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coco 文：马玲玲

当每个人、每座城市都在寻求共生、多元性的时刻，单纯成了敌人。我们的时代从未如此渴望杂糅与多样性，“和而不同”式的共生方式在一个又一个城中村被迁移、重造的大环境之下，成为现代都市构建中极为迫切的需要。

展览海报

作为现代都市体系中的敏感分子，“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在勾划第七届双年展的主题时显然意识到了一点。它不仅提出“城市共生（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这个全新议题，同时，还将目光锁定于城中村，并将展场放置于深圳城中村的聚集地——南头古城。它试图通过重新观看、阐释城中村这一当代城市系统中颇具污名化的“都市困境”，来缓解爆裂式造城运动、科技革命给今日的城市生活带来的同质化与窒息感后遗症。他们希望能够借助这种城市模式实验，让人们了解到在权力和资本裹挟下高速发展的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也借此寻找未来“第二次城市化”的可行方案与有效入口。

除此之外，于2017年12月开幕的UABB还将原有的建筑、城市讨论扩大至艺术领域，并邀请了刘晓都、孟岩、侯瀚如三位担任总策展人，分别负责双年展“世界|南方”“都市|村庄”和“艺术造城”这三个不同板块。通过双年展与古城更新计划合体并进，将展览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遍布南头古城的大街小巷、住宅和厂房，以完成一种面向多元和开放性答案的自救实验。

2017UABB开幕式航拍图（©张超）

在UABB的三个主要板块之中，由刘晓都总策展，城市研究者朱晔执行策展的“世界|南方”，在“南方南方”“他者南方”和“漂变的珠三角”的细致研究后，从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经验出发，在全球经验的视野中探讨超越东西对立的过时模式。

而作为主题板块的“都市|村庄”，在“世界|南方”提供的观察背景和立场的辅助下，则通过观察深圳和珠三角地区现实中的“城中村”样本，来剖析、定义、实践并对未来的城市生存模型展开想象。除了大量的城市方案，它还将互动游戏（Mary Ann O’Donnell的“闯深圳”）、供人休憩的漂浮敞轩（Nader Tehrani作品）和预示未来垂直城市生活的WEGO装置（荷兰建筑师团队MVRDV+智慧研究所作品）等作品放置其间。

至于对街道、家居、公共空间以及社会生产问题展开种种批判性探索的“艺术造城”板块，则是引入了一系列“艺术介入城市”的直接行动，激进建筑先锋尤纳·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中国艺术家刘庆元、尹秀珍等也都参与其中。

上述三个主题展和遍及深圳各个区域的外围展一道，如同针灸一样以点状、现状和面状相结合的展呈方式遍及城市，通过深入敏感穴位激活了整个城市。

现代都市体系中空间与土地等物料的过度商品化、饱和与有限，造成了对城市居民个人生活的普遍剥削（如公共与私人空间的互相渗透、过高的商业价格造成对个人生存的压榨等）。同时，它也阻碍了居民对城市参与、取用的权力。而作为反抗这个体系的衍生物，城中村通过各种亚生态且自下而上的“人民造城”运动完成了对“现代问题”的回应。

广煜，蔡荣基，《大排档花牌》，2017

城中村的简陋、无序、野蛮，与“现代性”的过渡、短暂、偶然如出一辙；城中村生产与生活的高度重叠，同今日城市生活中个人栖居与群体生产杂糅、同步的状况也颇为相似。它凭借低廉的生活成本，多样、灵活、临时的组合策略应对着外部世界的压力。本质上，它与当代都市的其它部分虽在同一空间，但是却不在同一纬度，城中村与它们是折叠的。可以说，城中村是当代城市体系中的自治“飞地”，是城市缩小的模型或镜像。它与城市有着一种独特的复调叙事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城-村”，同时也存在着“城-城”的二元结构。只是多数时刻，它与现代都市系统的关系、结构是紧张和不相容的。

而今年的UABB，显然试图复制这种城中村的杂糅、临时特征以及其独有的多元结构。UABB凭借建筑和艺术两条线索、三个主要展览板块和大量的外围展构成复杂且多重的复调叙事，策展人与参展建筑师、艺术家们试图通过这种的结构介入、联动起整座南头古城及周围的城市空间。

无论是张永和的《信息亭》，还是94岁的激进建筑先锋尤纳·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组建的“街道美术馆”；抑或是黄河山与姜凡在《野生设计》计划中开展的“家具交换计划”，都以作品激发起城市与城中村居民的互为关系。在众声喧哗的双年展行程中，城中村与现代都市体系近距离的撞击、互融，在诸如涵盖一众电影、戏剧、舞蹈、动画等领域的“群艺馆”、城中村阅览室等高参与度的特别活动板块、项目的缓冲下，规整、理性的城市规划和居住方案与感性的自治“飞地”得以链接。“城市即展场，展场即实验”成了现实。

但在这个介入过程中，是否有隐匿的冲突与不适，或是更为意外的互动与成长，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

