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艾蒂安·克雷恩

作者头像 ©Thesupermat

“眼下正是时间的季节”。

—— 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

几乎跟所有人一样，我未曾想过有一天会经历此番情景。此情景下的混杂共存是令人震惊的：互联网上的交流如火如荼，人与人之间却谨慎地保持着距离；一种绝对的紧张感隐藏在表面的平静之下；街道上不见人影，而如医院那样的场所人们却在争分夺秒地跟时间赛跑。

借用马塞尔·莫斯（编者注：Marcel Mauss，1872-1905，法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家）在他那本著名的《礼物》中所创造的“整体社会事实”（fait social total）一词，我们所经历的居家隔离则可谓“一半世界的事实”，因为它关系到全世界近半数的人口。

这份不同寻常的隔离经历不会改变物理上的时间事实。在这之后的世界里，一分钟依然持续60秒，无论这60秒里充满痛苦还是快乐，无论你在远程办公还是无所事事。然而，我们对时间的认知还是被打乱了：禁闭的日子变得千篇一律；时间单位越来越模糊；时间车轮继续往前滚动却没有节奏、没有重点、没有标记、没有见面相会，我们在时间当中占据的位置被无限散开以至消失。

马塞尔·莫斯，《礼物》，图片来源：Amazon

隔离带来的第一个悖论就是：“有时间”反而使我们失去了对于时间的概念。

为了感受时间的脚步，是否要听凭自己“被匆忙的节奏麻醉”？实际上，我们一直就禁足在时间里。即使有人形容时间看上去像一条长河，它实际上就是一堵没有墙的监狱，至少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时间像一个紧箍咒，在它面前我们只能是被动的：除非通过回忆或想象，我们在物理形式上只能被困于当下的一刻、无法逃脱。宣布隔离之后的几个星期以来，情况变得更糟了，我们被困在了往常象征着自由和美好的家的空间里。一夜之间，我们的住所变成了牢笼、变成了窄小逼仄的瓶子。

借用加缪——这位法国当代文学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鼠疫》里所描述的，这场大流行病是某种“奇怪的暴政”，让我们遭受双重软禁。除了一如既往的时间禁锢，还加上一定期限内的空间禁锢。虽然个人世界的边界大幅萎缩了，我们还是可以把爱因斯坦的话当回事，也就是为这种存在的蜷曲赋予一种高大上的解释。这位科学家在二十世纪初说过：即使我们在空间里无法动荡，也就是禁锢在某个地方，我们每个人依然不停地在移动，在时空里以光的速度穿行！根据相对论的验证，每度过的一秒钟，人们就挪动了30万公里。我承认，这则信息只对那些现在关在窄墙内的人才能起到一丝安慰的作用。

阿尔贝·加缪，《鼠疫》，图片来源：Amazon

隔离让我们体会到的第二个悖论与空间有关：每个人都待在家里，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

随着我们存在的重心突然间改变了位置，习以为常的身份失去了秩序。平日里，我们的生活分布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职业的、家庭的、朋友的和社会的，并尽所能让这些角色之间保持平衡 。然而在隔离期间，这些角色身份被迫重新调整，有人变得更好，有人变得更糟。我们仿佛被强制跟自己缔结婚姻，被迫发明创造新的方式去找回自己的存在感，去探索如何与世界同在，与他人共存。隔离几周之后，那个小小的新冠病毒逐步带来一系列彻底的颠覆迹象，让我们感受到安托南·阿尔托（编者注：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诗人、演员和戏剧理论家）所说那种感觉，一种“现实正常状态的不断流失”。不正常“感染”了正常（对，就是“感染”这个词！），让不正常渐渐成为常规性的正常。

这种日常例行轨迹的突然断裂，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和观点。在平时，我们往往不知所措，不知现实中的真正动力来源于何处。我们总觉得自己错失了世界自我追逐中的某个阶段，总觉得自己延迟落后的地方难以追补回来。然而在这次大规模的休憩期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世界“同步”了。世界不再领先于我们。

在《戏剧及其复像》（1938）这本书里，同样是安托南·阿尔托指出了鼠疫之类的大流行病与戏剧之间的共同之处。戏剧迫使人们观察自己本来的面貌：“她揭开了面具！她发现了谎言、懦弱、卑鄙和虚伪”。小小的病毒的确拥有某种形而上的东西，触发了无数多米诺骨牌效应，像一瓶清洗我们生活的除垢剂。它也像一根强力吹管，吹散了我们平日的乔装与浮华，使我们赤身裸体，面对自己和众人。总之，我们不会再错过彼此。

