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Frieze  Jennifer Higgie

Lara Favaretto，《Thinking Head》，2018年，混合媒介

鸣谢：威尼斯双年展，摄影：Francesco Galli

在拉夫·鲁戈夫（Ralph Rugoff）策展的“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中，“迷失”成为了另一种主题。

好吧，让我们先把这个主题抛在一边，“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 （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的说法来自某位英国政客，他错误地认为这是一句中国骂人话，然而实际上这只是谬传。这个主题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和善，它对听话人的祝愿反而是一种与和平完全相反的内容。作为如此宏大展览的主题，它所暗含的错误引用与模糊意义既闪烁其词又一语中的：拉夫·鲁戈夫（Ralph Rugoff）的策展既有出彩也有败笔，既有细微精准，也有失之交臂。

Nicole Eisenman，《Morning Studio》，2016，布面油画

鸣谢：艺术家和Anton Kern画廊，纽约

“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包括来自38个国家的79位艺术家或艺术组合（2017年是来自51个国家的120位艺术家）的作品，都是近期或相对近期创作的。此次展览在两个地点展出：中央展览馆（Central Pavilion）以及军械库（Arsenale），后者曾经是造船厂区，面积很大。这次也是威尼斯双年展史上头一回，参展的艺术家半数为女性。哈利路亚！（虽然这个事实其实既令人悲伤也很令人生气——在今时今日，这居然还在值得我们强调。）鲁戈夫清楚表达了他的观点，虽然还是有点令人困惑，尽管前面提到“有趣”一词有其复杂性，且当今世界的主题支配了许多参展艺术家的想象力，比如气候变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财富不均、社交媒体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但是，“艺术远不是时代的文本”，因此，“没有贯彻整体的叙述或者主题体系”。这有好有坏：最好的解释是，不同的思想可以在各自的空间发声；而最坏的解释则是，这声音嘈杂、刺耳。

Catala，《It’s Over》，2019，9块吸盘、泵、水管、控制盒。展览现场，中央展览馆，威尼斯双年展。鸣谢：威尼斯双年展，摄影： Francesco Galli

鲁戈夫将展览分为“命题A”，军械库区域，以及“命题B”，中央展览馆。每个展区强调艺术家创作的不同方面（总体而言，军械库的作品尺幅都更大一些，好像与建筑本身相互呼应一般。）鲁戈夫声称受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著作《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1962年）影响。他说，这本书“引导人关注艺术启发新眼光和新行为的能力，他认为这种能力与对文化标准和规范不断地测试与诘问相关”。总的来说，新技术也在多个方面切实地影响了展出的所有作品。

中央展览馆展览一开幕，就带着某种意义上的终止。安托万·卡塔拉（Antoine Catala）的作品《It’s Over》（2019年），一个大尺幅墙面艺术作品，表面覆盖硅材料、色彩柔和，由九块吸盘构成；当空气被泵出时，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就以浮雕形式显现出来；比如“Everything is OK”（一切都好）、“ Hey Relax”（嘿！放轻松）或者“Don’t Worry”（别担心）。但是我还是担心了。我想到了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 F. Scott Fitzgerald）的名言：“对一级智力的测试，就是同时在脑中容纳两个完全相反的思想却依然能够正常运作。”（《The Crack-Up》，1936年）

Shilpa Gupta，《For, In Your Tongue I Cannot Fit》, 2017-2018

100个喇叭和麦克风、打印文本和金属支架组成的声音装置。鸣谢：威尼斯双年展。摄影：Italo Rondinella

“迷失”成为了另一个主题。我走在一条令人晕眩的白色走廊，感到需要扶着墙才能稳定身体。（池田亮司，《Spectra III》，2008/19）。而在Haris Epaminonda迷人的作品《Chimera》（2019）中，眼睛和神智却得到了抚慰。这部Super-8格式的电影作品，通过一群抽象斑马的条纹、古典油画中遥远的面孔、跳舞的女孩、钻石，让人想到标题所指的混血怪兽。在某个时间点上，艺术家的镜头聚焦于庞贝古城中保存完好的遗体，忧伤地、永远地冰封在死亡那一刻。被分割的身体的暗喻就像贯穿展览始终的线索：于吉令人咤异地柔软的水泥作品《石肉》（2012-18）；Maria Loboda毫无感情的摄影作品里历史物件被清洗干净（《Zero Dynasty II and V》, 2017）； Cameron Jamie的陶瓷面具（《Untitled》, 2014–15）；它也存在于Otobong Nkanga精致的丙烯画里，描绘了人类身体部件与树、绳子或者仙人掌混合杂糅一处的画面（《Extraction》，2019）。

虽然大部分作品都是新作，但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每件作品都有一点破旧——这里既是字面意义也有象征意义；尽管Ed Atkins在他的作品《Old Food》（2018）中表达了对恐怖与希望的观点：“在数码世界里没有什么是旧的。”引自麦克·凯利（Mike Kelley）的话，处于Atkins在军械厂展出的作品的核心位置。这个装置作品由数码视频、歌剧服装以及墙上的文本构成：“要想注意到这些细节，必须想象自己是不完整的，被分割成几部分，变形的，也是不死的。”他也引用了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话：“被爱的需求，更准确地说，被爱抚与宠爱的需求，远远超过被爱慕的需求。”（《普鲁斯特问卷》，1890）。在Atkins这十部不祥的、荒谬的作品里，表现了握着狼蛛的手，他的脸被叠加在蜘蛛的腹部（《Bloom》，2018），这部作品在中央展览馆区不合时宜地出现：安静又可笑地提醒着观者，我们能达到多么地怪异的程度，即使是对我们自己而言。

