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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时尽情放纵地生活吧——直接在屏幕上生活和受苦吧。在实时思索吧——你们的思维直接被电子计算机译成电码。在实时干你们的革命吧——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在录音室里。在实时体验你们的爱情吧——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有录像。在实时深入了解你们的身体吧——体内视频检查、你们血液的流动、你们自己的内脏，就像你们在里面一样。”
完美的罪行
[法]让·鲍德里亚 / 文
王为民 / 译
完美的罪行是通过使所有数据现实化，通过改变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纯信息的事件，无条件实现这个世界的罪行——总之：最终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克隆实在和以现实的复制品消灭现实的事物使世界提前分解。这正是阿蒂尔·克拉克（Arthur Clarke）关于上帝的九十亿个名字的短篇小说的主题。一个西藏喇嘛修院几个世纪以来专心于登记这九十亿个上帝的名字，此事结束之时，就是世界完成并结束之日。此任务是令人厌倦的，所有疲劳的喇嘛叫来IBM的技术员用电子计算机干了几个月。可以这么说，世界的历史在实时通过虚拟操作完成了。不幸的是，这也是世界在实时的消失。因为，完成的诺言突然就实现了，而那些惊愕的技术员，尽管不太相信此事，在回到尘世时，还是看到天上星星一颗一颗在熄灭。也许在这种技术改变世界面貌结束时，实际等待我们的东西就在那儿：世界加速结束、立即分解——现代至福一千年说最终成功，但又没有得救、启示或默启的希望。这只是提前兑现的日子，是向一种单纯消失的加速运动。人类会不知不觉处于被包围的境地，像执行这个崇高任务的IBM技术员一样：在启动世界自动消失码时也耗尽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实时尽情放纵地生活吧——直接在屏幕上生活和受苦吧。在实时思索吧——你们的思维直接被电子计算机译成电码。在实时干你们的革命吧——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在录音室里。在实时体验你们的爱情吧——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有录像。在实时深入了解你们的身体吧——体内视频检查、你们血液的流动、你们自己的内脏，就像你们在里面一样。什么都不会遗漏。总是有一台摄像机藏在某处，人们可能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摄像。人们可能被叫到无论哪一个电视设备前重新表演这一切。人们以为自己是以原版的形式存在，而不知道原版只是配音复制的一种特殊情况，一种用于“幸福的少数”的特殊版本。人们处于在不论哪个电视频道上即刻转播所有事情和动作的威胁之下。过去人们是作为治安监督而经历这些的，今天经历这些却如同广告推销。无论如何，虚拟的摄像机是在头脑中。不需要巫师来反映我们实时的问题：每个人对于自己来说都是远距离出现的。长久以来，电视和大众传媒都走出了它们大众传媒的空间，从内部包围“现实”的生活，正如病毒对于一个正常细胞所做的那样。不需要头盔或数字合成：是我们的愿望最终在世界上像在合成影像中一样活动。我们都相信自己的感受器，这就是因为生活和其复制品过于相近、时间和距离萎陷而产生了强烈的雾视效果。无论是远距离参与、电视直播的心理剧还是所有屏幕上的即时新闻，都是现实生活的同一个短路动作。虚拟性不同于戏剧，戏剧过去还给批评意识和揭示真相以行动的自由。“戏剧”的抽象概念，包括境遇主义者作品中的，从来不是无可挽回的。只有无条件的创造，才是无可挽回的。因为我们不再是被束缚者，也不再是被剥夺者——我们拥有全部信息，我们不再是观众，而是有成就的演员，并越来越融入演出的过程。