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tthew Ted（陈颖编译）  来源：Daily Serving

Pussy Riot：舞蹈，舞蹈革命者 Pt.1

俄罗斯女朋克乐队兼艺术小组Pussy Riot的三名成员在近日被逮捕并判刑的事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注意力。因其今年2月21日在莫斯科东正教救世主大教堂中进行的抗议表演而被判以“流氓罪”，这个案子很好地展现了俄罗斯正在努力挣扎的民主以及保守的性别政治。不过作品本身怎么样？如果我们将“Mother of God, Drive Putin Out”（Pussy Riot在大教堂表演了这首歌）以艺术品作为掩盖，那么我们就是在冒忽略一堂重要的课程的危险。

YouTube上一个记录下了这段“亵渎神明的”表演的视频以Pussy Riot的三名成员——Maria Alehina、Ekaterina Samutsevich及Nadezhda Tolokonnikova——穿着鲜艳的束腰上衣、紧身裤，戴着巴拉克拉瓦盔式帽开始。她们“征用”了圣坛，看起来就像是小号的luchadores，在反复吟诵着大量名称的歌曲中不断跪拜和模拟祈祷。而这首歌则包括了“圣母玛利亚，变成一个女权主义者吧（Virgin Mary, Mother of God, become a Feminist）”、“圣母玛利亚把普京赶走（Virgin Mary, Mother of God, put Putin away/Put Putin away, put Putin away）”等这样的歌词。

时长1分53秒的视频以这三名成员被驱逐出教堂结束。整个表演短暂而且荒谬，但是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争议。而表演的时间点也非常关键：表演选择在了普京参加总统大选的不到两个星期前，这正好利用了某些人对普京强势回归总统位置的不满情绪。这三名成员在数日之后就被逮捕了，之后便一直被关押了起来，直到8月16日被判劳教两年。

这三名成员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通常对威胁了国家安全的行为的描述。她们既不是前KGB的成员，也不是支持无政府主义的莫霍克人，更不是车臣的恐怖分子。她们只不过是穿着粉红、嫩绿、天蓝色衣服的女性；其中两个还是孩子的妈。从Potemkin到Beslan，这并不是安全威胁所应该具备的样子。

这也不单单是这些人都是女性的原因——俄罗斯有许多的女激进主义分子。Pussy Riot直接面对了政治最朴实无华的特性。最离经叛道的是，她们似乎很享受这个过程，向人们提供了对官僚政治、非政府组织、法律摘要、特别委员会以及教育讲学的另一种选择。与给她们以启发的那些朋克乐队类似，Pussy Riot选择按照自己的规则来玩政治游戏。这种蔑视对于政府来说也许比一系列亵渎行为还要具攻击性。

在无政府主义者兼俄罗斯女权主义者Emma Goldman的自传中，她提供了对这种方式对于政治的重要性的看法。当Emma Goldman还年轻的时候，一个男孩告诉她舞蹈对于一名煽动者来说并不适合。Emma Goldman在《Living My Life》中回忆说她不赞同这种“对美与自由的支持理应否定生活与乐趣”的观点。然后她恼怒地对男孩说他们的目标不能指望她“成为一个修女，而他们的运动也不应该转变成某种与世隔绝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的话，”Emma Goldman说，“那我宁愿不选择这条路。”在Emma Glodman写下这篇文章的80年之后，她的观点被浓缩成了一句由人们杜撰但却简洁有力的话：“如果我不能跳舞，那我就不愿意成为你们的革命的一部分。”

Pussy Riot就打造了一次包含了乐趣的革命。Nadezhda Tolokonnikova的丈夫Pyotr Verzilov担任了这个乐队的发言人，他阐释了Pussy Riot模式背后的“基本原理”：“她们的行为为俄罗斯的公众抗议提供了视觉语言。因而人们能够发现政治问题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每个人都要参与政治——这是最主要的问题——而每个人要会以与自己联系最紧密的方式参与政治。”Pussy Riot的方式承认了政治（以及抗议）理应像生活那样充满活力而且多样化。如果她们的行为策略需要自我否定的话，那么她们的斗争就会很快妥协。

