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埃:急于发言的哲学家都是冒牌货
发起人:之乎者也  回复数:0   浏览数:425   最后更新:2020/05/11 10:47:13 by 之乎者也
[楼主] 之乎者也 2020-05-11 10:47:13

来源:乌尔姆之夜


以下文章来源于WUXU,作者朗西埃/因泽里洛


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 1940年生于阿尔及尔),哲学家,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美学与政治间的紧密关联。他的最新著作《景观时间:美学革命的起源( Le temps du paysage. Aux origine de la révolution esthétique)》于 2月由法国出版社La Fabrique出版。他创作了一系列当代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已向意语译介的有:《歧见(Il disaccordo/La Mésentente)》;《对民主之恨(L’odio della democrazia/ 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无知的教师(Il maestro ignorante /Le Maître ignorant)》;《美学中的不满(Il disagio dell’estetica/Malaise dans l'esthétique)》;《被解放的观众(Lo spettatore emancipato/ Le Spectateur émancipé)》等。
安德烈·因泽里洛(Andrea Inzerillo,1982年生于巴勒莫)是朗西埃两本著作(《政治的边界(Ai bordi del politico/Aux bords du politique)》和《电影的差距(Scarti. Il cinema tra politica e letteratura/Les écarts du cinéma)》)的意大利语编辑,并将福柯、巴亚德、利波维茨基、德斯塔尔夫人等人的作品翻译为意语。他在高中教授历史和哲学,同样也是《 驴子(Gli Asini)》和《法塔·莫尔加纳-电影与视觉四月刊(Fata Morgana – Quadrimestrale di Cinema e Visioni)》杂志的编辑,还是西西里酷儿电影节的艺术总监。
*本文译自4月20日Institut français Italia发布的《病毒性/免疫性:审视危机的两个问题(viralità / immunità: due domande per interrogare la crisi)》系列文章的第二辑。


因泽里洛:我们想再一次向您提出如下问题: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时代?现今的非常时期似乎更加凸显了我们的生命所具有的不同时间性(temporalità)。继续每天离家工作的人,邀请我们好好利用寻回的时间的有特权的人,无家可归的人......毫无疑问,这场危机正在加剧已然塑造了我们社会的差异。同时,就像乐观主义者那样,人们或许可以自问,我们所处的时代动荡,是否反而可以创造一个机会?有人说,我们正在发现一种新的团结(国家的或国际的):我们认识到在身边就存在英雄,我们几乎正面临一场人道革命,并且必须利用这一点来反思时代并改变一切。您觉得呢?
朗西埃:问题在于,不幸的是,隔离剥夺了我们共担这些时间性的可能,即使只是以只言片语的方式——例如小店主们的吐露心声,他们比起在店里度过一天,更加害怕返回远郊居所的路程。我们在固定时间为医护人员鼓掌,但绝无可能共享他们的日常。其结果是,关于时间的话语被两类人垄断了:一方面是通过公认有效的概念和方法来处理紧急状态的统治者——需面对的危机、要保障的安全、应疏散的聚集,等等;另一方面是习惯于思考历史的终结或人类纪(antropocene)的终结的知识分子。后者如今喜欢向我们重申,流行病让我们有机会反思一切,颠覆资本主义的逻辑并将人类置于资本之前,或将被人类侵占的权利归还给土地或地球。他们说,在这场流行病之后,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并改变一切。可惜他们忘了告诉我们,应当来“改变一切”,以及这种改变应当何时发生。
政治时间是由制定议程和时间表的共同实践来编织的。而这正是我们在封锁状态下所缺乏的。没有办法构建时间性来为每个人都在谈论的“之后(dopo)”做准备。因此,那些声称对当下状况作出回应、为未来做准备的分析,事实上是事先建构的分析,从例外状态理论、控制社会批判、大数据极权主义,直到从头至尾重新思考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性。封锁状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揭示出这种有序的角色分工:一方面,统治者们将政治时间(tempo della politica)简化为紧急状态,并目光短浅地以此为业;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们将任何情况都放在资本或人类纪的长达数世纪的时代中,并只知道一种有效的干预方式,即彻底 "推翻 "这个时代。这一正面交锋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只有那些为当下工作的人的行动才会改变事情的进程那些使我们的社会日常运转下去的人的行动,这些行动给出每时每刻都需要给出的反应;但行动也来自那些不时闯入广场、街道或十字路口,以暂停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并发明时间的其他用途的人。其余一切都是冒牌货。

