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基宇:《箭士柳白猿》中的拳理、制度与气势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1   浏览数:474   最后更新:2017/07/24 16:50:59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17-07-24 16:48:07

来源:先进辑刊 文:王基宇


按:2017年,徐皓峰现象引出了徐皓峰问题,问题分两端。一端是包括武术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世界是否有文学影视中那样的实战能力,由今年各种真假太极拳的丑闻引出;另一端是文化艺术的自尊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如何保护,由徐皓峰放弃《刀背藏身》导演署名权并发布文章《好莱坞贫贱道》引出。两端问题执中来看或许也是一个问题,中国传统在当代,并非几条扶持民族文化符号的政策就能解决,是对信仰者实践拷问,也是对实践者的信仰拷问。


本文为“先进辑刊”第四届野人论坛上的发言,原刊于《新知》2017年第1期。

《箭士柳白猿》是一部像昆汀塔伦蒂诺的《八恶人》一样写实而诡秘并有着制度抱负的电影。在民国武侠世界中,巴赫式的基督教堂管风琴音乐反复出现,真应该叫它“教皇柳白猿”才对。


电影英文名为“审判弓箭手”。众所周知,“审判”一词,在西方文明中有相当的份量,城邦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法庭上的审判;世界历史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最后的审判”。而在中国,社会正义的实现,依靠调解、复仇、伸冤;世界历史正义的实现,需要针对世界之王的刺杀或革命。

现代两种柳白猿式仲裁者:联合国与教皇


于是,讨论正义,西方要围绕法庭与神;而中国则要围绕官绅、侠客与武人。《箭士柳白猿》中的混血女人,是刺客团时期的同盟会成员与西方女人所生;而全片一条线索,亦是参悟两套文明正义观之关系。


今年多事之秋,ISIS崛起骇人听闻,土耳其政变惊心动魄。宗教势力与军队势力之争通常被理解成一现代冲突,甚至被简化为世俗化与否,或传统与现代文化撕裂的问题。而祛除虚文,谨观历史,自突厥伊斯兰化及埃及马木鲁克掌权之后,中亚世界最核心的政治冲突便是宗教与武人之争,哈里发与苏丹两种政体之争绵延至今。到了现代世界,只不过中亚武人在帝国主义横行时期依靠枪炮在旧秩序的废墟中纷纷崛起,而到民主化时期,宗教则又借着民主与传媒大行其道。《柳白猿》片中,现代武人杨乃兴下野,身着道袍手抱手风琴,出入小学图东山再起,混合道教与俄派乐教,喜感莫名;此为片中另一线索,即武人与宗教的政治关系。


俄系军阀化身道爷


在影片开始,“柳白猿”首先是一种仲裁制度,利用完美的四箭连射与空拉弓弦展示拳理,得到在场的权威,之后完成对武馆的仲裁。这身份与技艺以非血统的单线秘传继承,类似密宗的活佛制度与日本的歌舞伎制度(坂东玉三郎)的混合。所谓拳理,非一门一户之理,而是普遍理论的道成肉身。历史上一些世界帝国,往往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以普遍理论为旗帜,将自己卓越的实践从“有效的”上升为“最好的”,再由“最好的”上升为“普遍的”。能进行完美的四箭连射只是一种特殊的效果,不一定也是刀法或肉搏的高手,中间缺失的环节正是被“拳理”这个概念所补充。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制作知识便是可独立存在的,实践与制作总是具体而有限,以有涯追无涯,想想就累。而理论知识则通往某种普遍的秩序,“宇宙”一词在希腊语中,即与“秩序”同意,而希腊人讨论的“秩序”则就是“军纪”的扩而充之。换言之,亚里士多德便是希腊的“拳理家”。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希腊军队作战方式密不可分


中国对“理”的推崇则以儒学的汉宋之变为背景,“理一分殊”为修习理学的官绅赋予了仲裁生活世界的合法性。中哲学者李长春提出过一个有趣的对比,在宋以后老百姓受到了冤屈,一定会呼喊“没天理呀”,而谁也不会喊“没天道啊”。“天理”概念的出现,伴随着复仇正义之外,伸冤正义在中国的登场。作曲家王西麟先生的《黑衣人歌》、《三头釜中舞》写了刺客与复仇的传统,后来他发现老百姓向大老爷鸣冤告状这个传统是宋以后一直到今天未断绝的,于是写就了第八交响曲《喜剧的对话》,便是以最先锋的交响民乐深入告状伸冤的正义传统。


