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Let’s新城记》

汪建伟老师在作品《边沁之圆》里.

汪建伟 世界唯一可以被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

《或者事件导致了每一个无效的结果》展览现场。

采访汪建伟是件很费脑力的事，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会用洪亮的声音、自信的态度以及哲学般的逻辑方式来回答，如果你不能让大脑快速地运转来跟上他的思维，那么你将会掉进不懂而迷茫的深渊。我们的谈话一直围绕着这次他在长征空间的新个展《或者事件导致了每一个无效的结果》来进行，这个题目源自法国诗人马拉美的作品《骰子一掷》。“这首诗说明了一切，骰子掷出去的一瞬间包含了是或不是的双重想象。”他说他喜欢寻找这确定了的两者之间的不确定状态，而做展览就是试图把这种不确定呈现出来。

采访/马俊丽、张晨笛 编辑/马俊丽 撰文/张晨笛 设计/赵瑾

记者：L 汪建伟：W

L：这次长征空间的新个展为什么没有写前言，每件作品也没有题目？

W：作品一定要有自己的名字吗？那些认为应该有名字的，都是企图给将要发生的事物命名，这是我们的一种习惯，但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艺术需要创新，而“新”就是尚未到来的时间和事物。这个事件还未到来我们就用现在的欲望来要求，那最后得到的东西一定跟“新”没关系，而是跟你的欲望有关，这个欲望就是永远得到已有的东西。而我认为的“新”是永远不要放弃属于你不知道的那部分。媒体觉得艺术家要尽情发挥才能到最佳的状态，但尽情地发挥就意味着做你熟悉的东西，这很舒服，但不存在任何“新”，只存在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喜悦，这不是我要的。

L：这次的展览《或者事件导致了每一个无效的结果》，题目源自法国诗人的作品《骰子一掷》，您想表达的是每一件事物就像骰子掷出一样，有多种无法预测的可能性？

W：其实这首诗说明了一切，骰子掷出去的一瞬间包含了是或不是双重想象，比如我想的是扔出8，但结果会是8也可能是别的数字。也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知识或者使用某一种知识来解读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还有若干个可能。一切的事件都是如此，而如果这种对称被打破，那么之前的行动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L：您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也是这样，不做判断性的预设，而是任其自由生长？

W：展览中这些“生物”的产生都是经过长时间酝酿的，不可预知。在不同材料的组合中，是没有什么道理可循的，在创作过程中不是完全的已知，也不是完全的未知。除了这些在展厅的，我还有很多在工作室里的作品，我之所以没拿出去展，是因为它们还在继续生长，我认为还未达到合适的位置。这一切就像是戏剧中的“排演”。

L：您说的“排演”这个概念，具体应该怎么理解？

W：我一直在强调事件和剧场的关系。事件是要先确立的主体，而剧场对我真正的概念，就是英语“rehearsal”——“排演”这个词。这里的关键点就是排演代表“再来一次”，这就意味着以前的所有都不能回溯。以前你排练100次，对不起，在排练第101次时，那前100次都是无效的。因为你不知道后面的是否会比前面的好，所以必须要行动。这就像艺术创作，它不能拿时间作抵押，就算花了许多年，兴许你的东西仍然称不上作品。这种不断地“排演”就是我这两年的工作。比如这次展览中的一个台球桌，之前放在那里我没有想过到底会产生什么东西，但是有一天我发觉，人有时候是在玩游戏，但是实际上是游戏规则在控制人。能不能把游戏作为观看的主体？游戏和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L：好像您总是喜欢寻找一些存在却不那么容易被看见的事物关系，这次展览也是如此？

W：这次展览其实是诠释了三个“无关”：第一，展览和历史无关，我以前做了什么都和现在无关，这是不是汪建伟的展览都可以忽略不计；第二，展览和空间无关，我认为展览是空间构成的临时景观，如果作品只在这个空间产生意义的话，那就算不上是作品，如果我们过分依赖特殊性的话，那它就会变成掩藏腐败的褶皱；最后，这也跟媒体无关，因为好的作品是不需要通过转述才具有意义的。这就是我做的当代艺术。

L：说到当代艺术，许多人对此概念模糊，同时也会产生许多质疑，您的理解是？

W：这里主要是对“当代”一词的不理解。《e-flux》的主编安东•维多克（Anton Vidokle）对“当代”的定义最接近我对当代的认识，就是“不被过去所回收，同时也不提供对未来指向的腐败”。此外还有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何为当代》这本书，他认为“当代”不是故意把自己调整到和今天同步，也不是故意把自己停留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里，当代是跟今天的“不共识”，就是说今天的事物是不能回溯到过去的经验被判断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当代艺术还尚未接触到“当代”的真正意义。

