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去双年，自从双年开红后就一届不如一届

作者：赵茜致信冯娟编辑发布日期：2008-09-22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赵茜 9月，上海艺术展扎堆。从9月6日到9月14日，短短一星期的时间里，从《2008中国当代艺术奖》在外滩18号开锣起，各种当代艺术个展、群展、交流展、双年展、艺博会以击鼓传花的速度悉数开展。在这一周中，上海的当代艺术至少是以一种“井喷”的方式吸引着人们的眼光，繁荣到那时你要在北京找艺术家和策展人，人人都只会跟你说一句话：“我在上海。”

同期因当代艺术而被关注的城市其实不止上海，广州三年展9月6日开幕、南京三年展9月10日开幕，这股双年展和三年展的潮流还可以往更远的亚太地区延伸，新加坡双年展、韩国光州双年展、澳大利亚悉尼双年展、日本横滨三年展等都在同期举行，作为国内最早、举办到第七届的上海双年展在开展前就表示他们已经和新加坡、光州、悉尼、横滨组成“2008艺术罗盘”，而在中国，上海则与台北和广州进行“三馆互动”。

美术馆：场所的力量

以“快城快客”为主题，关注移民和城市化问题的上海双年展今年更热闹了。由于得到瑞士私人银行嘉盛莱宝(BankSarasin)连续5年的捐赠，资金甫一解决，首先就表现在艺术品的体量上。“飞机降落了！火车进站了！恐龙回家了！”是其中最直观的文字表述。在视觉上，一节来自武汉、锈迹斑斑的火车同铁轨被一齐运到上海，停在上海美术馆的大门前，这是艺术家井士剑的作品《移城》，它希望重现六七十年代知青们上山下乡的场景。

极容易被忽略的是上海美术馆屋角种的那一圈水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双年展学术委员会主任许江指着水稻说：“本来我们要种一大片水稻，开幕时大家站在稻田中讲话，这个构想最后限于场地原因没有完成。”曾经在2003年和2005年担任过威尼斯双年展德国馆策展人、德国杜塞尔多夫k21美术馆馆长朱利安·翰尼 （JulianHeynen）今年作为策展人，8日上午仍在三层指导布展，他摇着头抱怨美术馆的空间太局促，“当然，每个美术馆都有它自身的特点。”

朱利安在接下策展人的工作之后曾经有过一段“适应期”，首先是在接下工作之前就被告知双年展的主题会是“城市与移民”。这样明确的主题先行在西方文化体制之下是不符合常规的，他在策展人序中写道：“明确地规定任务是不合常规的，甚至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他国的策展人对于艺术的作用会有不同的观点。”

促成三位策展人互相理解的因素是人民广场。最终，在“城市和移民”的主题之下，一切艺术作品都力求和人民广场发生联系。原先的磁悬浮、码头等构想，只留下了皮力策划的外围展“2008现场张江：悬浮特快”。

上海美术馆离人民广场有一点距离。朱利安的工作之一是邀请艺术家来人民广场创作，他喜欢这个随时随地和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广场，“你知道，上海美术馆也是人民广场的一部分”。

这个建于1933年，最早是旧上海的跑马俱乐部，1956年被改造成上海美术馆的建筑对于许江则有另一番更深沉的意味。“围着人民广场走一圈，周围全是当时经典的建筑: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青年会 （体育大厦）、金门大酒店、大教堂、大世界、工人文化宫加上新的上海博物馆、规划馆、歌剧院，你会看见这个城市不同的皮。”

策展人张晴则表达得更直接：“人民广场代表整个城市建设的变迁和上海流动人口的变迁史，这两个变迁缩影交织在一起，夹杂着政治经济文化欲望，你研究了这个地方，上海就迎刃而解。”人民广场见证了上海的发展。

“美术馆是后来盖的，这个建筑不同于其他建筑，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盖一所比这个好得多大得多的建筑，但没有这个历史的重负，你不可能勾连起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而这个历史恰恰是这个城市的命脉。”许江说。7届根植于上海城市特色的双年展探讨过的内容不乏影像和设计，在2002年中国房地产大热开始之前还探讨过建筑。当讨论进行到“人”的时候，许江豪迈地做了一个手势，“如果能复原这个画面，只要倒回头80年，然后镜头一转，看80年后我们在干什么。这就是场所的力量。”他进一步解释说，“上海最早就是从租界开始发展过来的，作为现代城市的形态，在它的城市记忆中，殖民、自我发展、跑马、游行，种种历史纠缠成为一个交缠不清的身份。这个历史身份使它变得深沉，它没有理由去封闭自己，或者简单地说全球化。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建造一些有品质的场所，在场所中我们的视野得以开阔，历史身份得以深远，新的建筑它和你没关系。”

双年展还是嘉年华

《台湾当代艺术新闻》总编辑郑乃铭也许是最近赶集赶得最心力交瘁的一个，当然，作为资深的艺术评论人，参观双年展一直都是了解各国当代艺术前沿探索和当前面貌最直观的方式。即便如此，他的计划日程中也并没有列入所有的双年展。与过去相比，越来越多的策展人、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的行程表上，非看不可的双年展（三年展）已经越来越少。就是最老牌的威尼斯双年展，本身能引起的社会反响也在下降。

