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阵地LeFront
当代大众媒体的普遍共识是，宗教的回归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政治和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现在，目前那些提到宗教复兴的人，显然不是指弥赛亚的再次降临，或新神和先知的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们指的是，宗教态度已经从文化的边缘地带进入主流。如果是这样，而且统计数字似乎也证实了这一说法，那么问题就是：什么导致了宗教态度成为主流。
在全球信息市场上，观点的幸存和传播受查尔斯·达尔文所制定的法则的调控，即最适者生存。那些最能适应其传播条件的观点，理所当然会有最大机会成为主流。然而，今天的观点市场显然以复制、重复和同义反复为特征。对当代文明的普遍理解认为，在现代的进程中，神学已经被哲学取代，对过去的定位被对未来的定位取代，传统教义被主观确证取代，对起源的忠诚被创新取代，等等。然而，事实上，现代并不是神圣被废除的时代，而是它在世俗空间传播的时代，是它的民主化和全球化。迄今为止，仪式、重复和复制都是宗教的事情；它们在孤立的、神圣的地方得到实践。在现代，仪式、重复和复制已经成为整个世界、整个文化的命运。一切都在自我复制——资本、商品、技术和艺术。归根结底，就连进步也是复制性的，它包括不断重复破坏一切不能快速有效复制的东西。在这样的条件下，宗教——在其所有的表现形式中——变得越来越成功，应该是毫不奇怪的。宗教通过媒体渠道运作，这些渠道从一开始就是传统宗教实践的延伸和世俗化的产物。现在让我们来调查一下这种延伸和世俗化的某些方面，它们似乎尤其与宗教在当代世界的存活和成功相关。
让宗教（任何宗教）在当代西方的世俗化民主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制度是信仰自由。信仰自由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相信他们选择相信的东西，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这些信仰自由地安排他们的个人和私人生活。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不能容忍在公共生活和国家机构中将自己的信仰强加给他人的做法，包括将无神论作为一种强制的信仰方式。启蒙运动的意义不在于它导致了宗教的完全消失，而在于宗教成为私人选择的问题，这随后导致宗教撤入私人领域之中。在当代世界，宗教已经成为一个私人品味的问题，其运作方式与艺术和设计的运作方式大致相同。当然，这并不是说宗教被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然而，宗教在公共讨论中的地位让人想起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总结的艺术的地位：宗教可以被公开讨论，但这样的讨论不能得出任何强制性的结论，无论是对讨论的参与者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是如此。信奉一种或另一种宗教信仰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私人选择的问题，不能由任何公共权力机构（包括任何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权力机构）决定。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决定——就像艺术的情况一样——不需要公开讨论和合法化，而是可以在无需进一步讨论的情况下得到普遍接受。个人信仰的合法性不是基于其说服力的程度，而是基于个人致力于这一信仰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这方面，打个比方，信仰自由与科学研究中所代表的那种自由有着根本的不同。在科学讨论的背景下，每个观点都可以被支持或反对，但每个观点也必须由某些事实来证明，并根据固定的规则进行验证。在这样的讨论中，每个参与者无疑都可以自由地——至少在理论上——提出他或她的立场并为其辩护。然而，一个人不能坚持一个不需要证明的科学观点，相反，这将否认所有的证明和证据，且不引入任何论据来使自己的立场对其他人来说是可信的、有说服力的。这种对显而易见之事的不屈不挠的抵抗，这种对事实、逻辑和常识的盲目性，将被视为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有人提到他坚持某种科学观点的至高权利，而又不能通过理性的论证使这种坚持合法化，他或她就会被排除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这意味着，我们当代西方的自由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事实上，关于自由的讨论总是集中在两种激进的自由上：一种是无条件的信仰自由，这种至高的自由允许我们在所有公共解释和理由之外做出个人选择；另一种是有条件的、制度性的科学观点的自由，这取决于主体能否按照预先确定的、公开的规则证明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不难看出，我们的民主、自由社会的概念也是模糊的。当代政治自由的概念可以部分地被解释为至高无上的自由，也可以部分地被解释为制度性的自由：部分地被解释为政治承诺的至高自由，部分地被解释为政治讨论的制度自由。但是，无论对当代全球政治领域的总体评价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领域正日益受到作为全球交流主要媒介的互联网的影响，甚至被它定义。