Ulrike Müller，多部作品，2019，展览现场

鸣谢：威尼斯双年展；摄影：Francesco Galli

展览中有很多强有力的油画作品表达：Jill Mulleady向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致敬的作品；Michael Armitage对2017年肯尼亚大选混乱局面的回应； Njideka Akunyili Crosby创作的新的人像作品；George Condo和Henry Taylor对私人与政治故事的挖掘。亮点还包括妮可·艾森曼（Nicole Eisenman）的五件大尺幅新作，这是一个日常与永恒的宇宙大杂烩：你看得越久，看到的越多。他们在中央展览馆最坚固的一间展厅展出，和Jean-Luc Moulène的幻想式、创造化的雕塑作品放在一起——赤陶、没有手的圣母玛利亚（《Domatrice》，2019），黄铜制的头，但其实基本上是一个洞（《Masque (Marc Gilbert) Paris》，2017年）；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作品：Rosemarie Trockel的装置谜题，《Group of Articles》（2019）。这是一个无限的丰富的对话。这里任何一个作品都不是坚定的，虽然它们很自信。也因此，让我们有了呼吸与思考的空间。但愿一直能这样。然而，让一群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另一处展厅展开对谈：Nairy Baghramian、Condo、Jimmie Durham、Julie Mehretu 和Taylor，任何人想插一句嘴都难。同样地，将Carol Bove的雕塑放在Akunyili Crosby 与Avery Singer 的油画、Anthony Hernandez的摄影作品邻近处展出，这个逻辑我却完全看不懂。

Suki Seokyeong Kang，《Grandmothers Towers》，2013-2019，展览现场。鸣谢：威尼斯双年展；摄影：Francesco Galli.

我们生活在一个热衷夸夸其谈的时代：可能为人所知最好的方式，反而是降低自己的声量。我认为，这个大型展览中最能带来满足感的作品是那些最安静的。比如Suki Seokyeong Kang美妙的《Grandmothers Towers》（2013-2019）：艺术家借由其韩国文化的积淀，雕塑出祖母的人像，人像用脆弱的织物和材料制成，仿佛能被风吹走。 Ulrike Müller欢乐的挂毯、珐琅画和单版画，混合了抽象与具象，就像你被大声责骂后躲到令人愉悦的酒吧里喝一杯冰爽长饮。一直以来，幽默可以用最轻描淡写的方式令大脑聚焦。 Lara Favaretto的《Thinking Head 》（2019）想要通过物品展现人的复杂性，这是一个美妙但枉然的尝试。自我怀疑？自我怀疑是炮弹。身份认知？身份认知是一个很大的黑盒子。另外，孙原和彭禹的大尺幅作品《难自禁》（2016），在玻璃制的“笼子”里，一个狂热的工业机器人不停地铲着一片血红色液体，这样的玩笑和幽默，让我避之不及。

Chrisitian Marclay的狂热的视频拼贴作品《48 War Movies》（2019）好比一床安静的棉被突然变得疯狂，而池田亮司的尝试则是把整个宇宙压缩进一个视频《data-verse 1》（2019年），让我感觉像晕船，我也并未变得更有智慧。与此相反，最感人最适时的一间展厅暗得恰到好处：在这里，Shilpa Gupta挽歌般的多声道装置作品，名为《For, In Your Tongue I Cannot Fit》（2017-18），纪念了从七世纪至今共100位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人皆因政治信仰被关押或者处决。（作品标题取自14世纪神秘的阿塞拜疆诗人Seyid İmadeddin Nesimi的诗句，这位诗人因为说出自己的想法而被活剥皮而死）。100个麦克风悬垂在100个金属支架上方，每个支架上都穿着一张纸，写着一句诗。这些麦克风喇叭广播着阿拉伯语、阿塞拜疆语、英语、印地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的诗句。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Gupta说她创作这个作品是为了强调“当今我们自由表达权利的脆弱性”。

池田亮司，《data-verse 1》，2019， DCI-4K DLP放映机、电脑、音箱。鸣谢：威尼斯双年展。摄影：Andrea Avezzu

而种族主义像过于真实的噩梦一样再次出现：Arthur Jafa的新影片《The White Album》（2018）令人难以忘怀。白人至上主义和感人的朋友画像并列出现，而这以更为隐喻的方式体现在Korakrit Arunanondchai 和Alex Gvojic关于人类与非人类社群的作品《No history in a room filled with people with funny names 5》（2019）中。 Kahlil Joseph的《BLKNWS》（2018至今）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双频数码拼贴作品，介于访谈、新闻、电影电视剧片段之间，投影在大幅黑色士兵形象上，作品回放又快进，然后又回放。在某个时间点上，诗人Fred Moten出现在屏幕上并宣布：“你永不可能逃走。就好像‘我逃出来了！’不！这只意味着，你想逃离的东西一直在你身后，它会一直跟着你。”确实是有趣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