用先锋音乐讨论中国古今正义观的大作曲家王西麟先生


“柳白猿制度”以理服人,但也一直遭遇挑战。第一次挑战便是不服仲裁者跳出武行手段,用火枪在黑树林里打残上一代柳白猿的双腿,还好巧遇作了跳墙和尚正要重新找名字做人的双喜,你有需我有供,便延续了柳白猿制度。上一代柳白猿虽然遭遇不幸,但是在武行内部,“柳白猿”没有丧失合法性。新柳白猿继任后,面临的即是合法性的连续丧失。


第一层合法性的丧失是由于原罪。双喜姐姐被地主强奸,他一头扎进稻草,怂的很彻底,从此成了有重大原罪的人。成了柳白猿,仲裁武行之外,他只能不断喝酒,以醉汉身份生活,新一代柳白猿的拳理服得了别人,却无法让自己安宁。


第二层合法性的丧失是由于气势。答应“帮忙”杀杨乃兴后,遇到了保镖匡一民,匡让柳白猿抱一箱梨。日常习惯,怀抱重物除了沉肩坠肘,更要用小腹往前顶从下面给箱子个支撑力,否则力气再大也走不了几步。而这个式子一成,丹田就显出来了,匡一民唱着评戏一拍箱子,力量全砸在柳白猿丹田上,通过反作用力,內劲到底什么达到水平,全传回了老头手上,藏是藏不住的。唱到“骨骼不差半毫分”,柳对匡完全暴露,而匡则对柳仍深不可测,气势自然被压;气势从来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对具体表象下无限潜能的敬畏。古代战争,伤亡效率低,胜负全靠击溃,一般阵亡达一两成就溃散了,所以战阵杀人其次,杀伤士气才足以定胜负。古代用箭是制造恐惧的艺术,亚欧大陆上,火箭、哨音箭、毒箭无所不用其极,皆争取短兵接阵前就能击溃乌合之众。


意拳宗师王芗斋之女王玉芳桩架


第三层合法性的丧失是由于偏倚。所谓公正,便要一视同仁,朱熹解《中庸》,以“不偏不倚”为“中”,偏对精神,倚对权力。柳白猿拒绝混血女郎金条与身体的交易,只说“帮忙”,防了“倚”;而对于评戏演员月月红,色诱故能防备,但被人强暴的可怜故事,却让柳白猿的原罪感爆发了,自己的罪还未赎,怎有资格与自信仲裁呢?


失去气势与偏倚,就再也射不准完美的四箭了,于是尧舜国术馆的仲裁,变成了以打倒两方所有人达成平息冲突的怪异举动,笨拙而霸气。“柳白猿制度”再也不是武行礼治,而变成了秦灭六国式的霸道。而原罪的爆发,让柳不仅放弃杀杨乃兴,连仲裁都干不下去了,穿着修士服成为了在水面上行走的家伙。


此处有违和的巴赫风管风琴配乐


“柳白猿制度”终止了传承,而其对立面则是“匡一民制度”。匡年轻时认为自己有霸才,可有一省一地,乱世方需霸才,正是这种才能把同盟会“驱除鞑虏光复中华”的正义观落实为了军阀割据的民国政治。匡直接面对形势莫测的具体政治世界,其没有判断力和知识乃至信念去选择一种长久的或普遍的政治去投身。


匡和柳的本体世界都是武功本身,在明王像前演武孙膑拳的匡,对着画像归正身体的柳,这都是他们人之为人的本体状态。但匡的武功导致其只能依附于各路“老总”,无法派生主动的政治,只能随着“老总”们的优胜劣汰找到最强或最幸运者打下残存江山;而柳的箭术虽然能派生武行仲裁制度,但他自己的原罪也毁了这几代的传承。于是最后的决斗,并不是如华山论剑以奠定一个“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政治格局,而是两个彻底无法把握政治的人从政治场域退回到他们技艺身体的本体,做一件唯一能把握的确定事。