隔离给了我们重新洗牌的机会，给我们以动力去发现存在的真实，去重组个人生活的秩序。比如，可以观察一下在这段全民禁闭的时间里，那些平日最忙碌的人是否比平时岁月静好的人更觉得百无聊赖？或者相反地，正是这些人反而更珍惜这段时光，抓住机会去发掘自己的内心，去发现时间的本质，去感受缓慢和空白带来的精神体验？在正常时间里，是什么因素在定义我们生活的节奏？仅仅因为性情使然？还是因为不得不适应的环境和不得不担起的责任，使我们不得不去跟随那些虚假的快节奏？

无论如何，这次大流行病很可能“把历史一分为二”：疫情过后，我们回不去从前的世界了。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一些历史学家的结论：几乎所有在过去发生过的大流行病，都在疫情过后启动了一种集体失忆机制，也就是把灾难产生的创伤远远抛在脑后。因此，我们从未真正留下那些所得的教训，因为当务之急总是要重启以前的生活，甚至以更加狂热的方式投入进去。

然而，这个小小的新冠病毒既然能够仅凭一己之力改变全球的命运，也能给予我们逃脱上述宿命的机遇。它以不可逆的方式改变世界，而我们当中确实也没有谁对以前生活的世界毫无怨言（当然这也不意味我们能够认可疫情后的世界……）

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回忆练习：几个月以前，是什么占据着我们的时间？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讨论如果世人一直你追我赶，世界将如何走向崩溃甚至走向末日。我们实际上是“蒙上双眼在跑步机上追逐着每日头条新闻不停奔跑”（这个说法来自法国作家雷吉斯·德布雷的《死角》一书）。我们只讨论当下，就像未来不存在于我们的陈述当中，就像当下的紧急迫使我们放弃了作为希望的未来。明天的世界被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悬置起来了，仿佛被扔进了象征的空洞里。那么，大流行病带来了什么变化吗？虽然我们依然关注着极短期的目标，尝试寻找管理当下卫生危机和经济问题最有效的措施，但与此同时，每个人也都感受到一种感召的力量，促使我们去思考未来需要什么。

短短几周内，在疫情灾难的悖论效应中，时间之箭就掉转了方向：即使各方面持续崩溃，有可能发生的改变是，关于明天的确存在的信念已经取代了世界末日论。

就这样，关于长久时间的概念又回到了我们的意识中。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里的玄机，需要一点理论的辅助。物理学家采纳了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的观点，提出了“整体宇宙”的理论，把时空看作一个完整展开的结构，所有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事件共同存在于这个结构里面。它们在那里拥有完全一样的现实，就像不同城市存在于一个空间内而同时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区域。简而言之，时空包含着现实历史的所有一切，每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件都在时空里，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于某个确定的位置上。也就是说，未来像过去一样已经存在，但不在我们所处的空间里。

托马斯·萨拉切诺，《天文台/天空之城》，展览现场，伦敦海沃德画廊，2008 年。PHOTO: Studio Tomás Saraceno. 2008

这套理论当然有争议，与其相对的显然是“现在论”，即认为只有现在当下的事件才是真实的。某个事件随着其他事件的消失而发生、又随着其他事件的发生而消失：现实永远都是新生而未定的。总而言之，现实只有一个，就是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在时间的上游还是下游，“现在”都被虚无包围着……

然而我们必须生活，必须就在此刻、就在此地生活，等不到未来的现实问题被解决的那一天。但生活本身又意味着给予未来一定的地位，为它赋予一种带有挑战意味的样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用思想、规划、描述、赌注与欲望去构建它。具体而言，我们正在重拾这项被遗忘已久的任务。在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在“现在论”和“整体宇宙”之间建立了某种综合体：通过结合两者，我们为“未来建构起现实的真实”这样一种想法以一定的实体，但未来并没有完全成形、并没有整体完成，所以留给了我们一方天地，让我们的意愿和创造拥有发挥的空间。

总而言之，无需继续“等待戈多”，我们可以重新设想未来世界，一方面，需要考虑我们想要的和已知的事物；另一方面，则需要纳入我们在这段奇异的时间里所认识和理解的东西。如此一来，不用伤筋动骨，时间就会借用历史的力量重新鲜活起来！

此时不待，更待何时？

（翻译／黄黎娜）

*本文是由法国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艾蒂安·克雷恩特别授权《艺术新闻/中文版》发表的文章。法文原文的标题是《隔离之下，我们的时空概念被打乱了》（**ec le confinement, notre espace-temps est chamboulé ），首发于The Conversation France, 2020年4月29日：https://theconversation.com/**ec-le-confinement-notre-espace-temps-est-chamboule-137509

策划：曹丹 叶滢

特约编辑：贺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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