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托马斯·赫赛豪恩，《穴居人的人》（Cavemanman）， 2002，木头、纸板、胶带、铝箔纸、书、海报、监视屏、拉斯科洞窟的影像记录、人偶、铝罐、架子、荧光灯. 展览现场，卡耐基美术馆，匹兹堡，2008. 图片来源：第五十五届卡耐基国际艺术展. 摄影：Tom Little.
2011年，法国艺术家道夫·阿鲁什（Dove Allouche）把一台照相机拴在绳子的一端，放进维苏威火山口，随机拍摄了一张照片，捕捉这一古老而暴力的地球裂缝。从那以后他就再没有碰过照相机。但如同受到了启发，他开始寻找与自然世界更为基本的接触，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他通过一系列自创的摄影手段来捕捉矿物形成的图像——举例来说，他把表层涂有乳胶的玻璃版放置在石化洞里（在这些洞穴里，物品石化得异常迅速），经过几个月时间的显影逐渐生成湿版正片。在2014-2015年的“岩相学”（Petrography）里，他用石笋的薄切片当作负片使用。那些复杂的纹路是从几百万年前的史前时代就开始缓慢累积而成的。阿鲁什将他自己的作品视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处于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所谓的“现实绝对主义”（absolutism of reality）和人类思想极限之间的“薄层”（thin layer）。
我们所谓的“史前（时代）”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才被正式命名。从那以后，我们过往时光中最漫长，也是最不确定的部分就开始不断回归，扰得今人心神不宁。如今，史前史已经融入思辨思维、认识论和政治辩论，当然还有当代艺术。阿鲁什的照片和无数二十一世纪的艺术作品一样激活了这一时间上的他异性。尽管这些作品各不相同，我们却可以在其中发现某种一致性，某种为了再次把握当下而望向深邃时间的冲动。这一冲动本身也有其历史，该历史与现代性的思想与文化紧密纠缠。
史前与现代不可避免地互相联系。随着人类进入工业时代，考古学、地质学以及其他学科开始挖掘深远的过去，为古代的社会和艺术结构塑造起一种匿名、封闭、没什么变数、实际上几乎静止的形象。这些广阔的过去时间与现代疯狂的节奏和变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明确的张力，甚至是反差。与古代相比，新的生产和通讯方式促成了物与物、词与词的全球融合，形式不断被粉碎，又不断被重建。
道夫·阿鲁什，《岩相学RSM⎽5》, 2015，铝板上明胶银盐照片，66 5/8 × 47 3/4"
然而，正是在这一反差的深刻影响下，艺术、理论以及流行文化才会反复求助于史前时代。在现代性里推动历史时间化的若干力量中，史前史起到的作用与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不相上下。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朝向更深、更深过去的推进称为一种退行式加速。[1]十九世纪考古挖掘的冲动所揭示的东西和掩盖的东西一样多，在其推动之下，无数的小历史合并统一称为大写的历史（如莱茵哈德·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全面分析的那样）。换言之，启蒙运动所提出的单一普遍的未来不仅仅需要单一集体、铁板一块的大写历史作为其必要构件之一，也是上述退行式加速的结果。[2]过去的时间迅速膨胀，覆盖了时期或时代划分的时间轴线，也涵盖了自然“王国”的生物分类学领域。这一扩张带来了两大后果。第一，它凸显了人类和非人类历史的开放特质，展示了一个几乎“尚未被书写”的过去可能拥有的巨大潜力。第二，它让一种在过去最多只能存在于想象中的时间性——超长时段（the very long term）——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历史记录。
这一超长时段（哲学家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称之为“先古性”[ancestrality]，梅亚苏的思想及其引发的热烈反响可以算是如今史前历史性的症状之一）[3]脱胎于达尔文主义以及十九世纪名为“现实渐变论”（actualism）的地质学派。它指的应该是一种非形而上的时间，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是一种地质学规模上的现今主义（presentism）。在这种时间性里理解，人类应该和其他物种一样，是持续进化的。“史前时代”这一概念的早期倡导者之一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1865年宣称：“假设一个持续了数万年的进程会突然停止显然是不合情理的。”[4]但是，如果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处于同一个进化历程，那么人类也应该和其他物种一样共享相同的命运——大量已灭绝生物留下的实证证据将该命运表露无遗。
