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倒塌的旺多姆圆柱，巴黎，1871. 摄影：Hippolyte-Auguste Collard.
城市造就了抗议行动。然而在21世纪已然将城市中心重塑为全球金融监控与分区中枢的情况下，寻找新方式来对抗这些金钱和权力网络就成为了必须。从2014年席卷香港的大规模静坐，到今夏希腊境内各大城市抗议金融危机的游行示威；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间开罗解放广场的集结群众，到同年年底散布到十几个城市的占领运动中的行动者集会，我们已经看到诸众将他们自己的城市变为新形式的政治诉求表达中心。大都会不仅是抗议群众的舞台，也为罢工行动提供素材。示威者们除了运用自己的身体，还利用从垃圾到石头到建筑废料等一切材料，精心制造各种非正式的反纪念碑式屏障，成堆的垃圾和巨大的封锁线。这些对城市环境的介入行动将政治诉求具体化。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抗议风景”（protest landscape）——一种不但改变了我们对政治行动的构想，还改变了对城市本身的理解的物理性入侵方式。铺路石下是海滩（译注：情境主义国际在法国五月风暴时的标语）——但如今是当代都市化的废墟为我们提供了构建另一个世界的材料。
“抗议风景”是一个新名词，它描述了一个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身份不明且有待研究的当代实践。但是这个概念并非没有历史先例。事实上，自现代主义初期，风景就一直作为城市的对立概念存在，且两者间的关系长期以来都被直接或间接地政治化。对风景的现代理解出现于西欧的浪漫主义时期，与风景画和田园生活的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有这些浪漫主义理想从定义上均位于城市边界之外。但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作为一种文学和艺术类型，风景发展到最后的作用实际是为富裕的城市居民创造审美化的乡村图景，将实际上杂乱无章的物质劳动转化为某种伊甸园。风景的图像是消了毒的自然，为特权阶级提供沉思对象。因此，对田园生活的浪漫主义迷恋在城市摧毁和改造自然最为厉害的工业革命期间达到顶峰也就不是巧合。
如果说城市与风景在政治和美学上互相交缠，那么抗议风景同样具有丰富的历史渊源。比如，在巴黎，就地取材的临时路障首次出现于16世纪末法国宗教战争中标志性的公共暴动期间。展示革命符号的大量泥土和碎石堆成为了1789年法国革命以及随后几年社会剧变的固定象征。但是现代抗议风景——不仅指对城市空间的物理介入，而且还指对现有城市图像学的自觉抨击——则需追溯到1871年巴黎公社的行动。第二帝国对巴黎的构想把重点放在对国家和金融权力的纪念碑式表现，同时极力将农业活动从城市中心排除出去——奥斯曼男爵对巴黎城市改造的运动便是最佳例证。但在巴黎公社社员手中，这座城市的街道和广场变成了废墟堆，嘲笑并戏仿着国家纪念碑和权力关系网。比如，巴黎最大的拿破仑纪念碑——旺多姆圆柱就被拉倒在堆积如山的泥土、干草和马粪上（讽刺的是，马粪是从巴黎郊区的马厩和屠宰场运来的）。
巴黎公社是最早被广泛拍摄记录的城市抵抗行为之一，而大量的对土堆、路障、残骸、碎石等风景的表现使得抵抗行为本身不仅成为对现存城市图像学的攻击，而且成为对政治图像学本身的修正。换句话说，大量流传的图像使公社原本的抗议美学超越了1871年暴动本身，因此成为了公社的历史遗产。有关公社的照片也被收纳进情境主义国际的小册子里，并在近来占领运动的成员中间传阅。
但尽管如此，抗议风景却是一个极为当代的现象。如果说风景的概念历史上与及田园风光和风景画有关，那么现如今则卷入了领地的概念：一个不仅是审美的，更是功能性的场所，对资源的生产与开采的最严格的优化。而私有化和放宽管制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两大支柱，通过削弱对环境资源的集体责任感从而改变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这使得当今由抗议风景引起的对城市、风景以及领地之间关系的再认知变得更加紧迫。
阵地
堆积物作为一种政治争夺的对抗性符号今天仍然在法国社会引起共鸣，并为当代的抗议行为提供了多到超乎想象的直接的，甚至是物质性的的借鉴。2014年1月，某农业加工厂的罗纳-阿尔卑斯地区大区经理蒂埃里·博尔内（Thierry Borne），将一辆侧面涂有“奥朗德和整个政治阶级滚出去！”的大型拖车停在法国国民议会大楼门前。随后从拖车的后门倾倒出足足几吨的马粪，在政府大楼高大威严的台阶旁边堆积成山。博尔内的行为或许有些滑稽，但事实上这只是法国农民与农业工人大量游行示威行动中的一个案例，这些示威活动采取的行动都是将马粪倾倒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大楼门前，以此抗议政府的税收和贸易政策导致他们的劳动力贬值，生活水平降低。
蒂埃里·博尔内在法国国民议会大楼前倾倒的马粪，巴黎，2014年1月16日.摄影：路透社/Jacky Naegelen.
