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鸿：
我很反感上午用强制的方式来讨论关于艺术意义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关心的是艺术“价值观”意义上的“意义”，而我们上午谈的还是“本质论”意义上的“意义”。实际上，按照西方在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发展逻辑来说，关于世界本体意义的讨论已经被搁置起来了。而我觉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那场关于艺术意义的讨论，虽然是在语言学的名义上来进行的讨论，但是实质上还是一个关于艺术本体意义的讨论。这种强制性的把十几年前的问题翻出来集体讨论的方式，我觉得值得商榷。所以，我更赞成下午双喜老师说的“雅集”的意义。我们更应该根据各自的角度来讨论一些艺术在当前所遇到的问题。当然在目前这种艺术日益被商业化的状况下，我们来讨论艺术“价值观”的意义上的“意义”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那场关于艺术本体论意义上的“意义”的讨论来作为引子，因为这两种“意义”是无法把问题统一起来的。而且，我发现很多批评家在发言的时候就某个艺术家的创作感受式的逻辑游戏，反复的纠缠，我觉得更加没有意义了！
这种现象实际上还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之间、批评和批评的对象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这实际上表现了我们的一些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的那种贵族化、概念化的态度，这种“批评”实际上并不能对我们的艺术实践起到多少的实际意义，这也是批评在现今日益被边缘化的一种原因。刚才刘骁纯老师谈到艺术实践的多样化必然会带来艺术批评的多样化，这个观点我很赞成。实际上，在网络化的今天，批评已经越来越平民化了，而我们现在还在这里用贵族化的方式大谈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难怪一些艺术家对于我们的批评越来越失望了。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艺术产业化”的问题。去年杨卫在宋庄艺术节期间也主持了一个研讨会，我没有来。按道理我住的这么近，应该要来，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来呢？因为这里有一个原因：去年我在宋庄也策划了一个展览，在展览还没有开幕的时候，通州区的文管委就来人强行撤下了十几张作品，没有任何手续。我当时很奇怪，因为这个展览在十几天前的平遥国际摄影节上也展出过，山西省委宣传部的部长也来看过，没有提出过有什么“政治问题”。而十几天后在宋庄，被告知有“政治问题”，进而以不听劝告就封展览为威胁，强行从墙上撤下作品。我当时就想，你一个Z/F部门来干预展览，应该说是带有“执法”的性质，那么我们就要以法律来作为依据，现在中央提倡法治社会，你一个通州区的下属职能部门为什么就不能依法办事呢？！我要求他们能依照法律给我一个解释，而他们仅仅是说你的这个展览可能会带来政治问题，我没有办法给你明确解释。而这个政治问题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会导致我们目前“艺术产业化”的大好局面。
由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了几天前我们雅昌艺术网上发表的王楚禹的一篇名为《我为什么要退出大道艺术节》的声明。我在看了他的这个声明之后也是很有感触。他参加过三届大道行为艺术节的策划，但是慢慢地他觉得这个“艺术节”自身已经发生了一些异化，这就是这个艺术节在慢慢地“被”体制化，或自我实现着体制化。他在其中讲到一个例子，就是在第二届大道行为艺术节期间，另外一个联合策划人为了争取一部分资金和社会的关注，决定把这个活动纳入到798艺术节中间去。为了与798艺术节的整体气氛相协调，他们已经开始自我审查起参展的作品了。即使是这样，后来798里面入住的很多艺术家也纷纷抵制这个展览，理由是妨碍这些行为艺术的活动妨碍了798的整体环境。
因为我本人经历过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感觉我们现在要面临的压力，可能和80年代、90年代有所不同了。在这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艺术体制之外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压力，而现在，这种压力可能是来自我们自身，来自艺术体制之内。这种来自于艺术体制内部的压力，也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让大家看起来市场比较繁荣，或者是大家都有钱赚的局面。而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局面，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艺术表达和思考的自由在今天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些问题，在今天可能已经没有人去思考了。