决战场景


最后弓与枪的决战,朴实无华,却气势逼人。两人模仿枪步兵战阵突进弓箭战阵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在古代最经典的战役,便是亚历山大与大流士的高加米拉会战了。苏美尔驴子战车以来,战车冲击与弓箭配合的射御体系逐渐发展为亚欧与北非大陆上几大贵族制帝国的标准配制,无论埃及、赫梯、波斯还是中国。对于“蛮族”来说,这种体系需要驯马、造车、制弓等当时来讲过于精密的工程。并且在步兵没有方阵,骑兵没有马镫的初级时代,往往射几轮箭、战车一冲,无阵型的乌合之众就溃散了。对于那个时代,垄断了宗教(自然神与祖先神)与军事(战车与弓箭)的古典贵族制必然是最好也最有竞争力的制度。


苏美尔贵族制度建立在驴拉战车上


但这个“千乘之国”、“万乘之国”间逐鹿的射御时代确将迎来转折,即希腊步兵方阵的出现。在希腊-波斯战争期间,斯巴达战士在温泉关依靠地形和枪兵方阵与波斯大军角力的荣耀战绩通过西蒙尼德的颂诗流传至今,这时方阵威力初现,但却只能墨守希腊本土,难以远征波斯或埃及。到了亚历山大时期,希腊方阵被大大改良,超长枪达到6米,阵列前三排都能扎中敌军,并且配合没有马镫都能完成有效冲锋的“伙友骑兵”,成为了攻城掠地的无比利器。方阵步兵对士兵素质要求较高,并不是匹夫之勇可以胜任,而运用马其顿方阵的超长矛与青铜重甲更要求有良好的阵形与武艺训练,更基础的,则是运行这种战争体系相应的伦理基础,一种比贵族制更平等古典民主伦理,使方阵战术有了伦理凝聚力。


在制度层面,高加米拉会战是古典贵族制与古典民主制的决战。弓箭与战车的气势没能胜过团结的自由民方阵,数倍于希腊人的波斯大军并未被大规模杀伤,而是波斯王大流士在优势兵力下面对亚历山大的骑兵突击仓皇逃窜,继而全面溃败。而跟随亚历山大的伙伴将领们,果然在亚历山大死后都分得了帝国一省一地的地盘,有事没事还互相打一打,直到被罗马各个击破。


高加米拉会战大流士兵力虽众,却输给了亚历山大的气势


柳白猿与匡一民的决战,象征了贵族礼治与霸才能治之争。被炸断腿的柳白猿没有能力也没有希望逃走,在高凳上战至短兵相接,终于降服空手的匡一民。这段武戏没有拍出胜负的必然性,只能说明导演的同情还是在那”有耻且格”的礼治希望上。


弓箭具有武术的普遍解释力,空拉弓弦以理服人,是否可能?导演选择弓箭,大概取其气质亲近儒家礼治正统,而之所以亲近礼治,是因为自古乡射礼就是选举青年士族的礼仪。以射选举一直延续到清朝武举,但制度倾向却一直变化,从彰显射手的道德与技艺逐渐变为纯力量竞赛。《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北宋到元一斤约592克~640克),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如同现代健身卧推等项目,开数百斤重弓成为古代武人的力量水平标准。真正实战必然不会用太过夸张的重弓,所以空拉弓弦就能服人,在古代完全有可能,因为这是赤裸裸的纯力量展示。


武举人开重弓秀力量


一开始匡一民的逆徒为混血女郎比划射箭时,已经说明,拉弓要进腰出胸,所以最多能通拳术的通背劲与虚领顶劲,脊椎动作与高级内家拳共通的核心丹田力完全背道而驰。被这种拳理折服的,大致也只是些上下半身分离的流派吧。而匡一民的岳武穆十三枪,确实是无时不守中丹田,与逆徒的赵子龙十八枪对决,功力枪术大战帮派枪术,一个丹田发力一个拧步发力,确实都比柳白猿功夫高。


导演脑洞之“弓箭桩”


遗憾的是最后弓枪决斗没有展示奇门兵器“弭枪”。日本大弓射手弓弦崩断或被逼肉搏时,会在弓一端装上枪头,以曲柄枪术决生死。既然军阀都穿道袍抱手风琴了,那么断腿柳白猿掏出弭枪与匡一民一战又有何不可?弓枪结合,王霸杂之,柳胜的会更有道理,政治象征也会更具启发。


弭枪


导演对很多细节控制力弱的问题在此片中再次暴露。这个时代的电影工业本就是霸才制度,所谓强控制力就是导演不能客气,一切以资本与市场惯例的意志为核心塑造演员和镜头。徐导不是这种人,也不认同这种制度,他的镜头下,有君子德能的演员,发挥惊人的好;没有的则尴尬、做作、不成样子。于承惠先生最好的一面,无论文武戏,只有徐能拍出来,也尽已拍出来了。


