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年展：城 市针 灸
段 君
中国双年展的疾病
目前中国诸多双年展的疾病主要有：1、双年展的主题或议题过于宏大玄奥，很多理论素养深厚的策展人会提出比较晦涩的词汇，再以长篇累牍为其作大而不当的理论说明。通常这样会让艺术家们对主题的理解产生偏差，作品没有办法充分展开，光猜测、捉摸展览命题就劳心伤神。
这样的例子有不少，比如2006年的台北双年展，其主题为Dirty Yoga，即“限制级瑜伽”。策展人莫名其妙地解释说：“「限制级」与「dirty」作为被社会所定义下的违反常规事物，除了具有最粗浅的对抗与极端之神秘氛围，更包含了一种因未被接受而产生的悬浮状态，并反身指出它所遭遇的临界状况。”该解释进一步让我们不知所云，什么是“最粗浅的对抗与极端之神秘氛围”？什么又是“悬浮状态”和“临界状况”？
更为典型的是筹备中的2008年广州三年展，策展团队认为当前众多的国际艺术大展“强调文化身份与政治的正确性，而忽视了创造力的展现以及当代艺术对于可能世界的追求。”问题是：在文化身份与政治等议题下，创造力难道真的被忽视了吗？而对于创造力如何激发和展现，以及当代艺术还具有何种其他可能性的问题，2008广州三年展的策展团队从来就没有明确的说法。他们甚至不希望宣称本届三年展“是什么”，而首先希望理清它“不是什么”。不弄清“是什么”，而是先理清“不是什么”，这样的现象学老伎俩早已过时：无限的“不是什么”，必定导致无限的“是什么”。
一切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2008广州三年展“艺术家提问演习”的特别计划，也必将无果而终。策展团队在第一次展览通告中所列出的“提问举例”，基本上都是一些带有强烈暗示性、没有其他答案的问题，比如：您认为文化身份对于自己的创作重要吗？政治的正确性是否已经转化为一种压迫？艺术家的创作一定需要一个共同的知识-价值基础吗？这些问题都是策展团队设置好的陷阱，就等着艺术家和参与者往里跳，以实现和印证策展人的理念。包括他们准备讨论的那些话题，到时基本上没有办法进行：在多元文化主义所导致的族群化现实中，艺术家们如何去共建一个知识和感性的文化共同体？
将学术与普及两方面结合比较到位的，则属2005年在南京举办的“未来考古学：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策展小组在“未来考古学”的学术主题之下，以“透支”、“转基因”、“失忆”和“未来日记”四大概念，分别指涉当代的经济生活经验；技术和身体的快感模式；对于文化和身份的定位；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依赖与迷恋这四大主题，明确具体而又不失深度。
中国双年展的疾病2，是盲目要求国际化。最失败的例子莫过于北京国际双年展，号称国际，实际上最不国际，该展毋庸赘言。同样保守的是2007年成都双年展，干脆拒绝邀请国外艺术家，而专门讨论所谓的“新国画”问题。可是“新国画”在国际艺坛又无法构成最新学术话题，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自己玩自己的，无法形成大的国际影响。
保守主义更进一步导致双年展讨论会的学术水准低下，成都双年展的与会艺术家还纠缠在一些老掉牙的问题面前，比如他们还在争论：用丙烯来画水墨是不是创新？传统审美是如何渗透当代艺术的？更令人捧腹的是，广大参会艺术家、学者一致得出的结论居然是这样的陈词滥调：正是中西方艺术的不断融合造就了当代水墨的发展。四川艺术家李金远到今天还耿耿于怀西方对中国画“留白”的解释，他以齐白石画的小鸡为例，谈到留出的空白“能让人联想到天空、草地、虚实相生，这就是国画的独特之美。”
量身定做的双年展
中国的双年展应当在以往世界各地双年展的学术基础上更为深入，将它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关注举办城市及辐射区域的当地历史和社会文化问题。
国内的双年展已经有一些开始这样做了，第二届广州三年展是这方面比较典型和具有启发性的。比如该展中的深圳“城中村”项目；曹斐的实验戏剧《珠三角枭雄传》，讨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镇领导、打工子女、乞丐群体、游戏式性活动等议题。2008广州三年展唯一值得赞赏的，就是策展人将保留“三角洲实验室”，继续关注珠江三角洲的高速现代化给该区域带来的种种问题。
