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外滩画报 文：韩见 编辑：鲁毅 图：覃斯波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布展？为什么作品要那样展示？之前我们有一个定式，作品一定要这么做，展览一定要这么展，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要提供差异性的经验，不能只停留在一种固定的认识上。”（图：激烈空间所在的房子建于上世纪 30 年代，当年是福州路诸多书店和出版机构的办公楼之一）
从福州路上一个门牌叫作“合众公寓”的弄堂走进去左拐到底，是艺术家石青和黄淞浩等人创办的激烈空间。小区后门通往汉口路，路边有个被一分为二的门面，一半是个破旧的小超市，一半是石青经常光顾的馄饨店。他迁居上海已经好多年，但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北京艺术家，这片人民广场附近的背街区域，倒有点北京的感觉。
石青喜欢福州路，是因为这里曾是书店和出版一条街，尽管现在书店和出版社经销部纷纷关闭，他去逛书店的目的也不再是为了买书，而是为了获取书讯以便在网上下单。
激烈空间所在的房子建于上世纪 30 年代，当年是福州路诸多书店和出版机构的办公楼之一，石青把它租下来之前，这里被画材商用作仓库。空间有 45 平方米左右，他把它作为进行项目和展示实践的场所。因为面积不大，大多数情况下展示的作品之间会相互重叠，彼此没有分界线，而且也不像一般的展馆那样有严格的展览主题和周期，经常会有各种其他东西掺杂进来。现在画廊里就同时展示着“地方工作”的项目资料，黄淞浩的两张“思维导图”《观念艺术的形成》和《前卫艺术的形成》，以及刘伟伟的作品《工伤记录》等。
提供差异性的经验
石青自己的作品也有难以定义、边界模糊的特点。由于希望做一些“不那么好卖”的艺术家，香港白立方画廊前不久推出了蒋志和石青的双个展，蒋志的摄影作品一幅是一幅，但石青仅有《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消失了》一件作品参展。它是一个尺寸可变的装置，由大量植物和一些隐藏其中的装置及绘画组成，小装置都是他工作室里的作品材料，有实验模型，有半成品，还有重新改造的展出过的作品。石青说，这样的展览方式给白立方这样已经建立了完整运行系统的大画廊带来了许多工作上的不便，他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承认自己的作品放在里面稍微有点不合适，但他借此提出了一个他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布展？为什么作品要那样展示？之前我们有一个定式，作品一定要这么做，展览一定要这么展，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要提供差异性的经验，不能只停留在一种固定的认识上。”
尽管不想被贴上“反体制”这种二元论的标签，石青的作品与实践，大多和艺术体制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当代艺术的问题是越来越体制化，只不过一度被‘85 新潮’的激情冲淡了。后来大家都发现当代艺术背后有很强的体制逻辑，那么艺术家就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不甘心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要怎么办？”对石青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走另一条路。他经历过中国连个像样的美术馆都没有的时代，那时候艺术家的自我组织非常强大，做一个展览，从想主题、找参与者、谈场地，全部自己搞定。场地往往是公寓、地下室或商场，因为成本的问题展期只有一天。
激烈空间展示的作品之间会相互重叠，彼此没有分界线，而且也不像一般的展馆那样有严格的展览主题和周期，经常会有各种其他东西掺杂进来
回到艺术自觉
直到 2004 年，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工作方式还是这样的。“对‘60 后’、‘75前’的那一批艺术家来说，当代艺术的展览史还是一部自我展览史，都是自发的、没有地域性，我觉得这是活力所在。今天我们反而局限于空间和体制。”在 2004 年前积累的经验和财富被画廊和美术馆迅速瓜分之后，石青希望自己还能走出一条有活力的道路：“激烈空间的原则，是回到艺术自觉，一是如何发现属于自己的问题，一是在有了问题之后，创造自己的观察方法。”
“地方工作”项目就是激烈空间在针对这两个原则做出的尝试，它是艺术家对作为社会主义遗产的集体主义建筑进行的研究和“改造”，它要求艺术家重新梳理空间的历史，并且围绕它们发明自己的工作方法。它只有“否定式规划”，即哪些事情不能做，比如不按照人类学的既有方法进行研究；也没有预设结果，只是以每一两个月讨论一次的方式刺激大家不断推进。
石青目前的个人项目“腹地”与“地方工作”也有某种共同性。5 月他会在福建和安徽拍摄一个关于中国茶叶贸易史的“反纪录片式”的纪录片，为此，按照一贯的图书馆式阅读方法，他几乎穷尽了这一门类的所有书籍。6 月到 8 月他将深入中国的腹地展开与此相关的数个子项目。作为项目的成果，9 月份他将在时代美术馆举办名为《腹地》的个展。通过“腹地”项目，石青发现中国的当地艺术和 19 世纪外销茶的状况很像，是原产地、出口国，但整个链条不是我们建立的：“我们很被动，因此要探讨如何建立自己的循环。”
李景湖《我记录的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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