而互联网倾向于私人的、无条件的、至高的自由，而不是科学的、有条件的、制度性的自由。在早期的大众媒体时代（报纸、广播或电视）对观点自由的唯一可能的保证是由制度保证的对这种媒体的自由使用。因此，任何围绕观点自由的讨论都集中在代议制政治上，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哪些人哪些事应该被包括在内，哪些人哪些事应该被排除在标准的新闻报道和公共政治讨论之外。今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创建自己的网站，而不需要讨论和合法化。在互联网上实行的观点自由，作为私人信仰的至高自由发挥作用：既不是理性讨论的制度自由，也不是代表、包容和排斥的政治。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是通过互联网对公共媒体空间的巨大私有化：今天，“我的空间”（www.myspace.com）和“油管”（www.youtube.com）之间的私人对话取代了上个时代的公共讨论。上个时代的口号是：私人就是政治，而互联网的真正口号是：政治就是私人。显然，媒体领域的这种新配置有利于宗教而不是科学，有利于至高的宗教政治而不是制度化的世俗政治。互联网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当代积极的宗教运动可以组装他们的宣传材料，并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这不需要求助于任何机构作为代表，也不需要向任何当局申请承认。互联网为这些运动提供了超越任何以话语方式获得的合法性，并拥有完全至高的运作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宗教的回归可以被看作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制度性自由的支配之后，至高无上自由的回归。因此，宗教的兴起也可能与全球范围内私人消费和资本投资的日益增长的至高自由直接相关。两者都依赖于互联网和其他数字通信媒体，它们超越了国家民主机构的边界。在任何情况下，宗教和经济这两种做法都预设了媒体世界的运转，该世界是为私人且至高的行为和决断所准备的竞技场。此外，资本投资和宗教信仰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通过语言运作的，尽管同时也是超越语言的——在这里，语言被理解为（自我）解释、辩解和合法化的手段。
Mechanical Drawings and the Human Form Merge in Oil Paintings by Atsushi Koyama
宗教常常被理解为与是否应该允许避孕，或妇女是否应该戴头巾这样的问题有关的一套观点。然而，我认为，宗教（任何宗教）都不是一套观点，它主要是一套仪式，宗教仪式指的是一种缺乏观点的状态，一种无意见的状态（a-doxa），因为它指的是诸神或上帝的意志最终对凡人隐而不显。宗教语言是重复的语言，并不是因为它的臣民坚持他们希望反复断言和传达的任何具体真理。在这里，语言被嵌入到仪式中。而仪式是对一个最终不可能沟通的真理之启示的重演。对某种宗教仪式的重复庆祝了与这种无法沟通的真理的相遇，庆祝了对这种真理的接受，庆祝了对上帝之爱的回应，以及对启示之谜所保有的虔诚。宗教话语赞美上帝，好似取悦上帝。宗教话语不是像科学话语那样在真理与错误的对立中运作，而是在虔诚与亵渎的对立中运作。仪式，就其本身而言，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标志着观点自由的零点，即免于任何形式的意见，免于强制性的观点。宗教仪式可以被重复、放弃或修改，但不能被合法化、批评或驳斥。因此，原教旨主义者与其说是坚持某一套观点，不如说是坚持某些仪式不被放弃或修改，并得到忠实且正确的再现。真正的原教旨主义者不关心对真理的忠诚，而是关心一种仪式的正确性，他不关心信仰的理论，或者说，神学解释，而是关心宗教的物质形式。现在，如果我们考虑那些今天特别活跃的宗教运动，我们会观察到，它们主要是原教旨主义运动。传统上，我们倾向于区分两种重复的情况：1、精神的重复和精神中的重复，也就是宗教信息的真正的、内在的本质的重复；2、宗教仪式的外部形式的重复。这两种类型的重复——活生生的精神和死板的文字——之间的对立贯穿了西方所有关于宗教的论述。第一种重复几乎总是被视为真正的重复，是一种宗教传统的真实的、“内在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预设了与这种传统的仅仅是外在的、习惯性的、历史上的偶然形式决裂的可能性，甚至要求这种决裂。根据这种对宗教传统的灵性解释，对宗教讯息之本质的内在、灵性的忠实，使信徒有权在不背叛讯息内在真理的前提下，使讯息的外部、物质形式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一个能够转变，且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不失去其内在基本特征的宗教传统，通常被赞誉为能够保持其生命力和历史意义的、有精神力量的传统。另一方面，“肤浅”地遵循单纯的文字，遵守宗教的外部形式，遵守“空洞”的仪式，通常被认为是有关宗教缺乏活力的症状，甚至被认为是通过纯粹机械地复制其外部的、死的形式来背叛这一传统的内在真理。现在，这正是原教旨主义的特点，即坚持文字而不坚持精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宗教原教旨主义一直拥有一个革命的维度：在与精神政治，也就是与改革、灵活和适应时代潮流的政治决裂的同时，它还继续用文字的暴力政治来取代这种精神政治。因此，当代宗教原教旨主义可以被视为欧洲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最激进的产物。