L：您的作品也被好多人形容为看不懂，说您是哲学思维的艺术家，对此您自己怎么看？

W：其实“不懂”是没有意义的态度，这不是对艺术，是对社会、对整个世界。千万不要把不懂艺术和艺术完全对上号，任何人都可以对一个事物处在一个不喜欢、不懂的状态，这是一个个人权利。过早地抵抗是可怕的事，有时想想，我们去研究一款新手机，要比你面对一个陌生的概念去研究的时间多很多，因为你觉得这个和你没关。我们总是选择自己喜欢和熟悉的那一个，而放弃了新的领域。

L：在您看来，您的作品是不承载社会性的？

W：这是另外一个误解。社会是什么？关于社会，唯一可以达成一致的是社会是由无数个差异构成。我拒绝了大家谈的这个“社会”，所以我的社会性就是这样。不要用陈词滥调去谈这个社会，不要说大家都爱听的话，这是最大的腐败。

L：您为什么会对不确定性和质疑的东西有深刻感受，并热衷于对此的表达？

W：其实这不是经验，只是我觉得世界可以被唯一确定的一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我刚写的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把态度的水分拧干”，是所谓的态度让我明确了哪个东西是对的，哪个东西是不能做的，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已经在用一种“恶”的态度来决定你和这个世界的维持了。任何确定性的、要把世界进行改革的行动，最后都会导致一种悲剧。

L：在您看来不确定、怀疑这些都不是负面词汇，那您在生活中会保持怀疑的态度吗？

W：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怀疑对我来说就是常态。但是不能把这种质疑的模式浓缩成为我生活中的无所不在。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会问自己“你相信你是男的吗”？这就是病态了。但不可确定在今天应该是一种基本的态度，算是一种警觉。

L：您最早画油画很成功，后来做影像，如今做多媒体，这是怎样的转变过程？

W：按照好听的词来讲，转变需要勇气。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转变就是我自然接受的结果。我从来没有为了变化而去变化，但我觉得人处于变化当中，你不回避它，也不需要强制地把它拉到一个可以辨认你的地方。油画、影像、装置这些所有的材料在我这里都只关乎表达，没有差别，完全一视同仁。

L：所以做多种材料和形式结合的作品，对您来说不叫跨界，而只是表达的一种手段？

W：我从来没有认定一个表达和工作的方式跟艺术有多大关系，或者可不可以被叫做艺术都不是我考虑的。我也从来没有反艺术或者扩大艺术的疆界，或者说跨界艺术。对我来说很简单，因为每一次惊喜都不仅来自于艺术史，也不是大家所说的我喜欢的哲学，而是来自于人类全部的知识，所以我会反过来想，为什么不能用全部的这些知识来考虑艺术？这种情况下，你的行动领域也就失去了真正的界限。我没有觉得我做多媒体戏剧叫什么跨界，包括这个展览，我的绘画、雕塑、装置、影像都是在同样一种思维方式下产生的行动，我甚至没有觉得我在转化工具，没有任何特殊性，上墙的、放在地上的，所有对材料的理解和处理完全是平等的。

L：听说您还当过兵，这段经历对您日后的性格和艺术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W：我在北京当过6年的工程兵和作战参谋，很难说清楚过去和今天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不喜欢非要把这些关系中有效的部分切割出来。如果说有些关联的话，那应该是我人生中一些态度的转变。那时一个17岁的小伙子突然进入部队，在一个时间里，跟60多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一起上床、入睡、吃饭、穿衣，甚至读封家信都是躲在厕所里读的，统一的发型、服装，这让我对一致性的厌恶到了恐惧的地步，所以流行什么我一定拒绝，对团体行动、统一表态也产生了极强的免疫力。对我来讲，离开部队最大的喜悦就是有了自己的选择，“选择”这个概念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快问快答：

Q：艺术是什么？

A：我现在干的事情。

Q：展览是什么？

A：我已经不想这个问题了。

Q：做过最疯狂的事是？

A：现在，我现在可以不按照任何规矩做事。

Q：你一直坚持的是什么？

A：我坚持的是对可能性、质疑的持续性。我要一直学习，不要变成傻子。

Q：用三个词形容自己的艺术？

A：事件、无效结果、软弱。

Q：最欣赏的艺术家是？

A：我只欣赏艺术，而且这个艺术很有可能来自任何一个艺术家。

Q：不当艺术家，你会做什么？

A：写作，我对文字要求很高，我读书读得很杂。

Q：目前最大的愿望是？

A：不需要知道他的背景，看他的作品就会喜欢，会突然被打动，给你的思想一个位置，我希望我能成为这样的艺术家。

Q：你的业余爱好是？

A：我没有“业余”的概念，我每天都不务正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