当我们能够迎战像戏剧一样的不现实的世界时，我们却在这世界的最后实在和虚拟的完善面前无法招架。其实，我们已经摆脱束缚。这是恐怖的新形势，与之相比，束缚的痛苦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曾批评空想的、宗教的、思想的所有幻觉——当时是令人高兴的幻觉破灭的黄金时代。现在只剩下一个：对批评本身的幻觉。进入批评射程的客体——性、梦、工作、历史、权力——以它们自身的消失进行报复，反过来，产生出对真实事物的令人快慰的幻觉。由于不再有受害者可折磨，对批评的幻觉就自己苦恼了。比工业机器更糟，思想的齿轮处于技术性的停转状态。在其行程的尽头，批评思想缠绕在自己身上。于是这种批评思想变成脐带。由于自己还活着，它实际上帮助它的客体继续存在。完全像宗教最终以反宗教、世俗、政治、文化等的其他形式得到发展，因此，在这里（包括在现时的、还戴着宗教面具的信仰复兴运动中）作为某一种形式，它是不可定位的，这样，对虚拟技术的批评就掩盖了一个事实：虚拟技术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到处都被人们以顺势疗法的剂量所精炼。人们在揭露它们的幽灵及大众传媒的幽灵时，暗示在某个地方可能有过去生活的一种原始形式。那么，如果说实在的比率一天天下降，那就是巫师自己来到了透明的生活中。所有这些数字显示的、电子的数字化设备只是生命物体深入虚拟化的附加现象。而且，如果说共同的想象因而这样被理解，那是因为我们不是处在别的世界中，而是处在以社会综合光合作用、视频合成方式组成的生活之中。虚拟和大众传媒具有我们的叶绿素功能。如果从今天起，人们能够制造出这样一个著名演员的克隆人，人们就将让这个克隆人代替其演出。这是因为长久以来，他已不知不觉地成为与自己长得酷像的人，在人们对其进行细胞系繁殖前成为自己的单细胞系。整个这种虚拟技术的大众传媒动物群、这种永恒的“现实秀”：其始祖就是“制成品”。人们为了在电视上演出他们的艾滋病的心理剧或夫妻的心理剧而使其原样离开现实生活的人，以杜尚（Duchamp）的栅状瓶架作为始祖。而杜尚为了在别处、在一块还适合称作艺术的场地授予这个瓶架一个难以确定的超现实的美称，以同样的方式使瓶架脱离现实世界。这是荒谬的“表现”，瞬间短路。被其背景、概念和功能傍切的这个瓶架变得比真的更真（超现实），比艺术更艺术（平凡、无价值和无意义的美学变化，在此，艺术的规范和冷漠的形式在今天得到证实）。不论什么客体、个人或情境今天都是一种虚拟的“制成品”，如果不论哪一个都能被称作杜尚在瓶架底部所说的：它（他）存在，我遇到过，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被请来照样自我介绍和拿生命冒险，在电视上直播，完全像“制成品”一样表演其角色，像在博物馆的屏幕上直播一样。此外，两者在新博物馆创建中被混淆，这些博物馆关心的不再是把人们带到绘画面前——干得不错，但交互作用不够，而且太“耸人听闻”——而是带到绘画之中去，带到例如《野餐》这样的虚拟现实中去。这样，他们能够在实时享受，并可能与作品及其人物互相产生影响。与“现实秀”同样的问题是：不该把电视观众带到屏幕前（他过去曾一直在那里——那里甚至是他的不在场的证明，也是他的藏匿处），而应从信息的另一面带到屏幕中。要使他原样地转移到创造出一种艺术和现实之间最终含义不明的效果的艺术的另一面，使他发生与拥有瓶架的杜尚同样的转变。今天的艺术只是两者之间的不合常情的混乱现象及由此产生的对美学的毒化。就这样，我们都变成“制成品”；并像瓶架一样，被视作神的实体；我们因变得枯燥无味而呆头呆脑；像按照美学或文化的规定在原地改变面貌的所有这些人口一样，被或者收藏进博物馆；按照我们自己的影像被高清晰度地克隆；因为这种精确的相似，我们注定要使大众传媒惊愕，就像“制成品”注定要使美学惊愕一样。并且，完全像杜尚的“表现”导致已普及的零度审美观一样，在那里不论什么废物都充当艺术作品，结果是不论什么艺术作品都被当做废物，这样，这种大众传媒的“表现”就导致一种普遍的虚拟，这种虚拟以其不间断的升级使现实终止。这种虚拟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晰度。