面上接近于此次展览主题所讨论的社群意识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798双年展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本质上恰恰是社群意识缺失的产物。
其次，社群问题的提出，其本身就含有对于艺术——社会同构结构的一种结构性质疑，其思路延续了策展人朱其对于艺术生态中的名利场逻辑与整个社会组成中的结构性缺失的关注。朱其曾在其策展人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的近百年历程中，经历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政党意识与国家意识的依次兴起，但是却没有能够迎来社群意识的到来。与此同时，在缺乏社群意识传统的中国，唯有曾经的宗法观念与之较为相近，这些判断是比较正确的。事实上，中国的社群意识的消失，首先是经历了百年来的社会变革对于社会基层的宗法社会在存在形态上的根本破坏（当然，这一时期的中国，尤其是乡村的宗法社会的确是落后、顽固与保守的集大成者，但是这一长达百年的破坏其实并未能够完全消解中国农村的族权，却相反地摧毁了这种权力运作的制度基础），其次更根本地是按照生产关系为基础所划分的阶级概念，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消解了整个社会的纵向与横向的群体划分，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则进一步将这种改变固化。因此，从认同感而言，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社群，但是中国却从不缺乏各自的山头。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存在内部的运作机制与外部的游戏规则。如果说此次展览是在陈述当下社会中新的社群形式的出现，并在呼唤当代艺术中的“社群”意识同时介入到整个社会的结构变迁中去的话，那么其所致力的工作其实应该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对于“社群”问题的关注，其次则是尝试着构建一种当代艺术中的社群关系与运作方式。而究其结果，平心而论，前者差强人意，而后者适得其反。
应该说，此次798双年展中系列事件的发生、热潮与传播，固然有后媒体时代的娱乐化倾向与公众心理的集体无意识有关，但是其核心，正如前文所涉及的，是某种意义上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物，是这个展览群体中的各个部分在存在利益冲突的前提下进行零和博弈的结果。在这里无关乎是与非的价值判断，甚至也与行为艺术本身的前卫属性关系不大。行为艺术作为一种相对自由、同时更具挑战性的艺术形式，其存在本身在历次重要的展览中都起到了挑衅、颠覆与拓展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人们的艺术观念领域作用更大。然而，如果说将此次的“范跑跑”事件作为一件有意识导演的“行为艺术”的话，那么其产生无疑是以牺牲这个群体中的其他部分的利益为代价的。如果说它仅仅是一件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诞生的孤立事件的话，那么，对于经历了这一事件的参与者，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倾注了精力的关注者而言，这样一件倾注了对立双方大量精力，却又值不回哪怕一张票价的“事件”秀，未免有点代价高昂。而且当我们思索，这个展览本身将以何种面貌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与记录中时，我们将发现，除了当事的策展人与成为导火索的“范跑跑”以外，其他的参展艺术家、无论国内抑或海外，以及将此次展览视作一个中西方当代艺术多元并呈，犹如浩瀚星空中的“星群”的海外策展团队，他们的努力与付出，似乎注定被人们选择性地遗忘，他们已然在场，但似乎已经缺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这个展览中的牺牲者，区别在于他们或者牺牲于又一场吸引人眼球的闹剧，或者，如一些理想主义者所希望的，牺牲与对于当代艺术中“社群”意识的唤醒。
希望牺牲不是无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