博尔内开玩笑式的惊人之举迅速引起了法国媒体的兴趣，然而讨论却集中在这种行动的象征意义（将政府官员等同于粪便）上，而忽视了其抗议中真正的美学和物质维度。在博尔内被捕的照片中，我们看到警察和保安们在散发臭味的粪便堆旁皱着鼻子。这种厌恶感明确地传达出这些示威行动反田园的政治美学，以及对一种针对自然本身的美学抵抗。[1]
正如田园主义一直以美化乡村的劳动给城市居民提供享受，当代的都市活动中也存在一种挥之不去的对乡村的浪漫幻想，从伪自然主义公园和海滨浴场，再到一种新型的“时髦风景画”，刺激了对唤起乡村生活和劳作想象的都市消费。[2] 博尔内的这类抗议通过创造出一种超越这种美学的乡村风景的“体验”，从而抵抗了这些消费潮流：人们无法再“沉思”，而只能像警察一样“反应”。这种示威行为通过将农场——这些在当代服务经济中逐渐消失的场所——中的副产品污物倾倒进城市空间，颠倒了城市与乡村生态的主次关系。因此抗议风景给出的不仅仅是另一种经验模式，它们并不做出以风景为主题的政治论述，而是直接把乡村以其最原本和非商品化的形态实际放置于城市中。
媒体
尽管这些行动本身的物理性就颇具冲击力，但如果博尔内和其他类似抗议不是制造出了如此轰动的图像和新闻性，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就像是推翻旺多姆圆柱的事件，当代抗议风景之所以变得更加激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媒体的联系和在媒体上展示。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近期在马德里的政治抗议活动及其在网络上使用的话题标签“#你的垃圾给银行”（#TuBasuraAlBanco）。
“#你的垃圾给银行”出现在“15M”抗议运动期间。2011年5月15日，在西班牙的多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市民走上街头，抗议高失业率和政府最新的财政紧缩措施。随后一系列的罢工行动接踵而来，包括开始于2012年11月并在次年加剧的垃圾工人罢工，其目的为了抗议国家强制裁掉超过一千名垃圾工人，以及作为垃圾收集私有化措施一部分的减薪40%的提案。由于马德里的回收工停止了工作，垃圾迅速堆积并充斥在城市的街头和公共空间中。“#你的垃圾给银行”的组织者们号召人们把堆满街头的垃圾倾倒进银行——宣称银行推行的政策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该组织发布了话题声明并配以诸如“把它跟其他贵重物品一起放进保险柜”等图片声明。接下来几天，成百上千的有关垃圾被堆放进银行的图片出现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引发大量新闻报道并最终渗入政治话语：罢工两周后，工人与垃圾回收公司间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劳资协议，此次行动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13年2月，当里斯本的垃圾工人因为类似的原因发起罢工时，行动者们使用了之前马德里行动中的照片，并同样号召“#你的垃圾给银行”（“#OLixoAosBancos”）。他们同样获得了大众号召力和影响力：大量有关垃圾被堆放在银行门口的图像再一次涌现在各大社交媒体及网络上。
和蒂埃里·博尔内的抗议一样，两次“#你的垃圾给银行”行动都将城市生态系统中最隐秘的方面（垃圾和废弃物）带入了控制着劳动力和商业，掌管城市命脉的无比洁净的金融场所，以此来嘲弄和玷污城市空间。通过开发图像在处理与风景关系上的有利地位，垃圾堆的图像汇集提供了表现抗议风景的更多的可能性。传统上来说，对风景的体验是面对绘画和摄影的沉思，而这些绘画和摄影往往正是对隐含的等级结构的确认：地主与土地，土地与农民，生产与损耗。[3] 这种传统的观看模式被 “#你的垃圾给银行”转变了。在此，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与金融业的极端对峙和与劳动力团结的施为行为（performative act），而且可以看到一种风景的蒙太奇——两个原本永远无法相遇的空间并置——银行和垃圾场。
行动
当然，抗议风景并非仅限于表现范畴。这种政治行动方式的独特力量在于，它可以直接介入控制和剥削的过程中——这一过程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定义着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其中城市化的加速与空前的生态恶化并行。这一点在南美体现得尤为明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抗议者活动已遍布秘鲁、阿根廷和玻利维亚。这些政策涵盖广泛，从改变政府员工工资，到国家电力工业私有化，到南美大陆众多矿业集团环境监管的缺失等，而这些政策实际上源于和在巴黎、马德里和里斯本受到攻击的相同的新自由主义管理结构。
矿工在通过玻利维亚拉巴斯的路上放置石块作为路障，2012年9月25日. 摄影：法新社/Aizar Raldes Nuñez.
