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主权警察
发起人:之乎者也  回复数:0   浏览数:1214   最后更新:2017/11/24 19:12:08 by 之乎者也
[楼主] 之乎者也 2017-11-24 19:12:08

来源:暴风骤雨


主权警察

吉奥乔·阿甘本著,赵文译

选自《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

海湾战争当中得出的最无歧义的教训之一便是,主权概念已获警察的外貌。特具毁灭性的iusbelli在这里得到执行时打着纯粹“警察行动”的幌子,而这场“警察行动”的冷漠特征(正如无疑被激怒的那些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决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犬儒主义的假象。这场战争最具景观性的特征或许就在于,被提出来为它做合法化论证的那些理由决不能作为掩盖某种隐秘计划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而被打发掉:恰恰相反,这种意识形态同时已经如此之深地渗入了现实之中,以至于明确给出的那些理由必须按照其字面含义得到理解——尤其是涉及一个新世界秩序的那些理由。然而,这并不像一些辩护者和临时拼凑起来的法学家们心怀叵测地试图证明的那样意味着,多亏了主权国家在战争中被迫为一个超国家组织充当了警察,所以这场海湾战争为主权国家确立了一个有益的限制性规则。

事实是,警察——与常识相反——不仅仅是法律执行过程中的一个管理职能;毋宁说,警察还是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暴力与法之间的相近性和几乎构成性的交换性(这是主权的典型特征)较之于任何其他地方都得到了最赤裸裸的呈现。根据古罗马的风俗,任何人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不得立于由帝国任命的执政者和紧邻于他的执掌祭斧(这种武器用以执行极刑)的扈从之间。这种邻近性绝非偶然。如果说实际上有权宣布紧急状态并悬置法律有效性的主权者标志着暴力与法之间的模糊点的话,那么也可以说,警察总是在类似的例外状态中活动的。警察必须予以逐项确定的有关“公共秩序”和“安全”的理由,形成了一个暴力与法之间的模糊领域,它完全对应于主权的暴力与法的模糊领域。本雅明正确地指出:

认为警察暴力的目的从来都等同于或甚至相关于一般法律的目的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警察自身的“法”标志了一个点,在这个点上,国家——无论是由于无能,还是由于所有法律体系内部固有的那些关系——再也不能通过法律体系为它想要不惜一切代价保留下来的那些经验目的提供担保。

这样就有了对武器的展示,这是所有地区的警察最典型的活动。这里最关键的与其说是对违法者的震慑(实际上这类展示总是在最为和平的公共场合并且在官方庆典期间进行的)不如说是对主权暴力的展示——过去执政官与扈从之间身体的相近性就是这种主权暴力的证明。

主权与警察职能之间这种令人尴尬的相近性典型地表现在这样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丑闻之中,在古代法律体系当中,主权者与行刑者有着相同的形象。在1418714日一次偶然相遇的场合下发生的这种相近性,再清楚不过地自我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从一位编年史家那里得知,那天,勃艮第公爵以征服者姿态进入巴黎城,走在他队伍的最前列,这时,他在街上碰到了在这些日子里为他卖命工作的刽子手考克吕舍(Coqueluche)。这则故事说这个刽子手当时满身是血,走到主权者面前,一边向他伸出手去,一边叫道:“Moti beau frèrè!”

所以说,主权刚刚才开始获得警察的外貌这个说法并不确切。这已由仍使专攻第三帝国史的历史学家们吃惊的那个事实所证明,那个事实即: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自始至终都被确认是一项警察行动。众所周知,迄今没有发现一份文件证明这场种族灭绝出自主权机关的批准:我们所看到的这方面的唯一文件是一次会议记录,该会议于1942120日在万湖区召开,参加者均为中低级警察官员。在他们当中,唯有阿道夫·艾希曼的名字——他是盖世太保第四处B4组的头子——是为人所知的。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之所以能如此讲究方法步骤和致命,恰恰就是因为它是作为一次警察行动被设计出来并执行的;反过来讲,它恰恰是作为一次“警察行动”才在今天的文明人眼中,更其野蛮和可耻。

主权者之被册封为警察还有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必然会使主权者的敌对者罪犯化。施米特曾指出,根据欧洲公法,par in parem nonhabet jurisdictionem这一原则已经排除了敌对国家的主权者被裁定为罪犯的可能性。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过去并不意味着对此原则或惯例的悬置,此原则和惯例能确保针对被承认具有同等尊严的敌人的战争能够遵照严格规则(规则之一就是对军事人口和平民人口做出严格区分)进行。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亲眼见证的却是这样一个过程:敌人首先被排除在文明人之外并标以罪犯的徽号;然后通过“警察行动”消灭敌人才成为正当的。这样一种行动不必顾及任何法律规则,进而以返回最远古的好战性方式混淆了市民人口与士兵之间、人民与其负有罪责的主权者之间的区别。主权向警察法这个最黑暗领域的逐渐滑动,毕竟至少还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在这里是要指出来的。以如此热情急于罪犯化敌人的那些国家首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罪犯化随时都有可能还治于他们本人。在这个意义上讲,今日大地上的国家首脑无形中没有人不是罪犯。今天不幸身着主权者礼服的人都知道,有一天他们的同行会把他们当作罪犯来对待。我们当然不会为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主权者,那种乐意把自己表现为警察或行刑者的主权者,现在终于展现出了他们与罪犯本原性的相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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