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ula 报告|“进退之间”的机构批判
发起人:babyqueen  回复数:0   浏览数:109   最后更新:2020/01/10 13:53:36 by babyqueen
[楼主] babyqueen 2020-01-10 13:53:36

来源:Ocula艺术之眼  卢川


卡特里娜·赛达,《明天会更好》,2019。展览现场:“慢进,我们如何共处”,广东时代美术馆,广州(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2月16日)。图片提供:广东时代美术馆。


在时代美术馆一楼的电梯附近,总有一位身穿制服的年轻女子,信步前来,与人攀谈之余,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发问:你从哪里来?从事什么职业?在哪获知展览资讯?是一个人过来吗?她面带微笑和美丽妆容,看似友好的攀谈,背后裹挟着一丝审讯的味道。

19楼的展厅中有许多她的同伴,他们分散四处,身上的制服在空间中拥有了一丝合理性,如同安保、导览员的角色。那里又有一位女士,带着人在展厅漫步,和人分享展览感受以及对未来的打算。她试图与人交换信息,并邀请人将未来的计划写入纸条并塞进一面砖墙的缝隙里。她口中的说辞,“未来这些人会组成一个小的社群,有类似计划的可以相约一起完成”,不免让人将信将疑,却又不置可否。站在展厅,那些在惯常展览经验中被忽略的目光被放大与强化,它来自于每一个人身份的确立以及对原有身份的重置,由此带来目光的折射、交织,并构成的新的场域。这是来自卡特里娜·赛达(Kateřina Šedá)的作品《明天会更好》(2019)。

马里奥·加西亚·托雷斯,《要是我想到了恰当的词该多好》,2019。录像装置,尺寸可变。静帧截屏。图片提供:艺术家。


展览“慢进,我们如何共处”(展期: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2月16日)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展览主题,而是鼓励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与中国的关联。艺术家来自中国、哥伦比亚、法国、墨西哥等,也许正是这样一个里外交错的视角,感受和共情得以激发,展出的作品显现出一种“日常性”,如鬼魅般萦绕于周遭。是的,鬼魅。马里奥·加西亚·托雷斯(Mario García Torres)《要是我想到了恰当的词该多好》(2019)中的“雅妮”正是这样一个存在。

马里奥通过2018年3月由搜狗开发完成的人工智能女主播“雅妮”之口讲演,并引发不间断的自我辩论。艺术家无意在此探讨AI背后的技术伦理,而意对普遍化的生活解码。在随意打散的剧本中,意义处于不确定的流动态。一方面,雅妮具有高度拟人的张力,如同鲍德里亚对于拟真的描述“不是非真实,而是拟像,即绝不再与什么真实相交换,而只是与其自身相交换”,观众得以在她的话语中建立镜像关系,她的独白恰如自己空虚感的回声。另一方面,被艺术家刻意加入话语的停顿所造成的忧郁与延迟也赋予其一种“缺憾之美”。一个词接一个词,一个时刻接一个时刻,生活正如雅妮背后那个无法关闭的系统,一天24小时下不断复返的明天,又一个明天。

李爽,《只想在你枕边长眠》,2018-19。三频4K影像、声音、碎镜子、网孔金属丝,30分。静帧截屏。图片提供:艺术家。


“幻肢”的概念来自于失去肢体者对于身体存在的幻觉,同时也暗示着当代赛博时空中个人对自我与世界的认识和想象,“非我”亦是“我与其延伸”。李爽的作品《只想在你枕边长眠》(2018-19)起始于一个传闻:从义乌黄马甲的订单可以预知法国革命的动态走势。在此之前,艺术家由上海搬至义乌,拥有全世界最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城市。虽然订单的传闻并不可靠,艺术家也不止步于强调基础设施和物流系统带来的商品符号的流变,即黄马甲如何从流水线产物转变为抗议的标志,更意探讨技术景观及媒介的分裂下身体的虚构与流动。这在李爽为影片撰写的剧本中得以显现:一个具有“幻肢症状”的孩子与母亲在寻找“治愈”旅行中的消亡、一对处于中法异地经验下的母子关系,和一个基于社交媒体展开的爱情故事。影片里由***为第一视角的镜头让人迷失,视线处于高低错置的摇摆中,在义乌的商场和更加广阔的城市空间,独白诗意如呓语。站在地上一片打破的镜子前,观者如同开着手机电筒的提灯者,在光天日下找寻“残肢”。