2007年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的“乒乓”国际单元也比较出色，该单元“首次在中国讨论摄影史上西方与远东之间交流的复杂线索。” 得益于广州对外交流便捷频繁的特殊地理位置，该地区的摄影无论对最早期中国摄影的发展，还是近20年中国当代摄影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策展人已经提到，在1842年，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及尔(1802-1877)一百多年前在广东地区的游历，启蒙了之后上百家中国摄影工作室的诞生。但所选作品在实现该单元的主题方面还可以做得更为精确一些。
又如像2007合肥当代艺术双年展，提出“快跑”的主题，实际上也是针对安徽地区当前比较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除了“快跑”，别无选择。而由叶永青总策划的2007年第三届贵阳艺术双年展，涉及的是成都、重庆、昆明、贵阳“雷同的城市规划，仿造的建筑样式和房地产、盗版的图书影像、二手的文化汛息，娱乐、新闻、泊来的商业圈和复制版本的机场，高速公路”等问题。展览还提出要讨论有关这几个城市的特质，比如草根力量、社会契约、乡土知识、对于方言和饮食的迷恋等等。
在中国，三年展可能较之双年展更符合中国现实情况。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但在其他方面，比如艺术、体制等，远没有人们想象中变化得那么快。组织展览需要各方面繁杂的工作筹备，如果缺乏Z/F的资金支持，大型的双年展常常会因为频率过高、资金到位缓慢而难以为继。
第二届武汉美术文献展，实际上是一个三年展性质的活动。其主题展是清理1987-2007中国当代艺术的观念变革，这一史学工作在其他双年展上也可以做，比如2002年的首届广州三年展，但这次的观念清理跟武汉在85美术新潮时期重观念的特殊历史有直接关系，尤其是特展部分是比较有价值的，即对85美术思潮、湖北青年艺术节、部落·部落等现象的回忆。
双年展概念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偏转，比如双年展本来更多地是强调综合性，尤其表现在媒介上。而在中国，动漫双年展、建筑双年展、摄影双年展、纪录片双年展，发展得如火如荼，在声势上丝毫不让位于综合性双年展。单种媒介的双年展其可能性是很大的，关键在于能否对当地文化问题有所关注和贡献。
关注并试图解决举办城市的当地问题，我们可以作为参照的是2006年的利物浦双年展。展览委员会通过邀请艺术家到利物浦实地探勘，拍摄、访谈、记录，提出作品方案加以实施。双年展办公室还为艺术家提供必要帮助，寻找当地合适的合作社群，进行小型讲座、工作坊或表演等，以更为精确地标示出城市的问题点。该展览也出现了一批对利物浦这座城市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作品，比如杨诘苍的《给我利物浦的荒芜区域33年，我们可以将之填满》，“绘制了像是人体穴位图一般的利物浦地图，找出荒芜废弃的、贫穷或充满问题的区域给与扎针。”实现了该展顾问策展人徐文瑞提出的“城市针灸”的概念。同样可以作为参考的还有第九届哈瓦那双年展，其中那项名为“古巴·巴西”的艺术计划，力图改变当前古巴与邻近国家政治互动保守的现状，以启动两国的城市对话和社会文化交流。
尽管圣保罗双年展去年已经取消了国家馆，但我坚持认为国家馆依然是有效的。而在中国，以中国当代艺术为母题的全国性双年展，比如中国艺术三年展，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或中国动漫美学双年展等，其实完全可以设置中国各大地区的城市馆或区域馆，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环境下讨论各城市的当地问题，有助于产生更多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和解决旧问题的新可能性。