由此，我也想向大会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基金的方式来保证年会的正常延续，而不一定非得要有一个出钱的“东家”，否则我们在目前的状况下，很多问题无法深入地讨论。
我想谈的第三个问题，也是今天下午大会规定的主题，就是批评与策展的关系。我觉得批评家来做策展人策划一些展览本不应该是一个问题，而现在为什么会成了一个“问题”呢？原因就是现在的展览策划人已经泛化了。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展览的策划人至少应该要具备三个素质：第一，是理论的归纳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策划人要具备批评家的对于艺术现象进行理论归纳的素质。第二，是现场空间的想象能力，这是要求策划人要具备艺术家的艺术想象能力，以及对于空间的感悟和把控的能力。第三，是行政执行能力，策展人要将一个想法变成现实，就必须要涉及到一些具体的行政和财务上的事务，而这些也是一个保证一个展览得以实现的基础。而现在的情况是资本和权力的合谋，造成了很多展览的方式往假大空的方面去发展。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谁能找到钱谁就可以当策划人，而展览到底要表达出什么样的意图，没有人去关心，这种策划人实际上已经沦为了展览的“召集人”。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人召集了一个展览，而可能连一篇表达这个展览意图的文章都写不出来，于是就要找一个所谓的“学术主持人”来帮他写文章。我自己也干过这样的事情，在座的很多人也担当过这样的角色。在展览机制里，我们发明出的“学术主持人”这一角色到底在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也需要进行一些讨论。
最后一个问题，是想就上午有人提到的最近几个跟“85”有关的展览谈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刚才黄专说到的一些问题，如果我没有曲解他的意思的话，我认为我们的分歧点并不是在于我们现在有没有必要回顾85那段历史，而是在于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85那段历史。我一直认为整个八十年代，至少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它是一种青春理想、一种文化启蒙运动。很多东西可以被商业化，而对于八十年代的整个历史情怀是不可以被商业化的。我认为“85”是一个群体性创造的历史，决不仅仅是某几个现在的商业明星所创造的历史。而现在的这种动辄以几个商业明星来代表“85”的方式实际上是对“85”的亵渎，也是对今天的年轻人的误导。如果“85”仅仅就是那几个商业明星所创造的话，我倒要问一句，整个八十年代在89年悲壮地结束的时候，那些商业明星们当时在做了什么呢？
2007年11月10日下午 于北京通州区月亮河
我很反感上午用强制的方式来讨论关于艺术意义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关心的是艺术“价值观”意义上的“意义”，而我们上午谈的还是“本质论”意义上的“意义”。实际上，按照西方在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发展逻辑来说，关于世界本体意义的讨论已经被搁置起来了。而我觉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那场关于艺术意义的讨论，虽然是在语言学的名义上来进行的讨论，但是实质上还是一个关于艺术本体意义的讨论。这种强制性的把十几年前的问题翻出来集体讨论的方式，我觉得值得商榷。所以，我更赞成下午双喜老师说的“雅集”的意义。我们更应该根据各自的角度来讨论一些艺术在当前所遇到的问题。当然在目前这种艺术日益被商业化的状况下，我们来讨论艺术“价值观”的意义上的“意义”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那场关于艺术本体论意义上的“意义”的讨论来作为引子，因为这两种“意义”是无法把问题统一起来的。而且，我发现很多批评家在发言的时候就某个艺术家的创作感受式的逻辑游戏，反复的纠缠，我觉得更加没有意义了！
这种现象实际上还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之间、批评和批评的对象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这实际上表现了我们的一些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的那种贵族化、概念化的态度，这种“批评”实际上并不能对我们的艺术实践起到多少的实际意义，这也是批评在现今日益被边缘化的一种原因。刚才刘骁纯老师谈到艺术实践的多样化必然会带来艺术批评的多样化，这个观点我很赞成。实际上，在网络化的今天，批评已经越来越平民化了，而我们现在还在这里用贵族化的方式大谈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难怪一些艺术家对于我们的批评越来越失望了。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艺术产业化”的问题。去年杨卫在宋庄艺术节期间也主持了一个研讨会，我没有来。按道理我住的这么近，应该要来，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来呢？