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尼退展风波后,我们是否进入了“抗议”的新纪元?
发起人:开平方根  回复数:0   浏览数:149   最后更新:2019/08/11 08:29:24 by 开平方根
[楼主] 开平方根 2019-08-11 08:29:24

来源:artnet


Ben Davis深度评论

抗议者们占领了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大厅,要求董事会副主席沃伦·B.坎德斯(Warren B. Kanders)下台。图片:Photo by Erik McGregor/Pacific Press/Light 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在有关艺术的众多文本中,很少有文章能做到像《催泪弹双年展》(The Tear Gas Biennial,下文简称《催泪弹》)这样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篇刊登于《艺术论坛》(Artforum)在线平台的文章,相当于再一次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呼吁惠特尼双年展的参展艺术家共同抵制这场展览,以抗议美术馆在开除其董事会成员、武器制造商沃伦·坎德斯(Warren Kanders)的不作为。这一呼吁几乎立即引发了实际的、戏剧性的重要结果。


从第一位艺术家宣布退出惠特尼双年展起,已经过了几个月,而一个人的力量似乎有些微薄。《催泪弹双年展》发布时(7月17日),第一波艺术家宣布他们打算退出双年展;而到了那个周末,第二波退展潮接踵而至。就在该文发布后整整一周的7月24日,沃伦·坎德斯宣布辞职。

这一系列的结果显然具有历史性意义,由此所开启的美术馆新时代也很有可能继续影响到之后的每家机构和每次大型艺术活动。尽管很难说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但坎德斯的辞职无疑将使得人们牢牢记住了本届惠特尼双年展。


来自双年展参展艺术家和博物馆外抗议者们长达数周的声讨和辩论,为这一事件的惊人转变奠定了基础。他们点燃了这片土壤,最终形成了爆炸性的效果。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些人的行为十分值得被记住。


然而,尽管围绕着这场双年展出现了很多抗议行动,但真正扭转局面并造成实际影响的既不是此前那些呼吁或抗议,而恰恰是来自《催泪弹》一文。当人们将这一时刻视为足以定义时代的研究案例时,一些值得衡量的问题包括: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介入,使其能够如此激烈而戏剧性地达成它的目的?

抗议者们聚集在惠特尼博物馆门口。图片:Brian Boucher


抗议焦点


抗议活动组织方“让此地去殖民化”(Decolonize This Place)向公众发出的号召十分清晰明了:针对坎德斯的抗议游行是让博物馆发生转变的起点。这一过程将清洗掉像“坎德斯这样的人”所组成的董事会,从而铺设一条新的道路,“从博物馆本身开始思考,该如何更为彻底地重置权力、特权和资源所涵盖的内容。”而在坎德斯辞职后,成立一个“去殖民化委员会”的诉求已经在抗议人群中不断被重申。


但在我看来,《催泪弹双年展》却是站在了对立面的位置进行争辩。文章故意忽略了“所有的钱都是邪恶的”这一观点,只在特别针对坎德斯的抗议时才必要地将它提起。文章精确地把问题对准了一个事实:抗议者们所选择的目标并不是武断的,而是十分“特殊的”。


当然,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战术性的夸张策略。最终,坎德斯的下台可谓创下先例,而更大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并自相矛盾地把那些具有说服力的问题都囊括了在内。“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因为各种不公和野蛮的矛盾而被撕裂,”《催泪弹双年展》的作者写道。“面对这种特定的国家暴力的牟利者,我们发现自己也已经到了行动的时候。”


即便这些抗议人士正在思考谁是下一个目标,以及该如何普及推广这一运动,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极具针对性的方式打破了这场本就有些不切实际又不完整的对话。它看起来更像是让八位突然宣布退出展览的艺术家为自己的行为找了这样的理由:他们不是为了推翻整个博物馆系统而退出,而是从原则上针对某位特定捐赠者提出拒绝。


