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ula 对谈|崔洁
发起人:babyqueen  回复数:0   浏览数:107   最后更新:2019/09/11 12:04:12 by babyqueen
[楼主] babyqueen 2019-09-11 12:04:12

来源:Ocula艺术之眼  黄半衣


崔洁。图片提供:艺术家。


近十年来,崔洁以中国加速现代化的过渡时期为背景,摸索出的一套独特的绘画语言专门研究建筑、公共雕塑和绘画之间的关系。她的综合性艺术实践可以被理解为对历史的陌生化和重新想象,这在当今系统化的文化遗忘和抹拭的语境下显得尤其重要。在她典型的构图中,例如《双井桥的天桥》(2014)和《上海教育电视台》(2016),社会主义时代公共雕塑的光滑圆润与不同建筑风格的直线棱角相叠加在一起,同时细致的笔触和略带暗灰的粉笔色调揭示了玻璃和金属等建筑材料在光线下的反光效果。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复古的未来主义景观,从而唤起异常的时空错位感和怀旧感。无论是对于建筑、人物,还是特定场景的刻画,崔洁的作品一贯探索了景观,观者的身体,和观景台本身之间所形成的三角作用力,深入到这些观看和体验模式所隐含的历史形态和自我意识。就在崔洁个展“凌霄阁”在伦敦举行之际,我们与艺术家进行了以下的对话。

崔洁,《第二代凌霄阁2》(2019),《国际空间站》(2019)(从左至右)。展览现场:“崔洁:凌霄阁”,柯芮斯画廊,伦敦(2019年8月30日至9月25日),图片提供:柯芮斯画廊。


2006年,你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你当时的关注是什么?那里的训练如何影响你的创作?


油画在当代艺术里面属于传统艺术媒介,在今天当代艺术领域里面,没有什么既定的标准,对于绘画的技巧也没有要求。我刚走出学校时曾经很困惑,在我看来绘画有很强的技巧性,这种技巧性很难用标准去衡量,即使油画材料只是一种工具,画家也必须与这个工具发生一种非工具的关系。学院教育可以有限地提供一个与这些工具发生关系的机会,但是在我真正开始艺术生涯的时候我的首要工作是去摆脱之前的绘画训练。

崔洁,《炉峰塔》(2019)。布面丙烯。250×210cm。图片提供:柯芮斯画廊。


北京是这样一个建筑风格的融合体:大跃进时期的“北京十大建筑”是国际风格、斯大林主义建筑和中国传统风格的混合体。你是否将1959年以来建造的现代主义建筑确定为你感兴趣的主题?你为何对那时期如此着迷?


一开始我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课题或研究项目,在北京,我只是以一个生活在其中的散步者的眼光来观察周围的环境——建筑的色彩,街上的噪音等等,有时候是有意识地观察,有时候只是匆忙地经过。譬如,有一次,当我经过一个广场,广场的中心竖立着一尊雕塑,当走得离它很近时,雕塑和远处的建筑叠加在一起,建筑的表皮和雕塑的表皮在光的作用下结合在一起,建筑变成了雕塑的一部分,同时,雕塑变成了建筑。这让我开始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形状上的分割以及背后的生产机制的历史,可以说我对建筑的兴趣是和城市雕塑一起出现的。我观察得最多的建筑是计划经济转型期间最早的那一批不再以苏联设计为范式的建筑,这些建筑某种程度上来说与日本新陈代谢派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亲缘关系,像是一种批量复制的建筑工艺品。

崔洁,《湖边亭》(2019)。布面丙烯。200×150cm。图片提供:柯芮斯画廊。


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在1980年出版的著作《Walking in the City》中,提出两种捕捉城市的方式并进行比较。首先,地图绘制者和城市规划者的空中视角使城市清晰易懂。第二,步行者对地面空间的感知仍然难以辨认,必须通过城市的物质循环来理解,过程中伴随着梦、记忆和隐喻的相关机制。然而,北京不是一个容易走进的城市。我感兴趣的是你如何将自己定位为城市漫步者,以及如何与建筑和城市体验产生关系?


我一直觉得北京的天桥和高架桥是一个很好的观景台。一个位置合适的观景台,在空中和地面之间。它们本身提供行走和行驶的功能,在天桥和高架桥上面观察风景,自然而然就获得了一种时间体验。在这个高度,我们能观察到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城市建筑融汇在一起的状态。

崔洁,《湖边亭和小食亭》(2019)。布面丙烯。180×250cm。图片提供:柯芮斯画廊。


人们经常谈论你对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多重视角的运用。显然,你的身体记录了不同的观点、入口点和地点,然后被分层放在画布上。你能详细说明电影故事和蒙太奇是如何转化为绘画空间的吗?


2012年我看了很多奥逊·威尔斯的电影,在电影《公民凯恩》和《上海小姐》中,画面与画面的衔接处大量地运用了叠画手法,这种手法不仅仅是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更多地是激发了观众对事物的想象。我试着通过叠画这个视角来理解绘画中的图像逻辑,也就是在两张画面碰撞在一起的这一瞬间——类似于绘画的静止图像——这一刻对于事物的理解解除了绘画限制。这一时期我画了“底吞图”系列作品,我尽力消除画面中情节性的东西,我试图画出视觉的逻辑关系,以及这种逻辑又是如何让绘画得以成立。