因为这里有一个原因：去年我在宋庄也策划了一个展览，在展览还没有开幕的时候，通州区的文管委就来人强行撤下了十几张作品，没有任何手续。我当时很奇怪，因为这个展览在十几天前的平遥国际摄影节上也展出过，山西省委宣传部的部长也来看过，没有提出过有什么“政治问题”。而十几天后在宋庄，被告知有“政治问题”，进而以不听劝告就封展览为威胁，强行从墙上撤下作品。我当时就想，你一个Z/F部门来干预展览，应该说是带有“执法”的性质，那么我们就要以法律来作为依据，现在中央提倡法治社会，你一个通州区的下属职能部门为什么就不能依法办事呢？！我要求他们能依照法律给我一个解释，而他们仅仅是说你的这个展览可能会带来政治问题，我没有办法给你明确解释。而这个政治问题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会导致我们目前“艺术产业化”的大好局面。
由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了几天前我们雅昌艺术网上发表的王楚禹的一篇名为《我为什么要退出大道艺术节》的声明。我在看了他的这个声明之后也是很有感触。他参加过三届大道行为艺术节的策划，但是慢慢地他觉得这个“艺术节”自身已经发生了一些异化，这就是这个艺术节在慢慢地“被”体制化，或自我实现着体制化。他在其中讲到一个例子，就是在第二届大道行为艺术节期间，另外一个联合策划人为了争取一部分资金和社会的关注，决定把这个活动纳入到798艺术节中间去。为了与798艺术节的整体气氛相协调，他们已经开始自我审查起参展的作品了。即使是这样，后来798里面入住的很多艺术家也纷纷抵制这个展览，理由是妨碍这些行为艺术的活动妨碍了798的整体环境。
因为我本人经历过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感觉我们现在要面临的压力，可能和80年代、90年代有所不同了。在这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艺术体制之外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压力，而现在，这种压力可能是来自我们自身，来自艺术体制之内。这种来自于艺术体制内部的压力，也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让大家看起来市场比较繁荣，或者是大家都有钱赚的局面。而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局面，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艺术表达和思考的自由在今天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些问题，在今天可能已经没有人去思考了。
由此，我也想向大会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基金的方式来保证年会的正常延续，而不一定非得要有一个出钱的“东家”，否则我们在目前的状况下，很多问题无法深入地讨论。
我想谈的第三个问题，也是今天下午大会规定的主题，就是批评与策展的关系。我觉得批评家来做策展人策划一些展览本不应该是一个问题，而现在为什么会成了一个“问题”呢？原因就是现在的展览策划人已经泛化了。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展览的策划人至少应该要具备三个素质：第一，是理论的归纳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策划人要具备批评家的对于艺术现象进行理论归纳的素质。第二，是现场空间的想象能力，这是要求策划人要具备艺术家的艺术想象能力，以及对于空间的感悟和把控的能力。第三，是行政执行能力，策展人要将一个想法变成现实，就必须要涉及到一些具体的行政和财务上的事务，而这些也是一个保证一个展览得以实现的基础。而现在的情况是资本和权力的合谋，造成了很多展览的方式往假大空的方面去发展。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谁能找到钱谁就可以当策划人，而展览到底要表达出什么样的意图，没有人去关心，这种策划人实际上已经沦为了展览的“召集人”。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人召集了一个展览，而可能连一篇表达这个展览意图的文章都写不出来，于是就要找一个所谓的“学术主持人”来帮他写文章。我自己也干过这样的事情，在座的很多人也担当过这样的角色。在展览机制里，我们发明出的“学术主持人”这一角色到底在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也需要进行一些讨论。
最后一个问题，是想就上午有人提到的最近几个跟“85”有关的展览谈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刚才黄专说到的一些问题，如果我没有曲解他的意思的话，我认为我们的分歧点并不是在于我们现在有没有必要回顾85那段历史，而是在于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85那段历史。我一直认为整个八十年代，至少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它是一种青春理想、一种文化启蒙运动。很多东西可以被商业化，而对于八十年代的整个历史情怀是不可以被商业化的。我认为“85”是一个群体性创造的历史，决不仅仅是某几个现在的商业明星所创造的历史。而现在的这种动辄以几个商业明星来代表“85”的方式实际上是对“85”的亵渎，也是对今天的年轻人的误导。如果“85”仅仅就是那几个商业明星所创造的话，我倒要问一句，整个八十年代在89年悲壮地结束的时候，那些商业明星们当时在做了什么呢？