《纽约时报》在有关此事的报道时也暗示道,这让坎德斯和其他董事会成员间也出现了不和:“有些人觉得坎德斯应该为了博物馆着想而辞职;其他人则担心他这样做会鼓励抗议者要求其他董事会成员辞职,他们其中也有一些从石油天然气以及国防军备承包等被抗议者所针对的行业中获利的成员。”

博物馆举办“安迪·沃霍尔展览”时出现的抗议者。图片:Ben Davis


关于作者

《催泪弹双年展》的几位作者由于其独特的立场,使得这篇文章的论点尤其具有力量。


其中,有两位作者称他们“为了明确表达对坎德斯的抗议,他们最近拒绝了惠特尼开出的条件。”(这里并没有说明是哪两位作者,或具体的条件是什么,而只表明这是一场“以私人身份进行的私下谈判”,并以此来展现他们公开支持这场集体抗议行动的诚意。)两位作者的这把赌注(拒绝惠特尼提出的机会)防止了这些文字成为一场道德方面的哗众取宠。


包容性问题也是本次双年展的中心,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有关艺术和政治的辩论来自三位黑人知识分子。Tobi Haslett和Ciarán Finlayso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而Hannah Black作为作者出现则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两年前,惠特尼双年展由于Dana Schutz那幅极具争议的画作《Open Casket》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Black在公开信中要求摧毁这件作品,因为作为一个典型反映了白人艺术家的创作是如何建立在黑人的痛苦之上,冒犯了这一群体。由此,这也引发了一场有关文化挪用的激烈纷争,使得那一届惠特尼双年展成为了当年文化圈的一大讨论亮点。


顺便提一下,2017年双年展还提供了一个在更小范围内讨论赞助人制度的机会,而讨论的形式便是“占领博物馆”(Occupy Museum) 的《债务博览会》(Debtfair)项目。这件装置作品将MoMA董事会成员Larry Fink的生意和上涨的学生债务联系在了一起,而艺术赞助制度则像是具有掠夺性的财务活动。围绕着这件作品所产生的讨论,包括至少一次在博物馆内的集结,最终因为《Open Casket》所引起的大轰动而被遗忘在历史中。


关于在艺术展示中,谁被代表了、谁又可以发声的争论在2017年时就已经开始升级,而有关《Open Casket》的争议则加速激发了讨论。随之而来的是,被撼动了的艺术行业试图将所有能量转化为他们能够利用的积极关系。于是,一种将抗议人士和管理者联合起来共同纠正博物馆内代表性不够平衡这一历史问题的想法,在过去两年内成为了艺术论述中一股强大的中坚力量——尽管这股力量显然模糊成了一种不具批判性的庆祝,但在我看来还是好的。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Artforum》这篇文章引发了如此尖锐的一场转变,至少部分原因是它代表着对过去共识性话语的一种戏剧性突破。


即便是带着不妥协立场的“让此地去殖民化”组织,也放弃了他们最初呼吁艺术家们集体罢展的口号。因为有些参展艺术家反对他们的这一行动,认为此举就等同于禁止让有色艺术家人群发声,并给他们施加了过度的负担。事实上,在第一波评论中对双年展是“安全”的这一说法遭到强烈反对后,“去殖民化”组织便在他们的抗议中加了一份声明,让艺术家们的立场变得更为清晰:“你们的存在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你们正在塑造未来的艺术图景。”然而,这一声明同时也谴责双年展的批评者们(比如《纽约时报》的Holland Cotter在其评论中非常鲜明地同情抗议坎德斯的活动)作为白人至上主义的代理人,试图“以艺术和抗议之名,将我们彼此分开。”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些艺评人在评论双年展时所用的语言算得上无可挑剔,更何况他们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白人男性(这也包括了我自己)。但我想指出的一点是,这种勾勒事情的方式与《催泪弹双年展》的论证间存在着分歧。