2007年10月
段 君
中国双年展的疾病
目前中国诸多双年展的疾病主要有：1、双年展的主题或议题过于宏大玄奥，很多理论素养深厚的策展人会提出比较晦涩的词汇，再以长篇累牍为其作大而不当的理论说明。通常这样会让艺术家们对主题的理解产生偏差，作品没有办法充分展开，光猜测、捉摸展览命题就劳心伤神。
这样的例子有不少，比如2006年的台北双年展，其主题为Dirty Yoga，即“限制级瑜伽”。策展人莫名其妙地解释说：“「限制级」与「dirty」作为被社会所定义下的违反常规事物，除了具有最粗浅的对抗与极端之神秘氛围，更包含了一种因未被接受而产生的悬浮状态，并反身指出它所遭遇的临界状况。”该解释进一步让我们不知所云，什么是“最粗浅的对抗与极端之神秘氛围”？什么又是“悬浮状态”和“临界状况”？
更为典型的是筹备中的2008年广州三年展，策展团队认为当前众多的国际艺术大展“强调文化身份与政治的正确性，而忽视了创造力的展现以及当代艺术对于可能世界的追求。”问题是：在文化身份与政治等议题下，创造力难道真的被忽视了吗？而对于创造力如何激发和展现，以及当代艺术还具有何种其他可能性的问题，2008广州三年展的策展团队从来就没有明确的说法。他们甚至不希望宣称本届三年展“是什么”，而首先希望理清它“不是什么”。不弄清“是什么”，而是先理清“不是什么”，这样的现象学老伎俩早已过时：无限的“不是什么”，必定导致无限的“是什么”。
一切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2008广州三年展“艺术家提问演习”的特别计划，也必将无果而终。策展团队在第一次展览通告中所列出的“提问举例”，基本上都是一些带有强烈暗示性、没有其他答案的问题，比如：您认为文化身份对于自己的创作重要吗？政治的正确性是否已经转化为一种压迫？艺术家的创作一定需要一个共同的知识-价值基础吗？这些问题都是策展团队设置好的陷阱，就等着艺术家和参与者往里跳，以实现和印证策展人的理念。包括他们准备讨论的那些话题，到时基本上没有办法进行：在多元文化主义所导致的族群化现实中，艺术家们如何去共建一个知识和感性的文化共同体？
将学术与普及两方面结合比较到位的，则属2005年在南京举办的“未来考古学：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策展小组在“未来考古学”的学术主题之下，以“透支”、“转基因”、“失忆”和“未来日记”四大概念，分别指涉当代的经济生活经验；技术和身体的快感模式；对于文化和身份的定位；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依赖与迷恋这四大主题，明确具体而又不失深度。
中国双年展的疾病2，是盲目要求国际化。最失败的例子莫过于北京国际双年展，号称国际，实际上最不国际，该展毋庸赘言。同样保守的是2007年成都双年展，干脆拒绝邀请国外艺术家，而专门讨论所谓的“新国画”问题。可是“新国画”在国际艺坛又无法构成最新学术话题，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自己玩自己的，无法形成大的国际影响。
保守主义更进一步导致双年展讨论会的学术水准低下，成都双年展的与会艺术家还纠缠在一些老掉牙的问题面前，比如他们还在争论：用丙烯来画水墨是不是创新？传统审美是如何渗透当代艺术的？更令人捧腹的是，广大参会艺术家、学者一致得出的结论居然是这样的陈词滥调：正是中西方艺术的不断融合造就了当代水墨的发展。四川艺术家李金远到今天还耿耿于怀西方对中国画“留白”的解释，他以齐白石画的小鸡为例，谈到留出的空白“能让人联想到天空、草地、虚实相生，这就是国画的独特之美。”
量身定做的双年展
中国的双年展应当在以往世界各地双年展的学术基础上更为深入，将它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关注举办城市及辐射区域的当地历史和社会文化问题。
国内的双年展已经有一些开始这样做了，第二届广州三年展是这方面比较典型和具有启发性的。比如该展中的深圳“城中村”项目；曹斐的实验戏剧《珠三角枭雄传》，讨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镇领导、打工子女、乞丐群体、游戏式性活动等议题。2008广州三年展唯一值得赞赏的，就是策展人将保留“三角洲实验室”，继续关注珠江三角洲的高速现代化给该区域带来的种种问题。
