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任越
消费型社会中新自由主义的压倒性胜利或多或少会带来主体性空前扩张的错觉。可以不断更替的微观生活环境、频繁的人口和职业流动、高速迭代的丰富的观念市场，都表明人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可以非常主动的时代，“个体选择”亦成为一种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常态。然而这种愈益标准化的主动同样可以是一类障眼法或维护机制，它将系统的边缘和B面呈现为人们熟稔、同时深嵌着规则的光滑日常图景。基础设施、消费场所、未能发生的对话和无从预期的梦境里，人们通过习惯性失语和迅速内化拥抱“不知情权”，与此同时却被当然地剥夺了“不参与权”。犹如重器之中幽魂无意逡游，我们通过遭遇种种系统化的“被迫使”与“无回应”，或许也能一窥有序自由社会的裂隙。
要通过延安高架桥下的多数路口，你几乎要时刻非常紧张地盯着路对面的交通灯。你必须在它变绿的第一时刻迈出过路的步伐，并在接下来的仅仅二十秒内格外急促地行进。这不到半分钟的行路最初是一种注意力的严苛测试，随即则变成需要凭借身形、步速、体力甚至一点点运气在人流和时间的双重夹缝中占得先机的微型战争。高架桥浓缩了巨型城市的便捷和不友好：桥上，高速通行的车流将人员和物资从城市一端输送到另一端；桥下，宽达三四十米并被高架桥柱隔成几部分的八车道公路，则使得步履缓慢或行动不便者常常不得不停留在桥下等待绿灯再次亮起。
公园长椅的隔座扶手或凹凸形接触面、建筑窗台靠近人行道的尖锐凸起、周边铺满锋利碎石的停车场……相比欧美城市常见的几种防止游客或无家可归者长时间逗留的“敌意建筑”，与路口宽度极不匹配的短促过路时间并非全然是一种硬性的物理存在。在巨型城市中，牺牲真实的人的感受以换取所谓城市运转效率的软性设施和空间制度似乎更为普遍，其缔造出的焦虑甚至危险就缠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空间权力网格犹如透明的鬼怪巨兽将其阴影投下，生活在其间的人则脆弱而懊恼。我曾在上海的一家夜店里看到奇异的一幕：舞池和卡座融为一体，调酒师和DJ混迹诸多仰卧、摆动和挤挤挨挨的身体之间，电音、喊话和酒杯撞击声不绝于耳；除了混合过度的功能区，眼前的情景至此都显得很正常。打破这种风格化认知的是一位清洁工的霎时出现。我甚至记不起此人的模样和性别——他在一众衣锦者中央，带着扫把和提拉式垃圾桶，从容不迫地扫走地上被舞步凌踏的垃圾和烟头。没有人知道他何时进入光影憧憧的舞池，而这种哑默且稍显不合时宜的劳动又会如何结束；他甚至是旁若无人地游荡在这场狂欢里，没有来处和归处。
同样的灯光与声场中，劳作者和狂欢者能够如此隔绝式地共存。当人们惯于在白日奔忙、夜间休憩，黑白颠倒的工作者就仿佛游魂误入万千人间。而无疑，每一个消费-娱乐场所的背面都是一个异质性的世界，它不仅仅有音乐、酒精和种种脱离“正常生活”的叛逆符号，也让服务于其基础运行但对卖点并无贡献的劳作变为一种必须的幽影。当幽影现身，狂欢者便陷入惊诧。不知道有多少人曾出于好奇或者持续的焦虑而去搜索“梦到高考”的含义——各类解梦网页根据梦者与应试者的关系、考试过程中的事件和考试结果所列层出不穷的释义，堪称《周公解梦》这一流传民间甚为广泛深久的解梦之书的当代变体。带有各类考试情景的梦似乎是一份能够渗入精神分析领域的东亚特产。关于考试的梦境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奋斗情绪、荣誉感和对青春的怀想无关——这种在现实世界里都显得单调的元素更不足以诱生梦境。在此之外，以高考为典型代表的重要考试一经入梦，便常能引申出丰富、细腻、体感极为真实的情节。涂错答题卡、丢失准考证等学生时代已经（或险些）发生的大小错误或许会在梦中卷土重来，不同教育阶段的空间场景和师友肖貌亦会通过一段子虚乌有的排演而莫名嵌套。相应地，一些与应试本身并无直接关联、因人而异的梦中蒙太奇，也投映出梦者对重书过往经历（从而期冀改变现况）的渴望。
“梦到高考”显然不能被粗暴解释为受挫者的集体创痛：即使成绩不俗之人也会在梦中重返考场，而网络上所提及的解述，也多关乎个人在事业上所面临的重重压力。对成长于考试制度下的人们而言，少年时期被重重力量形塑的目标型竞争思维在其离开学校多年后仍能完成某种无意识的强烈回返。随着错综的时空彼此靠近、扭合又弹开，梦中情节的每个枝杈都可能是一次对枯燥过往中主体极度不安的揭发，或对其脱离某种评价体系的隐晦暗示——无法脱身的记忆常常伴随着微渺的抵抗，也由此成为毁灭性与修复性共存的角力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