事实上,对于2019年惠特尼双年展中那些因为“自己作品被质疑不够‘激进’而感到愤怒的”艺术家,三位作者Black、Haslett以及Finlayson向他们抱以了苛刻的态度。这篇呼吁艺术家进行全面罢展的文章如此表达了他们的不屑:“艺术圈将自身想象成一个知识和美学探索的狭隘领域,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首要的就是包容度、代表性和讨论。

同样,《催泪弹》一文之所以能够造成独特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作者的独特身份:在当艺术话语的框架内,能够拥有这样的权威来质疑代表话语是如何受到重视的人,或许只能是有色人种的批评者以政治批判为根基来统一发声,而且其中的一位作者先前就需要参与过其他有关推动代表性问题的经验。

关于历史

最后,《催泪弹双年展》非常有效地活用了历史上各种抗议行动作为模版,为此前看似抽象的行动提供了一个十分具体的诉求。然而,我对于文中所提到的历史有一些自己的疑问。

我以自己最熟悉的一段历史为例,文中提到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1970年5月关闭了自己在惠特尼展览的行为是一个十分有启发性的先例。《催泪弹》中写道,艺术家此举是为了表示自己和当时席卷全国的学生罢工以及其他人士自发游行罢工团结一致的态度。根据Julia Bryan-Wilson《艺术工人》(Art Workers)中的说法,莫里斯的行为助燃了“反种族主义、反战争和反压迫的纽约艺术大罢工”,当时有成千上百的艺术家组成了博物馆纠察队——这显然是艺术界团结一心声张社会诉求的最高时刻(而根据《纽约时报》当时的记录,这是一次温和的行动)。

更为重要的是,那样的集结所伴随着的内部争论与这次所面对的争论是完全一样。“许多反战艺术家抗议的对象似乎是让他们自己的交流媒介无法真正发声的人,”Elizabeth Baker在《Artnews》中写道。“有些人并不在意关掉展览,而其他人却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压力感到愤懑不平。”

尽管当时这股强有力的罢工浪潮横扫了全美社会,但很快大罢工就因为特权和功效的争论而开始分崩离析。“参加大罢工的抗议者们产生了不同的情绪,有猜忌的也有感到厌恶的,”Baker事后在1970年9月这样分析道,此时距离5月的罢工高潮才过去了3个月多一点。“这场抗议,就算不说是被瓦解了,也是进入了休眠状态。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是否超越了那段历史所代表的极限?在很大程度上,坎德斯的下台打破了基于那段历史来看我认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所有过去的先例都无法评估抗议的影响止步于何处;它开辟了怎样的先例以及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危机。

再来看看这场运动中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它的影响是有多么重大,而实际的形式又是多么碎片化。


“去殖民化”小组发起了一连串顽强的抗议活动,但真正有效的一次重击却来自于另一源头的突袭,来自于三位知识分子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发表了意见,从而引发了艺术家小团体的突然行动,直至引爆最后的危机。

坎德斯的辞职是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巨大胜利,使一位战争牟利者的生活在公共领域中变得更加令人不快和无法接受。但从广义上讲,这次的胜利主要还是仅限于象征意义的:它并没有损害到坎德斯公司的底线。与此同时,对于艺术家而言,它开辟了跨越整个艺术和文化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将系统中心的压力发散出去,释放出机构和机构间以及机构和相关人员间的所有紧绷氛围。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这场运动之后的可能性还包括让保守一方变得激进的同时,激进一方的努力也会消解和分裂。我认为,这是因为关于抗议的焦点以及谁能代表发言的争论依旧在继续,在一片欢庆的表面下这些问题并没有被解决。

现在,这场运动的意义仍然等待着答案。从中释放出的能量究竟是会继续在惠特尼发挥作用,进一步提出诉求;还是会转移到其他地方,针对某一个令人讨厌的捐赠者展开抗议;或是实际地运用艺术的宣传力量加强与机构的合作,来共同面对艺术圈外的移民危机和国家暴力的受害者。如今,我们进入了一个对于艺术家和博物馆而言的崭新历史时期,它会走向哪里,我们现在并不清楚。


文丨Ben Davis

译丨El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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