因泽里洛:您在词语和图像之间的联系上做了许多工作。我想知道,您如何看待与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时刻相伴的词汇,主流话语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表象?紧急状态(emergenza)与危机(crisi)等术语(我们时不时地遭遇这些术语,直到我们感觉它们是日常词汇)展示出一种时代特性,在其中我们越来越多地感觉到集体责任的召唤,有时还明确地要求服从——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与战争相关的隐喻,甚至提到军队,自然不是用来遏制病毒的传播,而或许是为了设想群众某种特定的行为准则或规训方法。这对未来的影响或许更大过现在。
朗西埃:请原谅现在轮到我来扮演这个已事先分析过当前情况的角色。在我看来,无论如何,这种情况证实了我很久以来一直试图去说的两件事。首先,它证实,与那些惯常揭示图像对虚弱精神影响之重的论调相反,我们首先是受到词语的支配,词语对强势精神(spiriti forti)也有影响,尤其是“危机”和“安全”。在《歧见》一书中,我曾试图以共识(consenso)一词来定义这种管制(polizia)对政治(politica)的吸收,这使我们看到只有一种现实、一种感知和命名方式、因此只提供一种答案的世界。
我曾想到90年代的情况,那时有人创造了一些修辞,将危机描述为在几步之遥处威胁着我们的深渊,然后才将危机呈现为我们社会需要日复一日应付的经常性状态。这成为一种长期的病态现实,总是要求国家权力与医生行为的深度趋同,只有后者能够知道开什么药方和用药方式。这种权力的医疗化(medicalizzazione)强势介入了国家在公卫和研究领域公共开支的削减。以福利国家的终结为托辞,出现了一种替代:斗争运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果与团结,被每个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直接关系所取代——这种关系假装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一种涵盖所有局势——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气候问题或流行病——的安全主义修辞已经存在多年,并为每种局势都提供了相同的全球解决方案:加强国家权力,从对形势的科学解释到街头的武装干预,所有语言、决定和行动都要无缝覆盖。因此,我们各国今天用来应对大流行的整个修辞模式确实早已存在,也可以说现今局势确保其发挥最大效率。但是,我们很难从中得出对未来的结论,很难从当下在我们国家中所观察到的规训中推出一个与中国实施的信息追踪类似的、控制我们的身体和行为的未来。毫无疑问,当我们知道风险无处不在、无法定位的时候,会更加遵守官方指令。但这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本能,而不是对权力的修辞和训诫的赞同。对此霍布斯已指出其本质:个人与主权者之间的契约,在主权者不再保障其生命时就会自行解除。

因泽里洛:这场大流行似乎重现了我们在某些电影中已看到过的片段(我想到的是最近看过的一部电影,史蒂文·索德伯格的《传染病(Contagion)》),但援以这些图像并不能使我们更充分地思考当下,最多只是重复。最近几周,我们还看到了互联网上文化产品的空前泛滥,其本意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似乎更多的是展示了一种将文化视作陪伴和安慰的观念,一种不让我们感知到沉默(这更使人恐惧)的方式。在您的写作中,您经常展示更大的距离是如何使我们以不同的目光审视眼前的情况。并不出于说教目的,我想知道这些天来,您把时间花在阅读什么样的书或观点上,您想提些什么——不是为了阐释,而是为了打开我们所处的太过封闭的场域?
朗西埃:的确,现在的情况与一个对我有着核心意义的概念产生共鸣,即距离(distanza):当然不是为预防而与他人保持的距离,而是对一种被认为应当回应现实问题的知识分子立场的背离。说正确的话要求我们谈论亲身所见、所研究、所反思之事,并且用这一工作所培养的语调去谈论。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难以理解许多同行们,为何如此急于回应新闻界的请求草率“解码(decriptare)”时事,一般化(banalizzare)意外事件、将之装进因果链条中以使其回溯时具有可预测性,并提供一套程式、借之将日常的信息处理提升到世界史的视野。
而我尤为惊讶的是,看到如今他们中有这么多人向我们解释这场大流行的历史意义,甚至是本体论意义,与此同时如果不是通过电脑屏幕,我们对疫情现实、对眼前环境之外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我宁愿遵循我生活所在处的现实,即一个时间悬停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停滞是我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度过的众多年岁的延续,在那里我投身于古老而被遗忘的故事,明显缺乏与当下的关联:19世纪30年代圣西门主义(saint-simoniani)[1]工人的周日散步,或者是不可思议的约瑟夫·雅克托(Joseph Jacotot)的挑衅,他宣称任何无知的人都可自学而无需老师。
我把这些故事投射到了一个他们并未预料到的现在,一个关心着后福特主义[2]时代的无产阶级何去何从,或学校应该如何减少不平等的现在。我把它们投射到现在,同时保持着它们的距离,在它们的陌异性(estraneità)中抵抗那些观念和图像,媒体机器和学术界通过这些来为我们创造被许可的现实。远观事物,有助于打消那种想占有一切事物和一切意义的支配者与掌控者心态。我正是本着这种精神生活在这个彻底出乎预料的当下。我没有任何流行病学知识,也没有关于医院当前情况的直接信息。因此,我避免了再添加我的“分析”到所有解释我们如今所处局势的长远动因、深层意义和根本影响的论述中。我只是干脆继续做疫情突然袭来之时我正在做的工作。
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更好地理解我们将什么感知为艺术,以及两个世纪以来艺术与生活交织的方式。我不久前刚出版了一本关于景观史的书。最近我被要求谈一谈一直处于我研究边缘的两门艺术:建筑和音乐。这让我有机会重新沉浸于黑格尔《美学(Estetica)》的几个章节。除了我自己的藏书之外没有任何图书馆开放,我利用这强制的封闭从新的角度整合这本书,思考它对艺术结合近(prossimità)与远(distanza)的方式有什么意义。另外,由于人永远不会停止学习如何正确地说话(parlare con giustezza),所以我重读了一些诗人的作品——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只是出于了解他们生命、从各个角度认识他们的渴望。他们找到了表达另一场灾难的语言,一场他们是见证者和受难者、一场仅由人类一手造成的灾难。这只是我做的一些事,不是给任何人上的课。


注[1]:圣西门主义(Saint-simonisme),是19世纪上半叶以圣西门公爵克劳德·亨利·德·鲁夫罗伊(Claude Henri de Rouvroy)学说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思想核心是认为工业化和科学发现的发展将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变化,并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通过实业实践减小阶级差异,推动社会平等,保障劳动者的利益。

注[2]: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o),是指自20世纪末以来存在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的经济生产、消费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主导体系。后福特主义与福特制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模式相区分,是一种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的生产模式。也称新福特制,前一个名称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同福特制彻底划清界限,而后者则认为福特制中的资本积累体制(Regime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的一些元素还继续存在。


翻译: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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