作为一场自救的实验，与其说UABB凭借建筑、艺术的切片观察、介入城中村寻求的是复杂性、开放性可能，不如说它是重新回到时代原点、原始模型之中的自我剖析，也是曾经的城市掌权者——建筑师在搭建现代都市时造成人们生活与精神孤立难题时无力应对的求援。

犬吠工作室，《火焰美食家+俱乐部》，2017

只是，在这种剖析与求援过程中，它颇为戏谑地找到了患有相似病症的当代艺术作为帮手。“艺术造城”板块的大量“现场”、散落在南头古城各个角落的作品（例如中国艺术家尹秀珍、西班牙壁画组合鲍尔·米斯图拉（Boa Mistura）等人的作品）与在城市之中四处出击的外围展，如同一场病友之间的漫谈，本质上不患病的他者是很难参与进这场讨论的。

但不知是否是策展团队注意到了其间的不可调和性。从参展的项目与作品来看，其中不乏对日常生活的模仿与再现性作品，比如广煜、蔡荣基颇接地气的《大排档花牌》，以及犬吠工作室（Atelier Bow-Wow）为城市碎片空间中的日常而搭建的“微型公共空间大排档”和大量的涂鸦壁画等。这些从地方城市传统、习惯细节而来的生活建筑装置，通过预制、重构出一种大众熟悉的模式，极大增大了观众、城中村与展场之间的互动，然而，遗憾的是，从目前来看，这种互动还仍旧止步于远道而来、常规的看展观众群体，那些生活在城中村的居民依旧很少与其发生互动。或许，在村中居民对此日渐熟识之后，这些作品才能真正完成其深度的介入和内在化的转换。

必须承认的是，UABB在此次城市议题的抛出上是非常敏感和适时的。从城中村回望、定义人类群落杂糅的共生、链接方式，对于已然迫切的当代都市体系搭建困境和寻求再造而非重造的“第二次城市”而言都其重要意涵。城中村如同一座文献库，或图书馆，为现代城市系统的规划者、参与者提供相关的参考样本，以供解决当下及描摹未来使用。

脏乱的城中村，通过自身野蛮而强壮的生长力完成了今日现代都市体系中奇观的生成。它的存在，并不只是北京、上海、深圳，或是专属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它是对现代都市体系出现以来过于规整、理性的规划方式的反抗，是被感性主导而成的临时、飘摇的乌托邦与避难所。人居住、栖息在这里，是慌乱的、被迫的，并不存在过多浪漫化想象，更甚者不过是一场群体性的逃难与苦役。被它催生出的不顾一切只为求存的生之欲以及各种剧烈而生猛的生存策略和链接能力，则成了这场奇观之中最重要的经验。而这些来自城中村的经验与能力，恰恰是当下过于强力的当代城市疫病——同质化、窒息感所需要的。

回溯城中村，回到地方志似的具体问题，重新审视因为日益固化的城市区块职责、街道功能在造成了极大的阶层对立与两极分化，会让都市得以了解、找到成为双向或多重方向的流动体的可行方案。此次的UABB，在对于南头古城的改造、活化中，通过将其实验化、微缩式介入而得到一种经验。虽然它并不一定完美，也可能造成南头古城这个城中村现场的再次被士绅化，但这种尝试本身还是颇具勇气。毕竟我们能够观察到双年展移植至城中村之后，多种不同的空间、阶层从折叠至重叠的过程，并对那些观察到的反应做出应对、预防性的解决方案。

《叙事舞蹈学校》，2017

另一方面，网络社会的到来、VR和A.I.等技术的日渐纯熟、社交媒体等虚拟公共空间对现实公共空间的抢占等等，使得虚拟空间作为现实空间的延伸与义肢的态势也已日渐明朗。人类似乎已经有扩张更广阔空间的替代方案，城市实体空间的大量推倒、重造已经不再必要，甚至成了某种浪费（例如，在完全可以使用线上展示空间的新媒体艺术成为大势之后仍在建造大量的美术馆）。活化、更新以适应新的有关现实与虚拟空间的链接方式，或许才是“第二次城市化”重要的课题。而在这个背景之下，城中村自下而上的空间构建能力，公共与私人杂糅空间下个体权利的捍卫与平衡，高度灵活又紧密复杂的链接方式，以及有限空间的极致运用等等，都可以为未来虚拟网络社会空间的搭建和分层提供可以参考的答案、经验。

在此刻讨论、解构城中村，如同讨论、定义城市构建的“赛博格”(cyborg)，某种程度上是在为未来现实延伸的虚拟栖居所聚落（或者称为城市）的搭建模式与权力样态做出场景描绘。在UABB主展场的无数城市构建方案、实践中，对于这些，已有一些建筑师、艺术家团队做出了回应，比如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开放媒体系与“未来建筑实验室”提交的“科幻VR城中村”（UrbanVillage Sci-Fi VR）等等。

总的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又充满变数的时代，文化差异、城市权利冲突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转变。此次UABB回到城中村，通过解构城中村来回望城市共生的杂糅与多元。介入、链接、实验式的自救，会随着时间发酵，逐步下沉至未来的生活图景和城市搭建。

文｜马玲玲

图｜UA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