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DBL  钟刚

采访及编辑：钟刚

和冯博一老师认识超过十年了，但一直没有正式地做过他的采访。我多次准备和他聊聊，要么是遇上了开幕式，根本上没法坐下来谈几个问题；要么就是我提出很正式的采访需求，被他几句玩笑话消解掉了。

即便是前不久《打边炉》发布的那篇《乌镇十谈》，只是我在乌镇的记者见面会上，零星地提问，以及我在展览现场捕捉到的观点。但这些信息的发掘和罗列，其实还是建立在我对冯老师的观察和了解基础上。文章发出来后，浏览量超过了1万，对于小小的艺术圈而言，这已经是一个大数字了。

这倒并不是文章写得好，而是大家对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和冯老师团队工作的好奇，我那篇文章，只是满足了大家一部分好奇而已。

我之所以想和冯老师谈谈，与其说是我想完成一篇媒体访谈，倒不如说是我想借采访这个机会，把我自己的一些疑问抛给冯老师，这个当中，肯定有故意发难的成分，也有很多“私心”——我越来越认为，采访首先是面对我自己，而不是要摆出媒体的架势，替“公众”提问——这也是《打边炉》区别于其他媒体的地方，我希望大家先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然后才是去完成一个合乎《打边炉》要求的采访，我希望《打边炉》首先是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这次的采访，是在第二届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结束之后进行的。当所有人对这个展览的记忆逐渐淡掉时，我们希望在这个静下来的时刻，以“回头看”的方式，呈现三位策展人在这个中国投入资金最大、最受艺术界关注的“当代艺术三年展”工作中的自我审视和行动批判。

对于冯老师而言，策展固然是他职业工作的一部分，但已然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正如他在采访当中提到，“策展是一种人生凭附”。也许只有是生命本身的意义，才能驱使他如此拼命地工作，如此积极地行动，以及如此轻易地消解掉艺术名利场中的权力感。

DBL：读了你为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撰写的展览前言，你的策展工作建基于社会现实和对现实的批判基础上，并且我能感受到你对此时此刻的现实是非常悲观和无力的，但有意思的是你又是一名积极工作的、相当高产的策展人，于你而言，“悲观”和“积极”如何共处？

冯博一：正因为悲观，所以才积极！所以我不是一位犬儒主义者。我仍然相信可以通过艺术的多种方式改变社会和自身的处境。我有幸生存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也就注定了在劫难逃。过去你可以为自己的不幸找到一个承担者，现在则越来越多地要由你自己来承担了。而且，我们常常以为这是个人的能量转化，其实相对于时代和社会伟力来说，个人不仅是渺小无力的，也并没有多少个人的独特——与他人相区别的内涵。时代和社会才是大手笔，所以我们从事的工作就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个个人，而是会触及一代人、几代人，乃至一个国家。

DBL：现实批评似乎是乌镇选择艺术家的特点，当然它不是全部特点，乌镇也有很多非常吸引年轻观众的作品，但精神的内核还是一种自醒性和批判力，作为策展人，你首先会拒绝哪些类型的艺术家？

冯博一：第一类是在观念、视觉语言和媒介处理方式上过于陈旧的、简单化的艺术家及作品。因为他们没有提示、提升出新的问题意识和艺术转化的实验方式，只是在重复着已经说过的视觉话语；

第二类是难以释读的，缺乏带入感的“装逼”作品。他们可能是不具备创造视觉语言和处理作品形态的基本能力，也缺乏内在逻辑的自圆其说。所以才故弄玄虚地有意或无意地设置作品信息传递的障碍，使你都不好意思说“看不懂”，其实真的是“看不懂”！当然，“看不懂”不是一个标准，具有实验性的创作是超越现有的、一般的审美认知和知识结构。但艺术家毕竟是以视觉语言和形态方式来言说，而不是仅仅依靠文本、阐释给予补充说明的，否则直接去当思想家、哲学家吧。

DBL：在你的两篇展览前言中，都有一个很核心的词语：时间。第一届其实在解构未来，第二届虽然字面上是“时间开始了”，但对“开始了”还是有深的怀疑，“时间”这个概念在你的策展工作中有一股怎样的作用力？

冯博一：虽然“时间开始了”，但现实却变得扑朔迷离，而且未来还很远，甚至没有未来！对这一现状的困惑、质疑与焦虑，作为艺术行当的从业者，我们只能通过策展人身份的工作，借喻予震荡钟摆的时间概念，将艺术家的作品汇集在乌镇艺术展览中，以重新拾起时间的重量，对我们时代的社会现实处境有所认知与觉知。

DBL：相比乌镇的游客数量和乌镇戏剧节的观众数量，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是一个略显小众的展览，当代艺术展是应该尽可能多地争取观众，还是将“小众”认定为一种必然，坚定地走向精英化？