一代人的情怀——“剑圣”于承惠先生


影片的结尾类似《比利林恩的中场休息》,问题全部提得透彻,但局面铜墙铁壁,已经到了解答或思考皆是非分之想的地步。每个人都有自己能把握的本体生活,此外只能交给天道或命运,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如果连自己的本体生活都要把握不了了,岂不跟咸鱼没有区别?射箭就该正己,霸才就该寻主,戏子就该跟着老男人。一省一地、错误时代中的荣誉,可得而不可求,求则要领受活泼泼地耻辱与尴尬。四箭最后射归流水,“柳白猿箭术”到“柳白猿制度”,从奇技到拳理再到仲裁,时运已经透支,是时候回到正己修身的本位,礼运而不积,克己方能复礼。上代柳白猿的教导,弓断而射心不偏,方能回返气势。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谁优谁劣我们不得而知,但所有证据都表明亚历山大真的很会练兵,那兵阵已是超越祸福的,冲天撼人的气势。


混血女子美中带low,旁观最终决斗,柳白猿问,你来干嘛?女子惶恐尴尬,答,我就看看。导演如果问观众,你们来干嘛,答复,我们就看看,或许导演会欣慰的不得了。


看看之于观众,已足够壮观。


[沙发:1楼] 毛边本 2017-07-24 16:50:59

附:


好莱坞贫贱道


电影是贫贱之道,是世界电影人的共识,所以许多事能够释怀。

上亿投资的剧组,也发生拍夜戏没夜宵、首映礼主创没票、雨天穿易碎雨衣,为吃顿饭打九折,公司就安排导演跟餐馆老板合影,形象永挂在火锅污了的墙上------还有不结尾款、谎言中伤。
损人占便宜,是贫的性质。占一时便宜,终将贫困,因为做的是贫的事,没做富的事。影史上众多大牌影人年轻时富得买游艇,晚年在火车站卖热狗,为养活自己操碎了心。
为何如此命薄?因为待人不厚道。
即便一世好人,也难逃厄运。七十年代卖座大导胡金铨,君子一生,死前无存款,墓地是吴宇森捐献。
影史大牌们多早年多失学、家庭破碎、差点当妓女或土匪,唯一学历是屠夫证或驾照,福气少得可怜。
一旦志得意满,贫困立刻到来。
卓别林知道拍电影早晚会贫道显现,做了预防,一辈子不用明星的他,晚期用了当红性感男星马龙白兰度、性感女星索菲亚罗兰,他自己还是卖座大导,世界上几亿粉丝------
以国内类例,等于周星驰加吴亦凡加白百何,怎么会赔?
照样贫道显现,口碑票房双双崩盘。
大赔。
行业规律之历历不爽,吓坏了卓别林,为不在火车站卖热狗,赌徒戒赌般,以超人毅力息影,不再拍电影,守住了养老金。
影人居贱格,是老辈人观念。李安的父亲一直觉得儿子没干正行,跟朋友提起脸上无光,李安都拿奥斯卡了,李安的父亲也只是不再劝儿子改行。(李安自己说的,有访谈视频)。
经济富豪、人格君子的高仓健,初次演戏,自悲落泪,觉得对不起当矿工的老父亲。钱再多、名再大,影人也不如运煤卖力气的、街边卖烤串的,是老东方世界的阶层定位,因为娱乐居于贱格。
在文字记录上,高仓健在三十四五岁后发誓脱贱格,在贫贱之道里行君子之道。其实他早开始做了,日本对他的纪念文章,提到他年轻时路演,当地给他安排陪夜女,他怒斥,并把陪夜女大力推出门去。
当地人震惊,觉得他在耍怪,后分析他想行君子之道,勉强理解,敬而远之。听到他过世的消息,几十年都觉得他是个怪人、当年安排陪夜女的当地人,经过岁月磨砺,自己也人生将尽,终于觉得高仓健值得尊敬。
推开陪夜女事件,是为纪念一个人,重点要说的事,可想高仓健活在什么道里,他真不容易。
没大没小是贱相。
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得是有历史地位、有组织地位的人,不能想象,一个军训喊号子的班长,只因为声音洪亮,就由他宣布给全世界了。
但在剧组中有许多这样的班长,专业尚浅,甚至还是外行,也能以”是个有感觉的人“、”是个有想法的人“、”是个好人“的资格,决定电影的命运。
世上没几个导演,大多数导演是副导演。
反客为主是贱相。
店大欺客是贱相。
电影如此贫贱,让人怎么爱它。
—— 这一情况,曾经改变过。
法国新浪潮的意义,是让电影脱离了贫贱之道,都是制作粗糙的低成本电影,但贵不可言。
好莱坞故事,是工薪阶层的失业危机心态,所以只讨论意外危险和出人头地两件事。新浪潮放弃讲故事,就是放弃这两件事,讲生命了、讲社会了,所以贵不可言。
新浪潮导演们也都小富即安地活着,没去卖热狗,因为他们行的是文人之道,没行好莱坞的贫贱之道,不受大起大落的折腾。
其实我们比法国人早,四十年代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皆贵不可言,行的是革命之道和文人之道。
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导演也脱离卑贱,战败后的日本急于确立民族形象,来不及学好莱坞,在电影里行了文人之道和武士之道,还有马列之道,也贵气。
九十年代初,报界人批判第五代不会讲故事,耽误了商业片发展,电影人自己也跟着批判,顺便把给第五代以影响的法国新浪潮也小批了一下。
我大学时参加过这类研讨会,甚至参加一次新片首映后,大家不知说什么时,有人提第五代不会讲故事,大家都马上有话,也顺道说了新浪潮。
大学毕业放弃电影,做话剧那几年,话剧投资方请吃饭,不知道说什么,在席有人说起第五代,资方也有了话,一顿饭后,资方由第五代想到我的话剧,得出了话剧不好的结论,终止了投资。
二十过去,才看明白这事,电影人在自毁家园。如果当年没跟着别人起劲,把第五代和新浪潮搞成反面教材,可能今日的影人还有尊严,不至于被班长们死死围困。
八九十年代,日本人富裕了,战败阴影减轻,不再热衷重建民族形象,开始猛学好莱坞,日本电影业一下完了。
现今日本电影市场依然赚大钱,影院都是坐得满满,但都是好莱坞大片赚日本的钱,日本导演赚不着本国人的钱,八九十年代学好莱坞的日本导演们玩残了本土影业。
九十年代初,一伙日本导演来北京交流,有同学问:“您如何把您对国家民族的理解放到电影里?“一日本导演抢答:”我只关心性和暴力。“
引得满堂喝彩,大赞是内行人说的话,我们那时揣摩好莱坞,也发现了这两个东西,被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大快人心。觉得他才是真正电影人,课上谈国家民族的老师还未开悟。
二十年过去,结果相反,发现日本电影就是毁在他这类人手上。
好莱坞电影,作为知识,可以分析分析,不能学以致用,一用就死。谁学谁死,法国人学,法国院线死,日本学,日本院线死,苏联人学,苏联院线死------
好莱坞电影如可口可乐,二战时率先研究原子弹的德国人都做不出盗版可口可乐,谁山寨可口可乐谁的汽水厂倒闭。可口可乐全世界销量,只能全世界买美国可口可乐原浆。
好莱坞电影也是只能好莱坞拍。因为好莱坞行的是贫贱之道,给全世界受苦的人看的。全世界受苦的人看好莱坞明星的贫贱相,是能够满足和投入的。