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淫画），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和染色体组）。到处，高清晰度都标志着越过所有正常决定通向一种实用的——确切地说是“决定性”的——公式，通向一个参照元素的实体越来越少的世界。巫师的最高清晰度与消息的最低清晰度对应——信息的最高清晰度与事件的最低清晰度对应——性（色情书画）的最高清晰度与性欲的最低清晰度对应——（在数字编码中）语言的最高清晰度与观念的最低清晰度对应——（在直接相互作用中）他事物的最高清晰度与这事物的最低清晰度对应，等等。这就是高清晰度的形象化比喻。与表演毫不相关，与美感幻觉更无关。所有与影像同类的幻觉都被完善的技术消灭。全息摄影或虚拟的实在或三维画只是生成它的数字码的表现。它只是狂热地使一幅画不再是一幅画，也正是这个夺走了现实世界的一维。从无声到有声，然后到彩色，到立体，到特殊效果的流行频道，电影幻觉手法已经消失在表演中。不再有空间，不再有省略，不再有宁静。人们越是接近这个理想的清晰度，这种无用的优点越是使幻觉能力失去。只要想一想京剧就会明白——老人和小姑娘是怎样在舞台上用身体的简单动作就使江面翻腾起来，在对打的场面中，两人是怎样被对方的武器贴身刺砍而不触及却使战斗进行时的黑暗变得实际上具体可见。在这里，完全是幻觉，有一种迷人之处，与其说是美感的或戏剧的，不如说是具体的和物质的，这是因为现实主义的夜晚和江河已被删除。若是在今天，摄影棚就会放上几吨水，黑暗中的对打就会用红外线拍摄。实时：在信息中，事件及其复制品的瞬时接近。人和其远距离操纵的行动的接近：您可在世界的另一端通过中介的外质处理您所有的事务。如同全息摄影的每个细节，实时的每时每刻都以微小的刻度编了码。每小块时间都聚集着有关事件的完整信息，就好像我们把它同时从各个方面缩小。然而，一个事件、一个行为或一篇讲话的即时复制品，它们的直接抄件都有某种诲淫的东西，因为滞后、时限、悬念对于理念和话语而言都是固有的。所有这些交换都直接入账、编目录、贮存，完全像处理文字时的输入，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一种不遵守交换的时间和节奏的强制交互作用（无快乐可言），并在同一操作中结合进了人工授精和早泄。在实时和交换的象征性规则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大的不相容性。决定通讯领域的因素（接口、即时性、时间和距离的取消）在交换领域中没有任何意义，交换领域的规则希望给予的东西永远不要马上换回来。换回来是应该的，但决不是立刻。这是一种严重的极度的冒犯。绝没有即时的相互作用。时间正是分成这两种象征性的时刻并暂缓解决这一问题的因素。未延迟的时间，“直播”是不能抵偿的。这样，整个通讯领域都属于不可抵偿的范畴，因为在此一切都是交互作用的，被给予和无耽搁地换回，没有这种即使是极小的暂停，这就是交换的现世速度。人工智能。这是最终实现的、由所有对分析、综合和计算的虚拟产生的连续相互作用来充分体现的思想。完全像实时是由所有的时刻和所有的角色的连续相互作用来确定的一样。高清晰度的作用：由此产生的信息比真实更真——在实时此信息是真的。所以，从根本上看，它是靠不住的。人工智能不经意落入了一个太高的清晰度、一个对数据和运算的狂热曲解之中，此现象仅仅证明这是已实现的对思维的空想。现在出现了听命于思维的电子计算机。这种极端形式有可能产生离奇的结果。计算机将介入知觉或形式化的哪一个阀限？计算机有可能通过反射提前联接在潜意识或无意识的思想上，联接在最原始的幻影上。就像布拉格的那个学生的复制品，总是在学生之前到场，它把他的最难以察觉的微弱愿望变成行动。我们的思想甚至在出现之前就这样被现实化，正如信息中的事件那样。如果我们最终应该达到这种程度，其后果可能是整个思想系统会马上向计算机系统看齐。人的思维最终只会思考计算机能够接收和处理的东西，或者根据计算机的请求思考。有了计算机和信息处理，事情就是这样了。在普及的接口中，思维自身将变成虚拟的实在，合成影像或文字处理自动输入的等同物。人工智能？那里面没有诡计的影子，没有幻觉思维的影子、诱惑的影子，也没有更微妙、更反常、更随意的世界游戏的影子。然而，思维不是一种高级功能的机器，也不是一系列的操作反射。