冯博一：相对于文学、电影、音乐等等行当来说，当代艺术肯定是一个“小众”，这是行当所规定的。但在这一限定中“小众”或“精英化”一定是会引领普泛“大众”的审美及知识生成的。当代艺术对大众来说绝不是一种迎合，而是具有一种启发、提升和警示的作用。这意味着当代艺术的探索、揭露和批判的属性，也就意味着当代艺术展具有小众的、精英化特征。

DBL：乌镇的策展方式是团队协作，这也是我认为你有别于1970年代之前出生的那一批策展人的不太一样的工作方式。当很多人认为策展人把工作重点放在写好一篇文章和开好一个研讨会时，你已经非常关注协力工作，将重心放在呈现一个专业的展览现场上。在你看来，策展会不会越来越工业化，职业策展人如何直面这个越来越复杂的流程和工作系统？

冯博一：展览是一个综合性项目，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展览，一定是要有团队的相互协作，包括策展团队、主办机构团队和其他第三方供应商等等。而策展工作除了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有一个切入社会问题的深刻概念、主题和文章阐释及研讨之外，还需要协调各种关系，并解决由展览所产生的诸多棘手的问题。因此，策展本身也是一种综合的、实践性工作的完整体现。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也就会导致策展工作流程的规范化、系统化，策展人身份也就越来越职业化。但当一种工作职业化了之后，也就开始缺失了原初的爆发力和鲜活性，甚至陷入一种系统的主流，以及规约的被动状态。这是策展人需要时刻警惕的，也是我目前困惑和纠结的问题之一。因此，保持策展人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并主动、积极的做自己想做的展览项目，就变得难能可贵了。

DBL：策展人会不会需要越来越多的精力去管理一个团队，如何才能不成为一个“CEO”？

冯博一：策展人为一个展览项目的落实而去管理一个团队，这仅是必须的工作之一，但绝不是主要的工作内容。投入一定的精力去管理团队的目的只是为了充分地保证展览质量和水准而已。展览策划只是小规模作战，也就是七、八条枪，还想做“CEO”？美死你。

DBL：之前听过你的演讲，你会将艺术家创作分为“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两种，那么策展呢？策展为何？

冯博一：当然是“为人生而策展”啦！

如果从五四以来的现当代艺术史的角度考察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就会发现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许多艺术家始终执著于艺术对“现实”直接的投射和反映，相信现代性能够洞察生活的真相和现实本身，于是艺术的作用自然成为对历史与现实趋向的反映和表达；二是执著于宏大历史进程的表现，探究紧迫的民族和阶级冲突下的社会危机。这两者都与中国现代性历史面对的民族屈辱和社会矛盾紧密扣连，也是中国历史必然和现代性的特点之一。但显然我们“未完成”的现代性焦虑一直是我们文化的中心主题，而且当下的社会危机和未来的不确定性焦虑愈演愈烈。因此，具有强烈的“弱者”意识，还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决定了我们“现代性”价值观和伦理的选择。所以，我作为当代艺术生态中的策展人身份，就构成了我策展工作的现实依存及明确的文化针对性，尤其是作为一种生存实在经验的表达。

其实，“为人生”也好，“为艺术”也罢，这种不同的选择是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的经验：现实的参与和艺术的体验。因此它们也是对中国现代性的两种不同形态的表述方式。是耶？非耶？或许因人而异，复杂而已，但绝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因为，历史、现实与个人的处境，往往比我们想象和梳理的更为混杂和残酷。

DBL：有一部分策展人是把研究的成果拿出来做展览，策展只是一个他的工作中的一环。但似乎对你而言，你的策展很直接，就是要把一个展览做好，策展处在你的工作和生活的什么位置和什么阶段？

冯博一：把一个展览做好，只是一个宽泛的说法。在我看来，所谓“好”的展览既包涵策展人对历史、当下、未来的思考、研究和判断、表达，还包括对展览整体形态的处理和把控。毕竟观众是来看展览的，展览是策展人的作品，策展人要为展览负责，而展览又是由若干个艺术家的作品构成的。这样的逻辑关系如同艺术家的创作一般。我作为职业的、独立的策展人，策展工作始终在我的生活工作中占据着最主要的位置，它是我人生的一种凭附。也许过几年做烦了，做不动了，在开始总结和写作吧。所以，我的策展工作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DBL：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策展人，你亲历了中国当代艺术现场三十年，是什么吸引你今天还像年轻人一样疯狂地工作？

冯博一：今年忙完乌镇展览后，本想休息几天，这应该是最充分的理由了。当一天无所事事的时候，却顿生空落落的慌张感。我不知道这种不安的感觉来自于哪里？也不知道吸引我努力工作的动力在哪里？也许是宿命般的操劳命，也许就是愿意工作。而宿命般的意愿或兴趣是不需要理由的，如同“表达需要理由，表达就是理由”。

DBL：在深圳，想成为策展人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你认为策展是一个值得投身进去的职业吗？

冯博一：在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下，只要愿意，什么都可以投入和献身，而所有的付出也就都值得了。

DBL：是否可以给那些有志于成为策展人的年轻人提十条建议？

冯博一：没有！傻逼才会有建议。自己去感悟和积累吧，事在人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