人类作为物种的永续第一次遭到了怀疑。进化论者阿尔弗雷德·R·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曾经预言“可以想见，终有一天，地球将只生产人类耕种的作物和人类畜养的动物；人类的选择将取代‘自然选择’”[5]——如今听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具讽刺意味呢？把伊甸园搬到未来的华莱士后来在卢伯克那里得到了共鸣，通过欢乐地宣告一种单一文化的到来，他将灭绝的恐惧挡在了门外，而这种单一文化正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忧郁的热带》（1955）中谴责的对象。到卢伯克的时代，灾变论（catastrophism）——这类地质学理论将过去的时间视为一系列剧烈的灾难性断裂——已经基本不再流行，但灾难本身，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认识到的那样，只是转换了载体。灾难不再源自神的旨意，或者甚至是地质力量——始作俑者变成了人类，弱小但极度危险的人类。人类先是发现如何驯服自然，接着又找到如何启动他们自身的灭绝链，在这个过程中，异化与资本主义的僵化迅速扩散。罗伯特·史密斯森（Robert Smithson）的“反向废墟”准确地抓住了这一不可阻挡的进程，在其终点，人类自身变成了化石。
埃利塞·何克律，《人类与地球》封面（Librairie universelle， 1905）.
史前时代是移动的，是遥远的，但始终影响着当下，迫使人对灭亡，也对历史的偶然性产生自觉。所谓偶然性，就是说我们不能再把历史当作人类实现自身的故事来看了。史前时代对现代性最初的一次侵蚀发生在1854年伦敦的西德纳姆公园（Sydenham Park）。搬迁至此的水晶宫（Crystal Palace）以其宏伟的身姿象征着进步，但公园更远处的草坪却留给了深沉的过去：其中一个区域，观众可以看到地球历史地层的地质剖面图；另一座人造小岛上，则是实物大小的混凝土恐龙坐镇。[6]在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批判绵延时间的空间化（the spatialization of duration）若干年前，这些展示物就已经让一般大众对不同的速度和时间尺度有了一些了解，温和地让他们逐渐适应自身的微不足道感。
1905年，无政府主义地理学研究者埃利塞·何克律（Élisée Reclus）讨论了同样的微不足道感及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在一种超出一切人类营生的时间尺度中，书写历史还有什么意义？何克律的著作《人类与地球》（L’homme et la terre）是一部从人类诞生开始讲起的普遍史，他认为正是社会动荡和现代性迅猛的发展速度使得这样的普遍史变得必要。“在我们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当社会经历的震荡如此剧烈，当进化的漩涡迅猛到让人眩晕……历史研究就变成了一种愈发珍贵的兴趣。”[7]何克律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历史要保持其实用价值，就得把目光拉开，从一种疏离的，类似空中俯瞰的视角观察过去。经过如此转变，历史将不再只是按照编年史体例记录伟人的高尚事迹，而转向寻找决定事件走向的基本法则——这些法则，我们一旦掌握，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未来。此处可以看到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长时段”（longue durée）理论的雏形，该理论在年鉴学派的历史编纂学中占据了核心位置。1959年，布罗代尔在第一本受年鉴学派影响的著作《书写之前的人类》（L’homme avant l’écriture）中写道：“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冲击，以及战后科学发现的更大震撼，我们的生活……不断提出并重新提出人类整体的问题，在人类自身的过去中，也在其过去之外。”[8]换言之，原子弹的发明让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布罗代尔晦涩的警句式书写提示我们，跃进一个未知的未来可能需要另一种更大胆的跳跃，朝向被遗忘的，也许从未有人生活过的过去——无人的地球。
未完待续
玛丽亚·斯德瑞娜其（Maria Stavrinaki）是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 当代艺术史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