崔洁,《仙鹤的房子4》(2015)。布面丙烯。230×150cm。图片提供:柯芮斯画廊。


你的许多画作,如《仙鹤的房子3》(2014)或《广州电信大楼》(2017),公共雕塑和建筑彼此共生,成为具有象征性的整体。虽然画面上具象的建筑形式经常让人联想到社会集体主义,但在空中更为抽象的元素唤起带有前瞻意义的科学实证主义。你如何看待雕塑和建筑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城市建筑和城市雕塑相互缠绕,像是一个现代性的城市图腾或者某种格式塔。画中的这些建筑和雕塑通常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在现实中它们并不叠在一起。像是在《仙鹤的房子3》中仙鹤的形象原本是古代一些器皿中出现的元素,它的材质经历了从石头浮雕到铸铜,再到现今被广泛使用的不锈钢材质的变化过程,与此同时,形体也不断被抽象化。雕塑和建筑在不断拆掉和建造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流行趋势,各种各样的风格刚刚确立又迅速被替代,像一个动态的有机体,这里面涉及到时空紊乱。

展览现场:“偌大空间:李杰、崔洁双个展”,OCAT深圳馆,深圳(2018年1月20日至4月8日)。图片提供:艺术家与柯芮斯画廊。


环和圆形是你绘画中反复出现的形式——无论是在起重机、女性雕塑人物、天体轨道还是更抽象的形状中,这些柔软的螺旋都与建筑上锐感的直线形成了对比。这些形式是如何相互联系和影响?


直线和曲线都是人造的,我放弃制造如此形式之间的对立。当然我也保留了一系列透视法的规则,透视线分割画布的好处是会立刻造成色块之间竞争的危机,我试图在保持这一规则的同时进行”僣越“——摇摆于自然主义的描绘和超现实之间——通过描绘物体表面的光泽,我试图“保留”或“篡改”物体的属性——天空和大地既是早晨的,也是金属的,一种在画布上生成的金属,我很喜欢在画布上进行这种视觉和听觉的通感实验创作,也将生成的听觉去振动画布上的视觉透视线。

崔洁,《东莞工人文化宫》(2014)。布面油画。150×200cm。图片提供:艺术家。


由于对未来、速度和技术的执着,中国经常与加速主义联系在一起。政府发起的大型项目能够大规模地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你画中描绘的建筑空间是面向未来的。然而,与此同时,你也在作品《东莞工人文化宫》(2014)、《上海教育电视台 2》(2016)回顾历史上的特定时期,比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你如何看待过去和未来冲突?


“未来”常常在“过去”里能被更好地展现。要理解这种冲突,当然不能忽略现代性的影响,这是我重新对柯布西耶感兴趣的原因,不仅仅是对他的建筑和城市规划,而且还包括建筑师的客户们。这是我2018年深圳OCAT个展的内容。在研究柯布西耶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为退休的数学家兼友人鲁道夫‧富埃特(Rudolf Feuter)所设计的宅邸图纸,这个项目在总共八卷的《勒·柯布西耶全集》中,算是最不起眼的项目之一,不过却因为富埃特的去世而从未被实现。两版朴素的方案是一个柯布西耶和友人富埃特教授共同规划的晚年生活的理想蓝图,这份 “蓝图”本将满足或者说是更进一步地规划它主人的余生。万幸,死神的降临终止了这一切,通过死亡,富埃特教授从这个完美、精确的现代生活中逃逸。这像是一个现代性的寓言,如果,我们假设,在死亡之后,建筑仍然照着计划完成,那么,这个在建筑意义上的“和谐的尺寸”该被如何定义呢?没有居住过,自然不是故居,身体从未在场;也不是坟墓,这是个为生活规划的尺寸;纪念碑?纪念什么呢?纪念未能实现的美好的晚年或是一个建筑所完成的精妙的数学游戏?对我来说,不同版本的现代性之间有某种奇怪的时间关联。

崔洁,《螺旋躺椅》(2017)。布面丙烯。150×200cm。图片提供:柯芮斯画廊。


你最近的作品,包括“螺旋躺椅”系列,采取了与早期作品截然不同的方法。它们似乎更抽象、更具有空间感,专注于私人内部空间而不是建筑外部,体现你更多对形式和人体解构的兴趣。你能详细谈谈这个吗?


2019年,我有个展览延续了之前对柯布西耶的研究,展览名字是“造一把好椅子”(展期: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5月15日),这是一句包豪斯的早期格言,被无数建筑师所实践,从荷兰风格派建筑师,著名的红蓝扶手椅的设计师,格里特·托马斯·里特维尔德(Gerrit Thomas Rietveld) 到晚近的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所设计的纸板椅子,几乎每一位成功建筑师都有自己标志性的椅子,所以,建筑史学家彼德·史密森(Peter Smithson)曾说椅子中似乎有某种特别的因素,能在一夜之间塑造新的风格。我觉得建筑师的椅子很好地回应了尼采所说的“被忽略的身体的生产力”,椅子和人身体的共生同构关系是非常有趣的,椅子可以是高度概念化的物体,与身体的关系是疏离的,另在人体工学设计中,椅子的设计方向是将身体和椅子关系结合进入后资本体系的工业中,这是我持续研究的方向之一。

崔洁,《维多利亚港湾》(2019)。布面丙烯喷绘。250×180cm。图片提供:柯芮斯画廊。


“凌霄阁”个展中的作品,如《维多利亚港湾》(2019)、《SIS大楼》(2019),显示出你对香港岛太平山顶观景台的兴趣。什么导致了你如此的关注?


这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计划,通过两个不同的建筑师的实践,香港太平山顶被赋予了不同的帝国视角,这种混杂的风景视点,我称它为复瞳,就像眼睛有多个瞳孔,它在不同的时间打开和关闭,尤其香港正处于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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