尼可拉斯·帕里斯,《集体废墟》,2019。由综合材料、时间、活动和路线组成的建筑介入,尺寸可变。作品概念图。图片提供:艺术家。


贯穿整个展览的作品《集体废墟》(2019)是一次由砖块、金属、铁丝网、物品、活动和路线构成的建筑介入。尼可拉斯·帕里斯(Nicolás Paris)在广州期间,生活于一栋三层民房中(该建筑也是作品《闪电传真机》[2019年至今]的实体空间所在),他在阳台和屋顶,运用广州老城区常见的砖块,构筑了不同形状的花台。可以说艺术家从公共空间及建造工艺中获得灵感,通过制定新的几何关系定义边界。作品延续了他对于“诗意的制图学”的创造方式,并将美术馆视为开启“合作与冲突”的实验室,以此重新定义观众与空间的关系。

艺术家尼可拉斯·帕里斯从三个层面进行思考:作为日常空间的美术馆,为展览(作品及动线等)设计相处之地;作为激发场的美术馆, 重新定义学习方法,观众成为美术馆的使用者和生产者;作为生产美学和社会体验的集体交流空间。在一面弧形墙面构成的半圆形空间,同时也充当了作品展示、研讨会等公共活动的使用地。他试图实践一种平等主义的立场,打破基于预设带来的“特权”,空间承担了“无知的教师与被解放的学徒之间”的第三方,但当笔者打开“公开课日历”时,除却美术馆自身的公共活动并无更多增设,这一实践的有效性还有待观测。

由左至右:尼可拉斯·帕里斯,《集体废墟》,2019;李爽,《只想在你枕边长眠》,2018-19。展览现场:“慢进,我们如何共处”,广东时代美术馆,广州(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2月16日)。图片提供:广东时代美术馆。


与展览同步进行的研讨会“从展览的历史到展览制作未来——第三次集会:21世纪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策展实践”,多位讲者从不同角度谈及在特定环境(如机制生产和自我审查伴随的种种问题下),通过艺术的自主及创造建立彼此共享和理解的重要性。由施昀佑(与张涵露、朱建林合作)的《闪电传真机》给出了一种替代性方案: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界限逐渐消弭的今日,在可见与不可见、可言说与不可言说间,“闪电传真机”兼具“隐匿”与“储备”的功能。其“真身”位于广州老城区的某栋三层建筑,包含备用空间、客房、编辑室、种植区。

概念一方面来自于广州长久的社团组织及待客经验,通过“客人的到来”,自主使用、定义空间。而传真机,这一曾经承载“技术乐观”之物,则提供了一条虚拟的单向路径,同步经由联结、交往而产生的传真信件则以实体的“物件”被保留归档。值得一提的是,《闪电传真机》的名字来源于朱建林小时看过的一档香港少儿节目,在1989年之前叫做《430穿梭机》。在这更快、更真的世界中,其中的转变让人深思。

施昀佑(与张涵露、朱建林合作),《闪电传真机》,2019年至今。一个客房空间、传真机、档案柜。图片提供:广东时代美术馆。


如果说尼可拉斯·帕里斯的作品尝试从美术馆内部搭建一个可行性的结构,那么《闪电传真机》则是从外部给予的突围。他们从不同角度回应到持续性的本地工作的展开,这也让人想到时代美术馆建立之初,库哈斯对于美术馆的概念构想以及九十年代开始的艺术家自我组织、自我教育的实践历程。法国艺术家玛丽·瓦涅(Marie Viognier)的《在中国》(2019)将我们带回到关于展览工作机制的讨论。展览中的所有作品均为全新的委托创作,而《在中国》这一与美术馆发起的“一路向南”驻地研究项目同步进行的为期两年的项目,将目光锁定于广州的非洲人社群。

