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冬已至:ruangrupa 加速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颠覆计划”
发起人:蜜蜂窝  回复数:0   浏览数:152   最后更新:2021/01/01 23:24:28 by 蜜蜂窝
[楼主] 蜜蜂窝 2021-01-01 23:24:28

来源:ArtReview Asia  文:Annie Jael Kwan


自2019年初被任命为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以来(文献展将于2022年举行),ruangrupa的国际知名度已大大提高。但其作为艺术家小组的实践由来已久——随着这动荡的一年即将结束,ruangrupa的工作已经进行了近二十年。2000年,成立艺术小组ruangrupa的倡议由艺术家Ade Darmawan、建筑师兼设计师Hafiz和作家Ronny Agustinus牵头,另有来自雅加达、万隆和日惹的二十多人参加了在雅加达南部Cemara 6 Galeri举行的筹款展览。

ruangrupa的Gudskul平台转变为防疫物资生产车间,2020

摄影:Jin Panji

图片致谢Gudskul

ruangrupa成立于印尼总统苏哈托(Suharto)下台和“新秩序”政权(New Order Regime,1965-1998)结束后的第三年。在随后的改革时期(reformasi),印度尼西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诸领域都发生了变革,这种改变包括政府的权力下放以及对异议和民主改革的更大包容。正如汤伟峰(Thomas Berghuis)和郑大卫(D**id Teh)等艺术史学家所表示的那样,这一历史性时刻恰逢国际社会对东南亚当代艺术的关注日益增长的时期,一些实验艺术家团体也被认为在这一发展阶段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举例来说,这些艺术小组包括2002年成立的Ruang MES 56、1997年于吉隆坡成立的RAP(Rumah Air Panas),以及2000年在马尼拉成立的青木瓜艺术小组(Green Papaya)。汤伟峰和郑大卫都认为ruangrupa的工作标志着冷战后艺术的明显突破——冷战后艺术是“新秩序”政权专制审查制度下的产物,只有在获得文化部和内政部、军方和警察的许可后才能展出。相反,ruangrupa的项目在其国内和国际范围采用了自由流通的运作方式,而这种方式被视为东南亚地区艺术实践的“当代”缩影。


尽管其成员在不同学科领域各有建树,但ruangrupa作为艺术小组的实践却是由雅加达和印度尼西亚当代艺术的话语和实践中缺乏基础设施和机会支持的现实所驱动的。这种驱动力还包括对空间和设备资源进行共享的务实需求,以及通过广泛的社区联动(包括与学生和年轻艺术家的频繁接触)使艺术和社会参与民主化的迫切感。ruangrupa的实践成果包括工作坊、杂志、节日活动和展览;正是在组织这些高强度而影响广泛的社区项目期间,ruangrupa开始发展他们的“lumbung”(印尼语,直译为“米仓”)实践,即以“在仓库内储存剩余谷物、并在未来共享该资源”为灵感的工作模式。


ruangrupa于2003年在雅加达创立了两年一度的大型活动“OK.Video”——雅加达国际录像艺术节(现称印度尼西亚媒体艺术节)。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活动,主要在雅加达全市的各个公共场所展示本土、国际的录像作品和新媒体艺术。其创始成员之一farid rakun回顾说,2007年的录像艺术节名为“民兵”(Militia),原计划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巡回至30多个印度尼西亚城市。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巨大努力险些让ruangrupa分崩离析,但这次经历也使它了解到有关印度尼西亚艺术小组各自不同的运作方式的宝贵知识。此外,2010年6月,ruangrupa在位于雅加达的北部艺术空间(North Art Space)展出了“问题解决者”(Fixer)——一项包含了21个印度尼西亚艺术家团体和替代空间的调查展览。虽然展览只进行了十天,但这是ruangrupa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它由此得以洞悉不同的集体工作模式,并与印度尼西亚各地的艺术团体建立起牢固的关系网络——在先前对民间自组织极端反对的专制政权看来,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姿态。

ruangrupa的Gudskul平台转变为防疫物资生产车间,2020

摄影:Jin Panji

图片致谢Gudskul


到2017年,既有的关系网络、针对不同背景和地点进行集体化工作的知识积累,都促使ruangrupa启动了更具包容性的合作项目,例如RURU Radio——一档与艺术家和跨学科创意工作者在线交流的广播栏目,意在讨论雅加达市民每天面临的问题。此外,ruangrupa开始通过与雅加达双年展的合作来发挥其影响力。成员rakun将其描述为在改变艺术体制和制定艺术议程中挪用机构资源的过程。