Pussy Riot：舞蹈，舞蹈革命者 Pt.2

作者：Matthew Ted（陈颖编译）来源：Daily Serving

在自己的乐队成员被逮捕之前，“Garadzha” 解释了“Pussy Riot”这个名字的由来：“女性的性器官（pussy）突然开始了对文化秩序的激进的反抗，其试图不断地界定它、然后在合适的地方展示它。”这个名字涉及到女性通常会被迫牺牲的两个东西——她们的生理器官以及她们的能量——然后强调了这两样东西对于Pissy Riot的政治姿态的重要性。

这种愉悦地包容女子本性的反面应该是辛迪·劳帕（Cyndi Lauper）“女孩子只是想要快乐” 的声明。但恕我直言，女孩想要的比那多得多。她们中的许多似乎还希望获得事业、教育、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政治权利、经济平等以及表达自己的能力。与年轻时候的Emma Goldman一样，Pussy Riot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来挖掘她们的人性和女子本性，与此同时又没有丧失过上一种深刻、政治化的生活的可能性。Pussy Riot在某个介于清教徒的激进主义与辛迪·劳帕（Cyndi Lauper）之间的地方宣布了自己的“主权”。

看着《Mother of God, Drive Putin Out》，就好像是Pussy Riot在说：“你压迫着我，但我还能笑出来。”关于所有的政府和政治制度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那就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们都是人们的错觉。当然它们是非常复杂的错觉，带有枪和炸弹；但它们只有在有足够多的人认为它们可以时才能长时间地存在和执政。和所有的“帝王”相似，普京也是赤裸裸、毫无修饰的。Pussy Riot避开了赋予普京合法性的体系，并且证明了它的脆弱。也许Maria Alehina、Ekaterina Samutsevich及Nadezhda Tolokonnikova在监狱里笑不出来，但是与民主政治或是独裁政治的错觉相似，现实与效果相比可以不那么重要。俄罗斯人民看见过她们笑；他们看见了数百万次这样的笑容，并且对其进行解读和谈论。整个俄罗斯现在都了解了政治的另一种形式。有的人轻视它，但其他人却开始学习它并且参与进去。Pussy Riot的姿态是在小范围里的，但却也是必要的。正是这些小姿态形成的混合物可以改变政治和文化。

现实政治的复杂性让人们难以相信一群穿红着绿的年轻人可以挑战一个核超级大国。不过俄罗斯政府却为此提供了所有需要的证据：政府只会将那些他们视为威胁的人列为政治犯。俄罗斯前总统兼现任总理Dmitry Medvedev在近日再次强调了对Pussy Riot的看法：“在某些国家，人们需要为这样的行为负更加严格的责任。”——他的潜台词则是：如果杀掉她们能使我们摆脱她们，我们会这样做的。

Pussy Riot在莫斯科红场的Lobnoye Mest

这对那些没有受到朋克摇滚迫害的人来说似乎有些古怪和夸张。正如《纽约时报》的Jessica Bruder在最近所写的那样：“‘音乐可以帮助事物发生改变而不仅仅是卖出昂贵的外套’这样的理念在这里不是特别流行。”挤满了著名朋克音乐人的美国监狱的缺乏便是对这个观点的证明。在过去的30年里，朋克和其它的亚文化一样，已经被综合到了主流社会中。Bad Religion乐队的Greg Graffin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里教进化生物学；“朋克女教母”Patti Smith最近则出现在了美剧《法律与秩序》中跑龙套；甚至连 Chumbawamba也与一间跨国集团合作推出了一张专辑。但正如Jessica Bruder所提到的那样，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在印尼，60个朋克音乐人在近日被送进了劳教营；在伊拉克，玩Emo的孩子遭到谋杀，内政部的一份声明还将Emo等同于邪教；在伊朗，玩摇滚音乐的人将会受到鞭打的惩罚。亚文化在这些地区之所以被看作威胁不仅是因为它们为人们提供了选择，更因为它们以这些选择为生。

Pussy Riot向寡头政治执政者传达的消息是简单的：无论民主政治受到了怎样的侵蚀，她们将始终具备自己的人性、女子本性和能量。阿拉伯世界最近发生的事件很好地说明了当反抗者决定不再接受他们所面对的错觉时会发生什么。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也许是混乱和暴力的，但错觉的崩溃对于Ben Ali、Gaddafi、Mubarak以及Saleh来说都特别真实。就Pussy Riot来说——暂且忽略对她们的裁定——她们对游戏充满政治味道的使用攻击了俄罗斯的这些错觉；而就普京来说，游戏便是现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