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先进辑刊 文:王基宇
按:2017年,徐皓峰现象引出了徐皓峰问题,问题分两端。一端是包括武术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世界是否有文学影视中那样的实战能力,由今年各种真假太极拳的丑闻引出;另一端是文化艺术的自尊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如何保护,由徐皓峰放弃《刀背藏身》导演署名权并发布文章《好莱坞贫贱道》引出。两端问题执中来看或许也是一个问题,中国传统在当代,并非几条扶持民族文化符号的政策就能解决,是对信仰者实践拷问,也是对实践者的信仰拷问。
本文为“先进辑刊”第四届野人论坛上的发言,原刊于《新知》2017年第1期。
《箭士柳白猿》是一部像昆汀塔伦蒂诺的《八恶人》一样写实而诡秘并有着制度抱负的电影。在民国武侠世界中,巴赫式的基督教堂管风琴音乐反复出现,真应该叫它“教皇柳白猿”才对。
电影英文名为“审判弓箭手”。众所周知,“审判”一词,在西方文明中有相当的份量,城邦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法庭上的审判;世界历史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最后的审判”。而在中国,社会正义的实现,依靠调解、复仇、伸冤;世界历史正义的实现,需要针对世界之王的刺杀或革命。
现代两种柳白猿式仲裁者:联合国与教皇
于是,讨论正义,西方要围绕法庭与神;而中国则要围绕官绅、侠客与武人。《箭士柳白猿》中的混血女人,是刺客团时期的同盟会成员与西方女人所生;而全片一条线索,亦是参悟两套文明正义观之关系。
今年多事之秋,ISIS崛起骇人听闻,土耳其政变惊心动魄。宗教势力与军队势力之争通常被理解成一现代冲突,甚至被简化为世俗化与否,或传统与现代文化撕裂的问题。而祛除虚文,谨观历史,自突厥伊斯兰化及埃及马木鲁克掌权之后,中亚世界最核心的政治冲突便是宗教与武人之争,哈里发与苏丹两种政体之争绵延至今。到了现代世界,只不过中亚武人在帝国主义横行时期依靠枪炮在旧秩序的废墟中纷纷崛起,而到民主化时期,宗教则又借着民主与传媒大行其道。《柳白猿》片中,现代武人杨乃兴下野,身着道袍手抱手风琴,出入小学图东山再起,混合道教与俄派乐教,喜感莫名;此为片中另一线索,即武人与宗教的政治关系。
俄系军阀化身道爷
在影片开始,“柳白猿”首先是一种仲裁制度,利用完美的四箭连射与空拉弓弦展示拳理,得到在场的权威,之后完成对武馆的仲裁。这身份与技艺以非血统的单线秘传继承,类似密宗的活佛制度与日本的歌舞伎制度(坂东玉三郎)的混合。所谓拳理,非一门一户之理,而是普遍理论的道成肉身。历史上一些世界帝国,往往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以普遍理论为旗帜,将自己卓越的实践从“有效的”上升为“最好的”,再由“最好的”上升为“普遍的”。能进行完美的四箭连射只是一种特殊的效果,不一定也是刀法或肉搏的高手,中间缺失的环节正是被“拳理”这个概念所补充。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制作知识便是可独立存在的,实践与制作总是具体而有限,以有涯追无涯,想想就累。而理论知识则通往某种普遍的秩序,“宇宙”一词在希腊语中,即与“秩序”同意,而希腊人讨论的“秩序”则就是“军纪”的扩而充之。换言之,亚里士多德便是希腊的“拳理家”。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希腊军队作战方式密不可分
中国对“理”的推崇则以儒学的汉宋之变为背景,“理一分殊”为修习理学的官绅赋予了仲裁生活世界的合法性。中哲学者李长春提出过一个有趣的对比,在宋以后老百姓受到了冤屈,一定会呼喊“没天理呀”,而谁也不会喊“没天道啊”。“天理”概念的出现,伴随着复仇正义之外,伸冤正义在中国的登场。作曲家王西麟先生的《黑衣人歌》、《三头釜中舞》写了刺客与复仇的传统,后来他发现老百姓向大老爷鸣冤告状这个传统是宋以后一直到今天未断绝的,于是写就了第八交响曲《喜剧的对话》,便是以最先锋的交响民乐深入告状伸冤的正义传统。
用先锋音乐讨论中国古今正义观的大作曲家王西麟先生
