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文：徐坦

《可视性言说的写作》（截屏），2014年，双通道视频装置，35分（每个）

作者按：

这是我在2012年“自创”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分为：可视性（的）、言说（的）、写作三个部分。具体来说，当我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我会拿出纸笔，或者打开电脑，而有的时候，我却打开摄像机，面对镜头说出我想表达的东西，我称之为“可视性言说的写作”。

我所理解的西方语言哲学，把语言分成两大块：文字的和口头的，对我来说，就是读和写的语言，说和听的语言（言说）。两种方式是通往人的意识的不同通道，言说更机敏，它和意识活动的关系更为直接，能抓住思想活动的流变，抓住稍纵即逝的意识闪光。

“言说写作”保持了“草稿”，不满意则需要重新说一次，但是这种言说性的“草稿”，携带着某种敏感和意识流动的状态，带有某种直接性，以及不可详解的深度动机——有时当我们听，或者看着说话者，可以捕捉到说话者的语境和深度的意识。因为大家都会同意，语言也是一种屏蔽。

而作为视觉艺术家，在言说的语言方面，我认为还应该加上对“可视性的”关注。当我们听、说的时候，言说的人，其表情、肢体语言以及视觉环境是很重要，有时候这些“可视的”因素会改变言说的意义。毫无疑议的是：就语言来说，视听和视听媒介带来书写所不能替代的力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替代的关系。

《可视性言说的写作》（截屏），2014年，双通道视频装置，35分（每个）

我的这篇《关于动物性自由》的文字，是来自于“可视性言说写作”的笔录，也是我“录像写作”作品的笔录。它不等同于一篇文章，它不是出自书写方式；言说性写作有自身特点，这篇文字在措辞和论述的严密性上是欠缺的，但是它给我带来了一种“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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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捱”这个词，广东话是“ngai”, 据广东人讲，“捱”就是熬的意思。熬，和“忍受”有某种相像之处，但“捱”还不完全等于忍受。

在四会（广东西部一个城市）记录的文件里，我向老农翁大佬提问：“你是否觉得在城市打工十几年后回到农村感觉特别舒服？”他说：“也没有什么特别舒服。”我又问他是否感觉很辛苦？他说：“是很辛苦，种田嘛，强体力劳动。”翁师傅两兄弟都说，种田嘛，要捱，要熬。我问的另一个问题是他真实的感受——他觉得很自由。我继续问他：为什么觉得自由呢？他说：“感到自由，就是因为是为自己打工，也就是说，工作是为自己，不是为别人。任何时候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休息晚点再做。”

翁大佬感觉很自由，他在这里用了这个词：自由，这里明显让人感觉到，你的工作不为他人，也不受到他人牵制，他称之为自由。

这个“自由”，还与另外一个词有关，他要这样的自由，即不为他人工作的自由，而同时他每天又得要“捱”，就是熬。这样，我们就看到在自由和熬之间，有个关系：熬，是为了自由。

《可视性言说的写作》（截屏），2014年，双通道视频装置，35分（每个）

熬和自由，（广东话：“捱”和“自由”）这个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讲，是否总是一种交换的价值呢？世界上有没有那么样的一种自由：只要你想自由，你就自由了？

实际上，自由都是一种交换。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熬。自由就是和熬发生关系，所以你要自由，你就得熬。那么这里面的交换（内容）就非常多了，非常有趣。

“熬”这个词和“忍受”还有些不一样，熬这个词有一点点主动的感觉。比如说我“熬过来了”，又比如中国俗语：“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你要获得什么样的自由，你要付出什么样的“熬”为代价？

“熬”有一种积极的含义在里面。“忍受”相对来讲比较被动。

重要的概念其实是“自由”，还有个有名的概念叫逃避自由，这个概和“熬”与“自由”有什么关系呢？

2007年，我采访了近二十个中国当时最有名的当代艺术家，那时我的想法就是观察他们对“自由”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我发现，在20来个人将近30个小时的谈话里面，只有一次提到自由这个词。

2013年和2014年，我在珠三角的广东农村对农民进行关于“种植”的调查中，自由这个词，被农民反复提到，多次提到。

《可视性言说的写作》（截屏），2014年，双通道视频装置，35分（每个）

亚理斯多德把人看成政治的动物，同时，他们对东方、亚洲社会的看法就是将我们社会的传统和文化看成是一种家长式的——而家长式的社会，是非政治的，也就是没有政治可言。

我其实同意汉娜· 阿伦特的看法。根据她的看法，也就是根据西方传统的政治哲学和价值的看法：西方社会的人们，是政治的动物，而我们东方社会的人，更像是劳动动物。劳动动物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平等，开放，民主的政治交往，看得不是很重要，而更看重生产消费。

好像，西方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对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人，做了一些很重要的哲学表述，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话是亚理斯多德说的，从一些作家的写作里（比如汉娜· 阿伦特），我们都知道，在西方古代的哲学家眼里，亚洲社会是家长式的，也是野蛮的。体现为在这社会里的人，对于公共交往和政治生活这种超越物质、消费生活的方面，缺少兴趣。