宗教原教旨主义是精神死亡后的宗教，是精神性丧失后的宗教。如果精神消亡，剩下的就是文字、物质形式、作为物质世界事件的仪式。换句话说，宗教的物质形式的差异不再能由精神的认同来弥补。同仪式的外部形式的决裂不能被内在的、精神的对宗教真理的忠诚所补偿。物质上的差异现在只是这样一种差异：在更深的层次上，这种形式上的差异没有本质，没有存在，没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运动是解构之后的宗教。如果意义、感觉和意图不能被稳定下来，那么真正重复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字面的重复，即机械的复制，它超越任何观点、意义、感觉和意图。伊斯兰教将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虽然臭名昭著地禁止生产图像，但它并不禁止再生产和使用已经存在的图像，特别是在所谓的“机械生产”图像的情况下，如摄影或电影。虽然说伊斯兰教是非现代的已经很平庸了，但它显然是后现代的。德勒兹在他的《差异与重复》一书中说，字面的重复是根本性的人为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与一切自然的、活生生的、变化的和发展的东西相冲突，包括自然法和道德法。因此，实践字面的重复可以被看作是开启了生命连续性中的断裂。***·本雅明在其关于历史哲学的评论中，也将真正的革命描述为同历史演变之连续性的断裂，是在现在中对过去的字面意义上的重复。他还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一种新的宗教，但它沦为了仪式，因此没有任何神学。然而，字面意义上的重复不仅是一场由资本实现的革命；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对历史变化的流程，甚至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暴力行动。字面上的重复也可以被看作是走向个人自我神圣化和不朽的一种方式，这是准备好让自己接受这种重复的主体的不朽。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工人阶级从事着重复的、异化的、可以说是仪式性的工作，他们在某些方面被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所神圣化，而知识分子或艺术家，作为变革的创造性精神的体现者，却仍然是世俗的，这并非偶然。尼采已经提到了字面意义上的重复：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作为精神与上帝死亡后，思考不朽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在这里，宗教仪式的重复性和表象世界的字面再现之间的差异消失了。人们可以说，宗教仪式是现代主导西方文化的机械复制的原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继续主导着当代世界。这表明，机械复制反过来可被理解为一种宗教仪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在我们的时代变得如此成功，因为他们把宗教仪式和机械复制结合了起来。当然，对本雅明来说，机械复制意味着灵韵的丧失，意味着宗教经验的丧失，他把宗教经验理解为独一性的经验。在这方面，他提到了这样一种经历：把被意大利风景迷住的经历作为在复制过程中失去的真实经验（幸福、充实和生命的强度）的范例，本雅明的这一提及非常独特。但是，有人可能会说，真正的宗教体验实际上是死亡的体验，而不是生命的体验，即在生命中的死亡体验。因此，正因为机械复制可以被理解为死亡图像的无生命的重复，它也可以被解释为真正宗教经验的来源。事实上，正是灵韵的丧失代表了现代性条件下最激进的宗教体验，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人类发现了自身存在的机械的、机器一般的、重复的、复制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死亡的一面。
Download and 3D-Print 18,000 Artifacts from Art History through Scan the World
然而，如上所述，新的宗教运动主要通过互联网运作，通过数字而非机械复制的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视频已经成为当代宗教宣传的首选媒介，并通过不同的电视频道、互联网、商业视频商店等进行传播。在近期活跃的，甚至具有侵略性的宗教运动中尤其如此。同时，自杀式**袭击者的坦白视频，和其他许多反映激进伊斯兰教心态的视频制作现象已经为我们所熟悉。另一方面，新的福音派运动也以视频为媒介进行运作。如果人们要求这些运动中负责公共关系的人提供信息，那么他们就会收到视频。在不同的宗教运动中使用视频作为自我介绍的主要媒介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传统上，标准媒介是剧本、书籍、绘画图像或雕塑。那么问题就是，什么构成了机械复制和数字复制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影响我们时代的宗教命运。在这一点上，我想说的是，当代宗教运动使用视频作为主要媒介，是这些运动的信息所固有的。它也不是如此理解宗教的外在因素，这种理解反倒是这种使用的基础。这并不是说，继麦克卢汉之后，这里的媒介也是信息；相反，我认为，信息已经成为媒介。某种宗教信息已经成为数字编码。数字图像倾向于生产、增加，并通过当代通信的开放领域以几乎匿名的方式来传播自己。