“柳白猿制度”以理服人,但也一直遭遇挑战。第一次挑战便是不服仲裁者跳出武行手段,用火枪在黑树林里打残上一代柳白猿的双腿,还好巧遇作了跳墙和尚正要重新找名字做人的双喜,你有需我有供,便延续了柳白猿制度。上一代柳白猿虽然遭遇不幸,但是在武行内部,“柳白猿”没有丧失合法性。新柳白猿继任后,面临的即是合法性的连续丧失。
第一层合法性的丧失是由于原罪。双喜姐姐被地主强奸,他一头扎进稻草,怂的很彻底,从此成了有重大原罪的人。成了柳白猿,仲裁武行之外,他只能不断喝酒,以醉汉身份生活,新一代柳白猿的拳理服得了别人,却无法让自己安宁。
第二层合法性的丧失是由于气势。答应“帮忙”杀杨乃兴后,遇到了保镖匡一民,匡让柳白猿抱一箱梨。日常习惯,怀抱重物除了沉肩坠肘,更要用小腹往前顶从下面给箱子个支撑力,否则力气再大也走不了几步。而这个式子一成,丹田就显出来了,匡一民唱着评戏一拍箱子,力量全砸在柳白猿丹田上,通过反作用力,內劲到底什么达到水平,全传回了老头手上,藏是藏不住的。唱到“骨骼不差半毫分”,柳对匡完全暴露,而匡则对柳仍深不可测,气势自然被压;气势从来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对具体表象下无限潜能的敬畏。古代战争,伤亡效率低,胜负全靠击溃,一般阵亡达一两成就溃散了,所以战阵杀人其次,杀伤士气才足以定胜负。古代用箭是制造恐惧的艺术,亚欧大陆上,火箭、哨音箭、毒箭无所不用其极,皆争取短兵接阵前就能击溃乌合之众。
意拳宗师王芗斋之女王玉芳桩架
第三层合法性的丧失是由于偏倚。所谓公正,便要一视同仁,朱熹解《中庸》,以“不偏不倚”为“中”,偏对精神,倚对权力。柳白猿拒绝混血女郎金条与身体的交易,只说“帮忙”,防了“倚”;而对于评戏演员月月红,色诱故能防备,但被人强暴的可怜故事,却让柳白猿的原罪感爆发了,自己的罪还未赎,怎有资格与自信仲裁呢?
失去气势与偏倚,就再也射不准完美的四箭了,于是尧舜国术馆的仲裁,变成了以打倒两方所有人达成平息冲突的怪异举动,笨拙而霸气。“柳白猿制度”再也不是武行礼治,而变成了秦灭六国式的霸道。而原罪的爆发,让柳不仅放弃杀杨乃兴,连仲裁都干不下去了,穿着修士服成为了在水面上行走的家伙。
此处有违和的巴赫风管风琴配乐
“柳白猿制度”终止了传承,而其对立面则是“匡一民制度”。匡年轻时认为自己有霸才,可有一省一地,乱世方需霸才,正是这种才能把同盟会“驱除鞑虏光复中华”的正义观落实为了军阀割据的民国政治。匡直接面对形势莫测的具体政治世界,其没有判断力和知识乃至信念去选择一种长久的或普遍的政治去投身。
匡和柳的本体世界都是武功本身,在明王像前演武孙膑拳的匡,对着画像归正身体的柳,这都是他们人之为人的本体状态。但匡的武功导致其只能依附于各路“老总”,无法派生主动的政治,只能随着“老总”们的优胜劣汰找到最强或最幸运者打下残存江山;而柳的箭术虽然能派生武行仲裁制度,但他自己的原罪也毁了这几代的传承。于是最后的决斗,并不是如华山论剑以奠定一个“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政治格局,而是两个彻底无法把握政治的人从政治场域退回到他们技艺身体的本体,做一件唯一能把握的确定事。
决战场景
最后弓与枪的决战,朴实无华,却气势逼人。两人模仿枪步兵战阵突进弓箭战阵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在古代最经典的战役,便是亚历山大与大流士的高加米拉会战了。苏美尔驴子战车以来,战车冲击与弓箭配合的射御体系逐渐发展为亚欧与北非大陆上几大贵族制帝国的标准配制,无论埃及、赫梯、波斯还是中国。对于“蛮族”来说,这种体系需要驯马、造车、制弓等当时来讲过于精密的工程。并且在步兵没有方阵,骑兵没有马镫的初级时代,往往射几轮箭、战车一冲,无阵型的乌合之众就溃散了。对于那个时代,垄断了宗教(自然神与祖先神)与军事(战车与弓箭)的古典贵族制必然是最好也最有竞争力的制度。
苏美尔贵族制度建立在驴拉战车上
但这个“千乘之国”、“万乘之国”间逐鹿的射御时代确将迎来转折,即希腊步兵方阵的出现。在希腊-波斯战争期间,斯巴达战士在温泉关依靠地形和枪兵方阵与波斯大军角力的荣耀战绩通过西蒙尼德的颂诗流传至今,这时方阵威力初现,但却只能墨守希腊本土,难以远征波斯或埃及。到了亚历山大时期,希腊方阵被大大改良,超长枪达到6米,阵列前三排都能扎中敌军,并且配合没有马镫都能完成有效冲锋的“伙友骑兵”,成为了攻城掠地的无比利器。方阵步兵对士兵素质要求较高,并不是匹夫之勇可以胜任,而运用马其顿方阵的超长矛与青铜重甲更要求有良好的阵形与武艺训练,更基础的,则是运行这种战争体系相应的伦理基础,一种比贵族制更平等古典民主伦理,使方阵战术有了伦理凝聚力。