2007年11月10日下午 于北京通州区月亮河
更正吴鸿的一点小错误
文/ 舒阳
网上看到吴鸿《在2007年批评家年会上的发言》，谈到了当前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问题，颇有真知灼见。但其中谈到“大道现场艺术节”的一段，很多不实之处。作为“大道现场艺术节”的发起人，我需要在此进行一些澄清，以免以讹传讹。吴鸿批评“大道现场艺术节”的依据，来自王楚禹退出艺术节的声明文章，属于一面之词。由于吴鸿不是艺术节的当事人，所以应该算是他的一点言谈上的失误。我在此补上另一面之词，作为艺术节当事人之一给读者的一个完整信息。我回应王楚禹的文章参见我在雅昌的博客和“嘿！社会”网，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查证。我在此不是反对吴鸿的立论观点，因为我也非常赞同，只是纠正他失实的论据。我认为艺术批评是一件严肃的事，有错误应予以纠正。下面括弧中的内容，是对吴鸿《在2007年批评家年会上的发言》文中失实的地方进行纠正：
“。。。。。。由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了几天前我们雅昌艺术网上发表的王楚禹的一篇名为《我为什么要退出大道艺术节》 的声明。我在看了他的这个声明之后也是很有感触。他参加过三届大道行为艺术节的策划（应为参加过五届艺术节的策划），但是慢慢地他觉得这个“艺术节”自身已经发生了一些异化，这就是这个 艺术节在慢慢地“被”体制化，或自我实现着体制化。他在其中讲到一个例子，就是在第二届大道行为艺术节期间，另外一个联合策划人为了争取一部分资金和社会 的关注，决定把这个活动纳入到798艺术节中间去。（我们艺术节正确的名称是“大道现场艺术节”，“第2届大道现场艺术节”在北京建外SOHO举办，当时并没有在798艺术区举办该活动的计划。）为了与798艺术节的整体气氛相协调，他们已经开始自我审查起参展的作品了。（可能吴鸿指的是“第3届大道现场艺术节”，原计划在798参加“第2届大山子艺术节”。我们从未自我审查作品，而是由“大山子艺术节”计划向主管部门报批。当时798艺术区的整体气氛，是艺术家争取保留原有厂房不被拆迁。）即使是这样，后来798里 面入住的很多艺术家也纷纷抵制这个展览，理由是妨碍这些行为艺术的活动妨碍了798的整体环境。（“第3届大道现场艺术节”最终在通州张家湾举办，因此不存在艺术家抵制展览的事。吴鸿指艺术家抵制艺术节，大概指798艺术区部分艺术家对“第1届大道现场艺术节”的不理解。因为在“第1届大道现场艺术节”，艺术家们的许多作品都与政治有关，包括我个人的作品。当时798艺术区的部分艺术家担心这些作品，会对保护798艺术区不利。）。。。。。。”
文/ 舒阳
网上看到吴鸿《在2007年批评家年会上的发言》，谈到了当前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问题，颇有真知灼见。但其中谈到“大道现场艺术节”的一段，很多不实之处。作为“大道现场艺术节”的发起人，我需要在此进行一些澄清，以免以讹传讹。吴鸿批评“大道现场艺术节”的依据，来自王楚禹退出艺术节的声明文章，属于一面之词。由于吴鸿不是艺术节的当事人，所以应该算是他的一点言谈上的失误。我在此补上另一面之词，作为艺术节当事人之一给读者的一个完整信息。我回应王楚禹的文章参见我在雅昌的博客和“嘿！社会”网，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查证。我在此不是反对吴鸿的立论观点，因为我也非常赞同，只是纠正他失实的论据。我认为艺术批评是一件严肃的事，有错误应予以纠正。下面括弧中的内容，是对吴鸿《在2007年批评家年会上的发言》文中失实的地方进行纠正：
“。。。。。。由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了几天前我们雅昌艺术网上发表的王楚禹的一篇名为《我为什么要退出大道艺术节》 的声明。我在看了他的这个声明之后也是很有感触。他参加过三届大道行为艺术节的策划（应为参加过五届艺术节的策划），但是慢慢地他觉得这个“艺术节”自身已经发生了一些异化，这就是这个 艺术节在慢慢地“被”体制化，或自我实现着体制化。他在其中讲到一个例子，就是在第二届大道行为艺术节期间，另外一个联合策划人为了争取一部分资金和社会 的关注，决定把这个活动纳入到798艺术节中间去。（我们艺术节正确的名称是“大道现场艺术节”，“第2届大道现场艺术节”在北京建外SOHO举办，当时并没有在798艺术区举办该活动的计划。）为了与798艺术节的整体气氛相协调，他们已经开始自我审查起参展的作品了。（可能吴鸿指的是“第3届大道现场艺术节”，原计划在798参加“第2届大山子艺术节”。我们从未自我审查作品，而是由“大山子艺术节”计划向主管部门报批。当时798艺术区的整体气氛，是艺术家争取保留原有厂房不被拆迁。）即使是这样，后来798里 面入住的很多艺术家也纷纷抵制这个展览，理由是妨碍这些行为艺术的活动妨碍了798的整体环境。（“第3届大道现场艺术节”最终在通州张家湾举办，因此不存在艺术家抵制展览的事。吴鸿指艺术家抵制艺术节，大概指798艺术区部分艺术家对“第1届大道现场艺术节”的不理解。因为在“第1届大道现场艺术节”，艺术家们的许多作品都与政治有关，包括我个人的作品。当时798艺术区的部分艺术家担心这些作品，会对保护798艺术区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