其中一个关键的案例是2004年的一次抗议行动——秘鲁北方的农民和市民抗议美资的纽蒙特矿业公司，该公司已拿到开采附近Cerro Quilish山的许可，此举将不可逆转地影响周围村落的供水问题。作为回应，抗议者们在卡拉玛卡的路上和周边放置巨大的石头，形成了仅有一英尺高但五十至一百码进深的路障，使得道路无法通行卡车，从而断绝了一切城乡之间的货品交易。面对路障建造的强度和范围，政府出面调解，并吊销了纽蒙特公司采矿的执照。[4]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97年至2002年间，仅阿根廷就建造了大约四千六百多个路障，贯穿了整个地区。[5] 由于这些临时出现的路障破坏了所有的经济活动，它们出乎意料地成为了有效的谈判工具。就像政治理论家莫伊塞斯·阿尔塞（Moisés Arce）所说，这些抗议行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一反传统的街头罢工，转而搭设路障，从而将抗议行为从工作场所转移到风景之中。这样一来，风景本身变成了政治行动的工具，将晚期资本主义领地之内的流动关系网变为了顽固的物理现实。
风景
“风景”作为核心概念的再度出现在建筑和城市设计领域尤为明显。一方面，为了回应城市本身性质中环环相扣的各种转变，“风景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运动已然兴起。城市的任意扩张已经大大消除了都市与风景的差别，而去工业化也同时带来了城市中心新的风景空缺。事实上，绿色空间的引入已经成为试图改造先前工业场所的一种标准战略——纽约的高线公园便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新的大型基础设施如今已逐渐成为了景观设计的问题，从交通枢纽到奥林匹克公园。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不断提升的生态意识，强调可持续性设计和最小化对环境的影响的背景下。同样也是在那些设置路障的南美地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颇有雄心地运用风景都市主义的概念来解决土地利用、水、资源分配等环境问题，而这些也恰恰是抗议行动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些战略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自然风景不再扮演着装饰城市和其周边的环境的角色，风景的设计和生产被放置在了一个对21世纪城市化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位置上。
但是抗议风景表明，对行动场地的政治表达会在实践上超越对领域本身的自我反思：就像农民将马粪倒进公共空间，市民将垃圾扔在银行门口。然而多数城市大型基础设施规模的景观设计项目都不可避免地由上而下运作，其工程的规模和复杂性需要高水平的合作、以及机构和政府管理，这些抗议行动出现得快速而突然——一种不寻常的对景观的瞬间实现。抗议风景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素材或者环境情境，也是一个新的思想领域和交流媒介，一个可以发展另一种政治可能性的反思和想象的场地。那些临时的路障和封锁提出的政治并不仅仅是社会性的，不仅仅是信息、话语、资本之间转瞬即逝的循环，而是由一些更坚定的事物组成——就像有变革能力的我们站在了同样可以改变的土地上。
注释：
1，对“反如画主义”概念的精辟分析，参见维克托·迪·帕尔玛（Vittoria Di Palma），《荒地：一段历史》（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4).
2 由建筑师维托里奥·奥雷利（Pier Vittorio Aureli）在“维托里奥·奥雷利系列讲座“中创造的词汇（Architecture Lecture Series,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San Francisco, March 3, 2014).
3.见安·伯明翰“系统，顺序和抽象：1795左右的英国风景绘画政治学”，见《景观与权力》， WJT米切尔编，（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大学）77-101页。这类图像已经在纪实摄影中得到复兴，我们会看到垃圾场中拾荒者站在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前。
4.参见莫伊塞斯·阿尔塞（Moisés Arce），“秘鲁新自由主义之后的集体行动的再政治化”，《拉美政治与社会》，第 3期（2008）：37-62页。另参见R·加斯东·戈迪略（Gastón R. Gordillo），《碎石：毁灭的来世》（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14年）。
5 同上。
此文的更多研究由常驻巴黎和马德里的塞缪尔·加西亚·佩雷斯（Samuel García Pérez）以及里斯本的蒂亚戈·洛佩斯·迪亚斯（Tiago Lopes Dias）提供。笔者感谢法布里奇奥·加朗蒂（Fabrizio Gallanti）为协助寻找的研究人员所做的贡献。
大卫·吉森（David Gissen）为旧金山加州艺术学院建筑系副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理论和批评博士项目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