它是对形式不断变幻的幻觉和表象——世界变形的一种辨术，而不是一种分析。信息处理和思维的机器，它不是表象的支配者，它只控制计算及其任务，正如所有控制论的和虚拟的机器的任务是以实时世界的赝品使这种基本幻觉破灭一样。如同对影像的幻觉在虚拟的实在中消失，对身体的幻觉在其遗传说明文字中消失，对世界的幻觉在其技术赝象中消失一样，在人工智能中这样消失的是世界（超）自然的智能，像游戏，像诡计，像阴谋，像罪行，而不是像合乎逻辑机理或反射控制论的机器，因为人脑会是它们的镜子和模型。这是对思维、场景、爱情的原始幻觉的结束，对世界及其幻象（而不是其表现）的幻觉的结束，对他者、对善、对恶（尤其是对恶）、对真和对假的幻觉的结束，对死或对不惜任何代价生存的原始幻觉的结束：所有这些都在远距离实在中，在实时，在最新技术中消失了。最新技术让我们了解实物、虚拟、相反的幻觉——彻底的幻灭。在影子国里，没有人再有这些，没有人会像彼得·施莱米（Peter Schlemihl）那样踏踩它、诋毁它。相反，有可能发生的不再是物体投下影子，而是影子投射出它们的物体，这样的物体也只会是一个影子的影子。这正是我们虚拟的实在，这种实在只是“在美丽的躯体之下，在美丽的现实之下”，重新传播抽象的生活和生活的数字资料，就像这样一个奇闻：有个学生把自己的影子卖给魔王，魔王则让影子扮成那个学生活生生的复制品到处行走，而那个学生却仅仅成为该复制品的替身。世界的这种虚拟行动是一种荒谬的空想。一一列举世界上所有的数据，与一一报出上帝的所有名字同样是幻觉——空想，在这个空想中，我们隐藏起来，就像躲在金属棺材中，在失重状态下，渴望借助数字体验所有可能的处境，这就是所有因素综合成的幻觉。从那里，我们试图强行打开真实世界之门。带着虚拟的实在及其所有的后果，我们走到了技术的尽头，站在作为非常现象的技术一边。在尽头的那一边，不再有可逆性、痕迹、甚至对先前世界的怀念。这种假说比有关疏远技术或海德格尔的船舶检查的假说要认真得多。这是以人类最单纯的推理方式，对一个不可逆转的消失计划的假说。这是对一种绝对现实的世界的假说。在这种世界中，与米肖笔下的艺术家相反，我们可能已受到了不留痕迹的诱惑。这就是虚拟的赌注。而人们不能怀疑其绝对的野心。如果它成功了，这种激进的行动就会是一种完美罪行的等同物。而“原”罪从来不是完美的，总是留下痕迹，——我们自己，作为生物和人，就是这个有破绽的罪行的痕迹——将来的毁灭，而由完全确定世界及其成分所引起的毁灭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们甚至不会有消失的时间。在星辰熄灭之前，我们就会在实时和虚拟的实在之中被分裂。幸好，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有制造你们从未见过、也永远见不到的微影像的、立体观察的影像、声音、信息、物体的野心，但极高清晰度是不可实现的。人工智能——大脑演变成世界（le devenir-monde du cerveau），世界演变成大脑（le devenir-cerveau du monde），就像它会在没有躯体的情况下坚持不懈、独立自主、不讲人情地工作一样，但是，对人工智能的幻觉是不可实现的。它太聪明，性能太好，不可能是真的。事实上，没有自然智能和人工智能共用的位置，没有世界和其复制品共用的位置。选自《完美的罪行》，商务印书馆，2014年3月。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年-2007年）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大师，后现代理论家，知识的“恐怖主义者”。波德里亚生于1929年，作为家族中上大学的第一人，他在巴黎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巴黎十大和巴黎九大，从1968年出版《物体系》开始，撰写了一系列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并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法国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