2007年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的“乒乓”国际单元也比较出色，该单元“首次在中国讨论摄影史上西方与远东之间交流的复杂线索。” 得益于广州对外交流便捷频繁的特殊地理位置，该地区的摄影无论对最早期中国摄影的发展，还是近20年中国当代摄影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策展人已经提到，在1842年，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及尔(1802-1877)一百多年前在广东地区的游历，启蒙了之后上百家中国摄影工作室的诞生。但所选作品在实现该单元的主题方面还可以做得更为精确一些。
又如像2007合肥当代艺术双年展，提出“快跑”的主题，实际上也是针对安徽地区当前比较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除了“快跑”，别无选择。而由叶永青总策划的2007年第三届贵阳艺术双年展，涉及的是成都、重庆、昆明、贵阳“雷同的城市规划，仿造的建筑样式和房地产、盗版的图书影像、二手的文化汛息，娱乐、新闻、泊来的商业圈和复制版本的机场，高速公路”等问题。展览还提出要讨论有关这几个城市的特质，比如草根力量、社会契约、乡土知识、对于方言和饮食的迷恋等等。
在中国，三年展可能较之双年展更符合中国现实情况。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但在其他方面，比如艺术、体制等，远没有人们想象中变化得那么快。组织展览需要各方面繁杂的工作筹备，如果缺乏Z/F的资金支持，大型的双年展常常会因为频率过高、资金到位缓慢而难以为继。
第二届武汉美术文献展，实际上是一个三年展性质的活动。其主题展是清理1987-2007中国当代艺术的观念变革，这一史学工作在其他双年展上也可以做，比如2002年的首届广州三年展，但这次的观念清理跟武汉在85美术新潮时期重观念的特殊历史有直接关系，尤其是特展部分是比较有价值的，即对85美术思潮、湖北青年艺术节、部落·部落等现象的回忆。
双年展概念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偏转，比如双年展本来更多地是强调综合性，尤其表现在媒介上。而在中国，动漫双年展、建筑双年展、摄影双年展、纪录片双年展，发展得如火如荼，在声势上丝毫不让位于综合性双年展。单种媒介的双年展其可能性是很大的，关键在于能否对当地文化问题有所关注和贡献。
关注并试图解决举办城市的当地问题，我们可以作为参照的是2006年的利物浦双年展。展览委员会通过邀请艺术家到利物浦实地探勘，拍摄、访谈、记录，提出作品方案加以实施。双年展办公室还为艺术家提供必要帮助，寻找当地合适的合作社群，进行小型讲座、工作坊或表演等，以更为精确地标示出城市的问题点。该展览也出现了一批对利物浦这座城市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作品，比如杨诘苍的《给我利物浦的荒芜区域33年，我们可以将之填满》，“绘制了像是人体穴位图一般的利物浦地图，找出荒芜废弃的、贫穷或充满问题的区域给与扎针。”实现了该展顾问策展人徐文瑞提出的“城市针灸”的概念。同样可以作为参考的还有第九届哈瓦那双年展，其中那项名为“古巴·巴西”的艺术计划，力图改变当前古巴与邻近国家政治互动保守的现状，以启动两国的城市对话和社会文化交流。
尽管圣保罗双年展去年已经取消了国家馆，但我坚持认为国家馆依然是有效的。而在中国，以中国当代艺术为母题的全国性双年展，比如中国艺术三年展，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或中国动漫美学双年展等，其实完全可以设置中国各大地区的城市馆或区域馆，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环境下讨论各城市的当地问题，有助于产生更多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和解决旧问题的新可能性。
2007年10月
s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