这些信息的起源很难，甚至不可能找到，就像神圣的宗教信息的起源一样。同时，数字化似乎比任何其他已知的技术都能更有效地保证文本或图像的字面复制。自然，与其说是数字图像本身，不如说是图像文件，即在其复制和传播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数字数据。然而，图像文件不是图像，图像文件是不可见的。数字图像是不可见的图像文件、不可见的数字数据的可视化效果。只有电影《黑客帝国》（1999）的主角能够看到图像文件，即数字编码本身。然而，普通观众并没有像《黑客帝国》中的主角那样，拥有可以让他或她进入隐藏在数字图像背后的不可见空间，从而直接面对数字数据本身的神奇药丸。观众并不掌握使他或她能够将数字数据直接转移到大脑中，并以纯粹的、不可视觉化的苦难模式体验它（就像另一部电影《捍卫机密》[Johnny Mnemonic]的主角那样）的技术。实际上，如我们所知，纯粹的痛苦是对不可见之物的最充分的体验）。数字数据应该被可视化，应该成为一个可以被看到的图像。在这里，我们有一种情况，多年的精神/物质二分法被重新解释为数字文件和其可视化之间的二分法，或“非物质信息”和“物质”图像（包括可见文本）的二分法。用神学术语来说：数字文件的功能就像一个天使（作为不可见之物的信使，他传达的是神圣的命令）。但人仍然是这个信息、这个命令的外部，因此注定只能思考其视觉效果。我们在这里面临着神/人二分法从形而上学到技术层面的转换。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这种转换只有在这种二分法从一开始就隐含着技术性的情况下才可能。推而广之，一个可以被看到的数字图像不能仅仅被展示或复制（像模拟图像那样），而总是只能被上演或表演。在这里，图像开始像一首乐曲一样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乐谱与乐曲并不完全相同：乐谱是不可闻的，是无声的。为了让音乐响起来，它必须被演奏。人们可以说，数字化把视觉艺术变成了表演艺术。然而，表演某种东西，意味着解释它、背叛它、破坏它。每一次表演都是一种解释，每一次解释都是一种误用。在原件不可见的情况下，情况尤其困难：如果原件是可见的，它可以与副本相比较，副本因此可以被纠正，扭曲也可以因此减少。但如果原件是不可见的，那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比较：任何视觉化的东西在与原件的关系上都是不确定的；甚至可以说，每一个这样的表现本身都成了原件。此外，今天的信息技术处于一个永久变化的状态：硬件、软件，简直就是一切。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图像就随着每一次使用不同的新技术的可视化行为而被改变。今天的技术是以世代为单位的。我们说的是计算机的世代，是摄影和视频设备的世代。但凡涉及到几代人，也就涉及到代际冲突、恋母情结的斗争。任何试图将他或她的旧文本或图像文件转移到新软件上的人都会体验到俄狄浦斯情结对当前技术的影响：许多数据被破坏，蒸发到虚空中。生物学上的隐喻说明了一切：不仅是生命，技术也是如此，它们皆因为这一点而臭名昭著——本应该是与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已经成为非同一复制的媒介。本雅明在其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的核心假设——即先进的技术可以保证原件和复制品之间的物质同一性——并没有被后来的技术发展所证实。真正的技术发展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走向了复制品生产和传播条件的多样化，相应的还有所产生的视觉图像的多样化。如果技术能够保证同一数据的不同视觉化之间的视觉同一性，那么由于其出现的社会背景的变化，它们仍然会是不同的。因此，将不可见的数字数据视觉化的行为，类似于在可见世界的地形中产生不可见的东西（用圣经的话说，就是神迹和奇迹），即产生宗教仪式。在这方面，数字图像的功能就像拜占庭的圣像：作为不可见的数字数据的可见代表。数字编码似乎保证了不同图像的同一性，这些图像作为该编码的视觉化而发挥作用。同一性在这里不是在精神、本质或意义的层面上建立的，而是在物质和技术层面上建立的。因此，正是以这种方式，字面重复的承诺似乎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数字文件毕竟应该是比无形的上帝更物质性、更有形的东西。然而，数字文件仍然是不可见的、隐藏着的。这意味着它的自我同一性仍然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不得不相信，对某些数字数据的每一次可视化行为都相当于同一数据的启示，就像我们不得不相信，对某种宗教仪式的每一次表演都是指向同一个不可见的上帝。这意味着，关于什么是相同和什么是不同，或者什么是原创和什么是复制的观点，是一种信仰行为，是一种无法从经验或逻辑上完全证明的至高决断的效果。数字视频用对此世潜在的永恒重复的技术保障，取代了对在彼岸等待着我们的精神不朽的保障。那种由技术保障的重复因为能够打断历史时间的流动，而成了一种不朽的形式。新的宗教运动事实上提供给他们信徒的正是这种新的唯物主义（即由技术保障的不朽）的前景，它超越了其神学在往昔的形而上的不确定性。将人类行为置于一个循环中，仪式和视频这两种做法都实现了尼采对新不朽的承诺：永恒轮回。然而，这种新的技术保障仍然是一个信仰和至高决断的问题。承认两个不同的图像是同一图像的副本或同一数字文件的可视化，意味着重视不朽而非原创。承认它们是不同的，就意味着在时间上更看重原创性而非不朽的前景。这两种决断都必然是至高无上的，而且都是信仰的行为。原文来源：e-flux journal #4 — march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