反观上海双年展，虽然它这些年来所呈现的学术价值一直为人诟病，但参观人数和票房却一直都是国内几个双年展的榜首。张晴一直强调上海双年展是办给老百姓看的，要叫大家都“喜闻乐见”。

双年展期间，买票观展的人甚至能排成“五列纵队”，美术馆还要限制每个时段进入的人数。开展没几天，斯洛伐克艺术家罗曼·昂达克的互动装置作品《测量宇宙》的白墙上写满“某某到此一游”的字样，艺术家本来希望借作品与观众互动，最终观众身高的黑线标记组合成一幅画，表达个体生命和全体之间的关联，但共同完成艺术作品的初衷已经被过分热情。不依例行事的观众所破坏，艺术家最终选择撤展。

另一种情形也颇值得玩味，为了令上海双年展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美术馆二楼单辟出来做了三个艺术家的个展，这是其他双年展中从来没有过的。岳敏君是三个个展的受邀艺术家之一，在二楼狭长的空间中，他用自己的形象和已灭绝的恐龙做了大大小小30多个人首龙身的雕塑，名为《五彩龙腾》，意在提醒“人如何对自己的命运有些警觉”，但是这个作品显然变成此次展览中的最佳合影背景，只要工作人员一不留神，大人小孩都搂着恐龙脖子合影。

郑乃铭认为上海双年展是一个颇值得寻味的展览。他认为，“只有上海能办出这样的展览，中国其他地方还办不出来。”上海人一直以来追求的精致和协调，从某种意义上令这个展览本身成为目前全球当代艺术现状的一种缩影。目前全世界已经有300多个双年展，有规模有影响的有30多个。《视觉中国》的何莹去年访问了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的官员，写了一篇简短的《颠覆双年展》，文中双年展组委会认为，“独立性和批判精神是以往传统双年展的最大贡献。但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双年展陈旧僵化的体制已不再适应当代的文化需求，批判的独立性也日渐丧失。巨大的经济利益是很多城市青睐双年展的重要原因。双年展这个非盈利性的社会文化活动的市场是间接的，展览的国际性和巨大的人气，可以带动一个城市的文化、商业、旅游业的发展，甚至拉动一个城市GDP的增长。而已经盈利的威尼斯双年展是最好的范例。双年展已经成了一种文化产业，沦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在许江看来，上海双年展的特点大概可以解释成“折衷”，与上海的地域性有十分直接的联系。与今年广州三年展的“向后殖民说再见”相比，“快城快客”这个主题在字面上就很容易理解，上海“不会那么尖锐、那么强”，但它也在追求一种“更新”。“西方十几年来最重要的话语，我自己觉得是两个。一个是后殖民，各种精英在受西方教育后，他开始痛切感受到西方的霸权、感觉到身份的挑战，提出身份差异、霸权这些命题，代表了殖民地国家文化觉醒和回归的根深蒂固的无奈，但是他回不去了，因为他自己都是在这样的氛围里给教育出来的，看事物的角度都开始是这样了。另一个是权力话语，殖民地国家的人开始批判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权力，这在西方非常流行。这两个话语构筑了西方的主要语境，但在中国，这时候产生了一个有趣的观察方式，这就是主体自觉，这跟后殖民的个体遭遇后殖民身份的挑战不同，它是一个整体在复兴更新时必须遭遇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城市化、民本、体制改革、大众文化、城乡一体化，这些问题是中国自己面对的，中国会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其他人不这样看。2000万人的需求和20万人是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话语中，它的核心焦虑不是批判，是更新。它自己要出新，要改变自己。这种焦虑让世界上都觉得你太强了，我们不要西方的论点，一代批判一代，这不是出路。这种现代化的激情西方都不能了解。更新是有所保留和继承，有所继承和批判。”许江说。

有些人为此感到忧虑，一位长期从事艺术研究的人士表示，西方的双年展、博览会和文献展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体制，三者能够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不断促进艺术对社会的表达，单以作用来说，双年展意在出新和揭示发展的可能性，博览会用来交易，文献展则是整理。但是现在在中国，双年展办得像博览会，博览会办得像展览，如果你要办嘉年华的话，为什么还要用“双年展”这个字眼呢？

“我不想，我在看”

台湾艺术家黄心健的作品《上海，我能请你跳支舞吗？》是一个互动装置，在上海采风期间，他穿街走巷，观察市井民生，拍摄了3000多张照片，最后将这组照片加以剪裁组合，当你伴着过去熟悉的老爵士乐跳舞时，照片便自动组合成跟你形状相似的舞伴，与你共舞。老上海熟悉的建筑变成各种局部，在舞动的过程中出现和消失，将一个城市的温情和浪漫表达得淋漓尽致。黄心健说：“我就是想用一个比较浪漫的办法来描述这个城市，作为一个生活的场所，不管你是住格子间还是海景房，实际上每天都会和城市对话。”

威尔士艺术家贝森·休伍思（BethanHuws）出生在威尔士，现在生活在巴黎和柏林。她创作的作品之一是一个文字装置上不断重复着的几个简单的词语：“我不认识，我不懂。”“你在想什么？我不想，我在看。”策展人朱利安在策展序言中借用了《我不想，我在看》作为他的策展人序。显然，相较于一种艺术体制的建立，他更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