雅加达艺术委员会(Dewan Kesenian Jakarta)于1968年成立,当时名为Pameran Besar Seni Lukis Indonesia(印尼绘画大展)。1975年更名的雅加达双年展在1998年“新秩序”衰落后被暂停。2009年,ruangrupa被任命为复归后首次双年展的艺术总监,其成员Darmawan和rakun则分别承担2013年和2015年雅加达双年展的多种执行和临时督导任务。直到2017年,雅加达双年展开始与表演艺术家Melati Suryodarmo合作,进一步发展并确立了表演艺术在印尼的重要地位。最近,双年展的资源建设和共享工作开始与“Gudskul:contemporary art collective and ecosystem studies”协作进行,该平台是2006年成立的艺术教育组织Serrum Studio和2012年成立的版画小组Grafis Huru Hara所建立的“集体之集体”(collective of collectives)。Gudskul不仅学习如何共享土地、资产和设备,而且还在其财务运作中建立了透明度和共有关系。

ruangrupa的Gudskul平台转变为防疫物资生产车间,2020
摄影:Jin Panji
图片致谢Gudskul


事实上的转变在于,ruangrupa不再对仅仅展示集体行为和激进运动感兴趣。通过诸如“Fixer”之类的调查展示项目,ruangrupa认识到艺术世界对可转换文化资本的反应相当灵敏,这一点在许多大型展览中社会参与型和事件引导型的艺术项目上都得到了印证。ruangrupa的意图更加深远:以卡塞尔文献展之类的展览及其预算和网络作为共享资源的“lumbung”,以激发艺术实践和超本地化(hyperlocalized)的艺术组织在物质经济层面的转变,最终达到建设和活化可持续全球网络的愿景,并以此重新分配权力——这种计划能否奏效仍有待考察。


我想知道,目前的全球状况——包括全球旅行限制、大量人员失业和中小企业退出市场、正常生活中断和政治动荡加剧,如何影响了ruangrupa的野心。rakun将小组的运营描述为“这个冬天来得格外早……我们认为我们有时间为危机做准备,但危机提前到来了。我们觉得有必要加快而不是推迟相应的进程。”尽管日程、旅行计划和会议的实际执行工作被中断,并且目前ruangrupa策展团队分据卡塞尔、孟加锡和雅加达三地,但rakun坚信ruangrupa的策展理念——“lumbung”——“需要尽快实施”,无论是这个概念本身,还是其关涉的艺术家与合作者。


然而,rakun继续说道,这种策展愿景的展现必须得到重新廓形:比之将2022年的卡塞尔文献展视为展示艺术和吸引公众的重要时机,更需要注意到当下的叙事转变。ruangrupa正在考虑文献展在当下激发自己及参与者共同转变的可能性。rakun说,如何重构“当代艺术”以适应时代是种务实的想法:“我们可以试着忘记一分钟、一个小时、一小段时间的艺术,这样就可以用一种更加丰富有效的方式去看待世界——这也更有希望。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不需要为艺术至上而战……动摇艺术的舒适区,正要从现实生活中的不安全感开始。”在现实层面上,Gudskul已将其艺术教育计划暂时搁置,并将其空间转变为生产车间,以应对印尼的一线防疫需求。Gudskul利用3D打印机和其他设备材料来生产健康防护物资和医疗设备,并利用其艺术网络作为分销链,以确保这些物资能够给到最需要它们的医护人员和医院。与之相似,当当地食品供应受到影响时,RURU实体商店出售的是无农药蔬菜,而不是艺术品。

ruangrupa的Gudskul平台转变为防疫物资生产车间,2020
摄影:Jin Panji
图片致谢Gudskul

像其他机构批判项目一样,ruangrupa挑战了机构表面“中立”却通常为国家和意识形态背书的姿态,并意图成为双重代理人:以大型展览的艺术总监团队之名,行社会活动议程之实。为了通过文献展建立起这种“lumbung”,ruangrupa已经开始将展览的决策过程散布给其他合作伙伴,例如马里的尼日尔节(Festival sur le Niger),以及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工作的策展人拉拉·哈尔迪(Lara Khaldi)和亚赞·哈利利(Yazan Khalili)。在这一全球性动荡时期,这种模式有助于对当地工作环境进行深入了解,并利用项目预算来维持相应本土组织的运营成本。随着对机会的把握,ruangrupa意识到这也是一类“成为”的过程——从被批评家称作“当代”的全球化艺术市场中退出,转而投身于能够推动更加可持续、公平和多样化的全球艺术系统到来的实践——这种系统在市场竞争方面倾注的精力较少,在协作和资源共享方面则更多。

ruangrupa不再是街头诞生、初出茅庐的艺术小组了。rakun承认ruangrupa已经有了牢固的基底,通过承担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总监等职要,它也处于自身的“机构化”过程中。ruangrupa拥有权力,打算利用它来构建一个新的系统,以允许其他思维方式和实践得以持续。也许是这场疫情带来了一个共同的起点:现在,机构和从业者们都承认情况必须改变——他们必须研究出相应的方法。


编译/任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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