从我对珠三角农村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农民所讲的话，和我们的传统是有关联的。他们对于公共事务不关心，当然，这种不关心，也真不能责怪他们。在我们这样的环境里，你能做什么呢？

《可视性言说的写作》（截屏），2014年，双通道视频装置，35分（每个）

在我采访中的几位淳朴、厚道、善良的农民中，年龄不同，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在谈到所感受到的自由的时候，分别谈到几件事情都有接近的理由：第一，现在生活好很多了，至少能够吃饱饭，这样的事情以前在生产队（人民公社）的时期是不可能的，每年都有饥荒发生，现在能够吃饱了。第二，劳作的辛苦程度降低了，过去吃饱饭和劳动、农作的辛苦程度是相关联的。现在，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特别未来转基因农业将要普及，这时无法避免地使用化肥、杀虫剂，都使得产量得到保证。

生活的改善除了和农业技术发展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和政策的关联性很大。在农民眼里，现在是一个政策相当宽松的时候，不仅吃得饱，还可以外出打工，走向城市化发展的方向。从十多年以前开始，农民不用交公粮，也不用交税，卖粮食也不用缴纳营业税，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所有这些“自由感”，都是对于作为人类非常基本的“动物性”这方面的宽松化。比如吃饱饭，从中国传统上来说，几千年来，吃饱饭都是一个问题。

《可视性言说的写作》（截屏），2014年，双通道视频装置，35分（每个）

这个自由的感觉是于身体、辛劳感减轻为基础的。他们都很清晰地知道，很多事情他们是不应该过问的。比如一位业余农夫，顺德的一位退休老板，他说：“我对我的小农庄外面发生的事情是没兴趣的，我一个星期有五天待在我的农庄里，我不是没钱而要靠种菜挣钱，我也不完全是因为害怕菜的农药和污染而农作，我享受待在自然中的自由时光。”而另一位女农民会讲，没有人管就是自由，根据这些对“自由”的定义，觉得这就符合“劳动动物”的社会环境和“劳动动物”身上发生的感受。即使真正的动物，它们也向往这样的自由——有足够的食物，有自由自在的活动空间。

《可视性言说的写作》（截屏），2014年，双通道视频装置，35分（每个）

对于生命所需要的基本生活条件的满足和有限的生存空间的满足，在这之后，会追求一种超越，或者说从社会关系的网络里超脱出去，以寻求的“自由”，这个和动物属性本身联系很紧密，这种自由是一种生物性的。

这是一种动物性的自由。

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我们如何评判这些自由，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些淳朴、醇厚的农民，他们毫无疑问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从他们的谈话中，你可以感到，他们的这种自由，是被给予的，他们是被动地接受了这样的改善。

这也就很像当今在所谓的野生动物世界，或者动物园的动物一样，它们有没有自由？它们如果有自由的话，也是这个世界的强势者所给予的。

《可视性言说的写作》（截屏），2014年，双通道视频装置，35分（每个）

这种自由感，除了弱势群体的原因外，确实也和我们中国的传统价值有关。中国传统中，有大量的对“农”的赞美。这种赞美本身是美好的，但是当它进入“政治”的时候，有可能变为另外一个样子。

比如（古时候）有些高人、高官，要“归田”，“归隐”，装模作样地拿个锄头，表示这是崇高的，高人的生活，到山里结草庐而居，这样，至少，对于农耕生活是一种赞美，所谓的“悠然见南山”，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态度，本身就是从家长式、劳动动物式的，或者极权主义式的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环境里产生出来的。其基本姿态就是逃逸、放弃。因为如果不放弃能怎么样呢？

《可视性言说的写作》（截屏），2014年，双通道视频装置，35分（每个）

在我看来，在中国传统中有一种特殊地位的人存在，就是高人、高士、仙、侠，他们是田园式的，是归隐山林、笑傲江湖，一种逍遥和“隐”，具有特殊价值而值得赞赏的行为。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动物性自由的优雅和典型表达。

自由就是通过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强壮，通过社会的合作与交流，去争取在社会上的政治的权利，如果我们已经获得了逍遥、自在，我还需要那种自由吗？我既然已经有了自由（动物性自由）我们就不需要争取另外的自由了，所以，这种“动物性自由”恰好和西方政治、价值观里的那个“自由”是相反的。

由于我们社会环境里的人都采取不参与，或者像高人一样逃走，所以，我认为中国传统中这种逍遥、逃逸、独善其身，这样一种对于自由的追求和表达，就是“动物性自由”的一种优雅版本。你要自由，就要超脱、逃逸。要从网络里挣脱出去。所以我觉得中西两种对自由的看法确实是相反的。

像翁师傅这样，独自待在山里，独自体验他喜欢的生活，感到满足、自由，这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