在制度层面,高加米拉会战是古典贵族制与古典民主制的决战。弓箭与战车的气势没能胜过团结的自由民方阵,数倍于希腊人的波斯大军并未被大规模杀伤,而是波斯王大流士在优势兵力下面对亚历山大的骑兵突击仓皇逃窜,继而全面溃败。而跟随亚历山大的伙伴将领们,果然在亚历山大死后都分得了帝国一省一地的地盘,有事没事还互相打一打,直到被罗马各个击破。
高加米拉会战大流士兵力虽众,却输给了亚历山大的气势
柳白猿与匡一民的决战,象征了贵族礼治与霸才能治之争。被炸断腿的柳白猿没有能力也没有希望逃走,在高凳上战至短兵相接,终于降服空手的匡一民。这段武戏没有拍出胜负的必然性,只能说明导演的同情还是在那”有耻且格”的礼治希望上。
弓箭具有武术的普遍解释力,空拉弓弦以理服人,是否可能?导演选择弓箭,大概取其气质亲近儒家礼治正统,而之所以亲近礼治,是因为自古乡射礼就是选举青年士族的礼仪。以射选举一直延续到清朝武举,但制度倾向却一直变化,从彰显射手的道德与技艺逐渐变为纯力量竞赛。《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北宋到元一斤约592克~640克),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如同现代健身卧推等项目,开数百斤重弓成为古代武人的力量水平标准。真正实战必然不会用太过夸张的重弓,所以空拉弓弦就能服人,在古代完全有可能,因为这是赤裸裸的纯力量展示。
武举人开重弓秀力量
一开始匡一民的逆徒为混血女郎比划射箭时,已经说明,拉弓要进腰出胸,所以最多能通拳术的通背劲与虚领顶劲,脊椎动作与高级内家拳共通的核心丹田力完全背道而驰。被这种拳理折服的,大致也只是些上下半身分离的流派吧。而匡一民的岳武穆十三枪,确实是无时不守中丹田,与逆徒的赵子龙十八枪对决,功力枪术大战帮派枪术,一个丹田发力一个拧步发力,确实都比柳白猿功夫高。
导演脑洞之“弓箭桩”
遗憾的是最后弓枪决斗没有展示奇门兵器“弭枪”。日本大弓射手弓弦崩断或被逼肉搏时,会在弓一端装上枪头,以曲柄枪术决生死。既然军阀都穿道袍抱手风琴了,那么断腿柳白猿掏出弭枪与匡一民一战又有何不可?弓枪结合,王霸杂之,柳胜的会更有道理,政治象征也会更具启发。
弭枪
导演对很多细节控制力弱的问题在此片中再次暴露。这个时代的电影工业本就是霸才制度,所谓强控制力就是导演不能客气,一切以资本与市场惯例的意志为核心塑造演员和镜头。徐导不是这种人,也不认同这种制度,他的镜头下,有君子德能的演员,发挥惊人的好;没有的则尴尬、做作、不成样子。于承惠先生最好的一面,无论文武戏,只有徐能拍出来,也尽已拍出来了。
一代人的情怀——“剑圣”于承惠先生
影片的结尾类似《比利林恩的中场休息》,问题全部提得透彻,但局面铜墙铁壁,已经到了解答或思考皆是非分之想的地步。每个人都有自己能把握的本体生活,此外只能交给天道或命运,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如果连自己的本体生活都要把握不了了,岂不跟咸鱼没有区别?射箭就该正己,霸才就该寻主,戏子就该跟着老男人。一省一地、错误时代中的荣誉,可得而不可求,求则要领受活泼泼地耻辱与尴尬。四箭最后射归流水,“柳白猿箭术”到“柳白猿制度”,从奇技到拳理再到仲裁,时运已经透支,是时候回到正己修身的本位,礼运而不积,克己方能复礼。上代柳白猿的教导,弓断而射心不偏,方能回返气势。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谁优谁劣我们不得而知,但所有证据都表明亚历山大真的很会练兵,那兵阵已是超越祸福的,冲天撼人的气势。
混血女子美中带low,旁观最终决斗,柳白猿问,你来干嘛?女子惶恐尴尬,答,我就看看。导演如果问观众,你们来干嘛,答复,我们就看看,或许导演会欣慰的不得了。
看看之于观众,已足够壮观。
附:
好莱坞贫贱道
电影是贫贱之道,是世界电影人的共识,所以许多事能够释怀。
来源:徐皓峰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