但有些国家和地区的大众娱乐,自古走的不是贫贱之道,看本国明星的贫贱相、本国生活里的贫贱事,潜意识里不接受。
法国,大众文学传统是《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让法国演员演一个法国生活版的《谍中谍》,法国观众会觉得太贱太假,潜意识不接受,汤姆克鲁斯演的美国生活版就没问题了。
看好莱坞,但看不了好莱坞的山寨版——这是好莱坞的可口可乐性质,可口可乐只能喝原版。
日本是当世小说大国,一百年前在日本写小说还是贱业,明治维新后,最早一批给杂志写小说的人多是付不起房租的酒鬼、赌徒、被赶出家乡的人,本着”男人卖字等于女人卖身“的心态写的小说,拿到稿费感到倍受侮辱,发疯似的赶快花完。
其大众文学传统不是好莱坞贫贱道,是落魄文人写的文人之道,所以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电影人符合文人道,电影昌盛,背离此道,电影业垮掉。天真以为学了好莱坞技法能赚更多钱,结果上当。
中国的通俗文学传统,不是好莱坞的爱情、警匪、黑帮、灾难、西部等几大类型,也不是日本般正经文学(诗歌文章史书)和不正经文学(相声小说戏曲评书)那么的贵贱有别、上下隔离。
中国的文学传统,最早也是贵贱有别,小说不能算文学,小说只是小说,不算什么,文学仅限于诗歌、文章、史书。元朝以后,打破贵贱,上层文化挤进下层文化的形式里,把下层文化的粗俗挤走了,从此,中国通俗文学的本质是皇家趣味、文人意识。
《水浒传》是可以和《史记》媲美的”才子书“,《红楼梦》许多章节放弃讲故事,讲诗词和写典故,老百姓照样看得津津有味。
我们的通俗文化就是上流文化,美国标准的通俗文学,在中国也有,但老百姓接触不到,属于小众,难得一见,没有票房,万一赚到钱了,开始聚众了,立刻被赶走。
比如评剧名段《八月中秋雁南飞》:
”八月中秋大雁儿往南飞,跑腿的在外总有三不归。这个头不归,二老面前不能尽孝哇;二不归,床前妻子无人陪;这个三不归,病在了招商旅店哇------”
这种通俗易懂的词,大众是听不到的,清朝时评剧不能进城,民国时进城了,稍有票房,立刻被赶出城去。通俗易懂,只能小众。
大众能听到的通俗文艺,在明朝是:“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牡丹亭》)
在民国是:“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号。轿内人儿弹别调,必有隐情在心潮------“(《锁麟囊》)
唱这种词,才能有票房。
中国大众艺术和法国大众艺术一样,因为文人向各阶层上下润泽,滴水穿石,大众已看不惯过于俚俗、只讲生存危机的故事了。  
美国宣扬”我是最好的“这类拼搏人格。但凭什么呀?不能只凭”我觉得“三字吧?
这种凭空自信,在传统中国,是不敢说的,会招人耻笑。
清朝的盐商等于官倒,势力逼人,但很少有盐商世家,富裕两代就退出盐业,不要这钱了,因为商人是贱格,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娶官员女儿和文化人女儿。
富裕了,要知道求贵。
求贵之路,漫长艰难。
退出商圈后,牺牲一两代人闲呆着,到第三代可以说,在记录上起码爷爷不是商人,然后找一个同姓的书香门第,认祖归宗,表明自己其实是文化人后代,可惜跟正宗失散多年。
认祖归宗的代价大,加上你一家名字,几张纸,但要交上足够把全族历代族谱都重修的钱,等于建几座大庙的代价。
从此可以参加科举,娶文化人家女儿了,商人的血统和身份是会拖累子孙的脏东西,拼上浪费三代人,也一定要改过来。
贵,是文化。
在美国,富是可以独立的,没文化,但有个性、有创意,别人也瞧得起你,不影响存在感。在传统中国,富是不能独立的,富贵二字要在一起,只有富,便是卑贱的存在。
八十年代,为了治疗历史伤痛,以一个”富“字带动社会迅速转型,大家好向前走。
苦学好莱坞,三十年没结果,因为夹生。我们本有自己的大众文艺传统,不识字的大众有文人的头脑、皇家的生活习惯。
好莱坞是标准的平民文化,没时间上文化补习班的辛劳大众,对富豪阶层充满不靠谱的想象。传统中国的平民性质不同,文化超越阶级,祖辈留给我们的好词是”布衣傲王侯“。
三十年过去,真的富了,便要把贵字找回来。


来源:徐皓峰博客

返回页首

[快速回复] (HTML代码不可用)[高级回复]
请输入验证码: +jdlfjdlfljl12l12jl+*ljld- + +zdfn,n,/,/,;k1234-353;kdf;kdf;+*ljld- 6 (请输入计算结果)
表情
发言前,请仔细阅读并同意以下注意事项,未注册用户请返回社区首页注册。
1.请自觉遵守:Art-Ba-Ba论坛免责声明
2.请尊重网上道德;
3.自觉遵守:爱国、守法、自律、真实、文明的原则;
4.遵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5.严禁发表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破坏社会稳定、侮辱、诽谤、教唆、淫秽等内容的作品;
6.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7.Art-Ba-Ba所有帖子仅代表作者本人意见,不代表本社区立场。
8.转载文章请注明出自“Art-ba-ba中国当代艺术社区(www.art-ba-ba.com)”。如是商业用途还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