玛丽·瓦涅,《在中国》,2019。高清视频,70分。静帧截屏。图片提供:艺术家。


影片试图基于广州现状,探讨全球经济框架下的中非关系,以及与创作者的身份关联,聚焦五位女性商人的个体经历和其如何“跨越并重新定义文化标志和本地及全球经济中对性别的规制”。影片中的“目光”带有强烈的导演视角,让人在短时间内无法分辨其对角色的塑造、对“低端全球化”的讨论是来自影片的刻意编排(艺术家采用纪录片和虚构、拍摄与布景的相互结合)还是某种理解的缺失,这与美术馆同期的另一个展览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样是着眼于特定人群,李一凡影片中的“杀马特”群体,则在剥开景观的笼罩后,发出了“意外的光芒”[1]。

李一凡,《杀马特我爱你》,2019。展览现场:李一凡:意外的光芒”,广东时代美术馆,广州(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2月16日)。图片提供:广东时代美术馆。


“慢进,我们如何共处”和策展人比利安娜·思瑞克2019年在埃塞俄比亚和科索沃的研究经历,关于身份的某种不适及对现有历史话语的质疑,同时对策展工作及展览制作现状的反思相关。此次标题也让人联想到她在2013年同样于时代美术馆策划的展览“进一步,退两步——我们与机构/我们作为机构”(展期:2013年6月29日至8月11日),以“艺术家—机构”为出发点,通过“变化中的机构”提出对国家主义和艺术体系机构化及机构惯例的思考,以及在其过往几年工作中,对“机构批判”这一理论的践行。

展览现场:“进一步,退两步——我们与机构/我们作为机构”,时代美术馆,广州(2013年6月29日至8月11日)。图片提供:广州时代美术馆。


2019年7月广东时代美术馆发布的《美术馆制片的时代已经到来?》一文则给出了一种机构图景的可能:“通过委任创作,对艺术家合作过程中资源和时间的投入,作品创作研究及制作过程的深度卷入”[2]可以视为美术馆工作的阶段性回应。虽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及历史保护研究院(GSAPP)中国大都市工作室主任Jeffrey Johnson曾将2012年喻为中国美术馆大跃进的一年[3],但事实上,纵观近几年在上海、深圳等地不断涌现的大型公立、民营美术馆、各大双年展,以及二线城市的美术馆扩张趋势,除却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同步关于行业规范的建立、基础设施的构建等一系列问题仍然是当下从业者正在面临的共同处境。可以说,中国美术馆的“机构化”之路才真正开始。

除了需要结构内的迭代反思,对于方法的发明也同样紧迫。是成为一个内部的撬动者,还是一个外部的游击者?都需要警惕新的话语和权力生成。回到展览的提问:“如何彻底地重审自身的工作方式,并持续不断地自我解殖与相互理解和关照?”。这个过程中,对于保持开放及动态,建立一个未来机构模型提案的有效性仍然值得测试与反思。当“机制批判”在今日变成“遗产”,我们真正批判和试图构建的又是什么?


[1]

与群展“慢进,我们如何共处”同时同馆开幕的个展为“李一凡:意外的光芒”(展期: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2月16日)。艺术家、纪录片导演李一凡花费数年时间实地接触和研究“杀马特”群体,最终用访谈和工厂场景创作出一部长片,并在展览现场用数百部二手手机播放购买自工人自拍的生产场景。


[2]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00172607078466


[3]

https://www.mplusmatters.hk/museumboom/paper_topic1.php?l=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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