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文/姚大钧（声音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开放媒体工作室主任）

一个月前，新闻周刊 (Newsweek) 报导了自然环境录音师及声音生态工作者 GordonHempton 对地球当下的声音环境提出的严厉控诉。据他实地调查，全美国仅剩下三个地点的自然环境能保有十五分钟以上的无人为声响干扰的寂静。他要追求大自然的“寂静”，捍卫地球、自然的“声态”。换句话说，人类的一切，应该不属于大自然，不属于地球。

而同样是自然录音艺术家也是昆虫学家的西班牙声音艺术家 Francisco Lopez 却在他于南美热带雨林中录制的名作 La Selva 唱片中强调：自然界的各种环境声音在细听之下，绝非幻想中的安静详和，反而是极度嘈杂动乱的。

在听觉的另一个极端，一些声音艺术家则在以电子设备追求最高分贝的最大音量演出。音不刺耳死不休：他们视暴裂巨响电子噪音为听觉的终极自由解放。而更多的理论家乐评人更热衷于膜拜百年前“未来主义”的所谓噪音艺术宣言。

人即污染？

1905 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Robert Koch 曾说：“总有一天人类得要像奋战霍乱和瘟疫一般去抵抗噪音。”如今，环境声音的嘈杂既然已达历史高峰，难道我们就真的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听觉的地狱时代？对于周遭一切的人为声响，都只有掩耳而逃的份么？

近几十年来，似乎有一种政治正确的听音伦理逐渐在西方意识形态中塑成。也就是，在音乐之外，对一切人类文明的，甚至一切与人相关的声音的恐惧与厌恶。我们的耳朵本来没长耳盖，但我们的心却已关起了一半。

不。如此消极、遁世的听音态度，该说人生态度，我们无法苟同。就像策展人杨阳在 Around Festival 里提出的概念：“听”、“在”，是一体的。听即存在。我听故我在。而存在不必非在山野。聆听与环保生态主义应该分开，不可混为一谈。

听音，并非定要反抗人为的一切声响，并非必得追求濒临绝种动物的呼号声或是钻入地下室才有的绝对寂静。听音，是随时随地可找到的快乐，是生活、存在的一部份。

然而，咱们双耳为谁开？

以下自由随意地列举一些不相关连的聆听经验。这些故事，表面看似私密、个人，但背后同时藏有更深层的普遍意义，也指向一种听觉敏感的存在方式。

分裂聆听

音乐与随身听。难道听音乐这个惯性行为，在今天已全无半点新奇了吗？不一定。

在录音时空与收听时空之间严重剥离的 schizophonic 当下聆听状态下，我们轻易地享受着古人未曾享受过的迷幻经验。毫不相干的声音与现实，往往能制造奇迹。像我曾在北加州 280 公路上边开着车，边听着 Robert Fripp 的《A Blessing of Tears》，有如置身电影，是非常奇妙的视听融合经验。另一方面，视听二界之间的落差，也可能制造另一种奇迹。你可以走在世上最丑陋的城市，但耳机里播着最精彩的唱片，感觉很像在看一部配乐极佳的烂片。

梦聆听

人在梦中也听声音么？虽然不像猫狗那般睡中持续转动耳朵，但人其实作梦时也持续在听声音的，甚至是横跨两界。

一夜，梦见在电话筒中听到老朋友不停地呼叫我的名字，我虽心急却没法接电话，因为一首熟悉的天使般的美乐正在大声地播着，而我又找不到那音响开关。促醒。摸起 iPhone，荧幕上时间 4:51AM，而我听着耳机入睡的音乐曲目单刚好走到乌克兰十七岁电子音乐家 Ferrous 的那首天使般祥和的《Cognition》。原来，因我晚了两天回那朋友来信，挂在梦中心上，而，音乐天使是来催债、是来援救？仍然难以解读。但梦境外的现实声音已越界穿进梦述叙，并巧妙地携手叙事。

迫害聆听

公共洗手间。这似乎是我们听觉活动都应该暂停的小空间，不对吗？然而，有一次在台北那家最时髦雅痞小资的连锁书店的洗手间，我却听到其中不必要但却被强加的播音喇叭里，响起众多爱乐朋友都视为一级圣乐的 Keith Jarrett 科隆演奏会（Köln Concert）的最后安可曲，顿时无语。我不想说出那佛字开头的中国成语，但那次的确是我一生中最糟最气愤的听觉经验。

这就想起在全国百姓家中厨房强迫安装时时收听政治广播的喇叭的北韩。聆听是不可强迫的，强迫的聆听，不论再美的音乐或声音，都是迫害。这也就是美国政府都明白且已成功地用来折磨犯人的声音武器原理。

再好的听觉内容也永远不该强加于人，于地。这是我族仍然要努力学习的重大文化课题。事实上，从公共空间的强制播音作风，不论任何目的和用途，就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文明进化程度。总括来说，当下全球越是文明的社会就越安静，就越没有政府或人为强加给你的噪音，越不扰民。

就拿与日常生活最紧密的地铁上各类警讯声为例吧。一些欧洲国家的地下铁上是连站名都不播报的，真的也没有绝对必要播。而台北的捷运系统，每到一站，车上要用四种方言语言重覆播出站名提示，外加各类乘客须知，使得一路的坐车经验耳疼心烦。

城市音标

对于各个城市的声音特色，加拿大声响生态学先锋莫瑞・谢佛 (R. Murray Schafer) 提出了“音标”的概念。而在全球化如此彻底的今天，各城市间的声音特征已经少得可怜。像南京市，有极特殊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当天的全市集体鸣笛的习俗。在北京，至少目前还保有极富地方特色的“鸽哨”，在胡同里给你一种不明电子音的迷幻感。这些是标准的城市音标。然而在其他城市，能定义该地区特色的声音要不就是根本找不到，要不就是不登大雅的声响信号。比如在杭州，能突出于人车喧嚣之外的，可能仅是洒水车所播的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的生曰快乐歌，甚至圣诞歌。这些歌已经失去它的原本音乐性，乃至特定的节日符号性，它们的符号作用完全被抽换。

这样的所指之抽换，在台北达到了顶峰。台北最突出的声音，能作为都市音标的，很不幸地，是垃圾车的广播声。几十年来，全岛几乎每天就被这最高音量的、持续的、毫无必要的、与讯息内容毫不相干的西洋名曲《少女的祈祷》和《给爱丽丝》骚扰着，往往一天二十分钟。

公益聆听

听，马路口的导盲讯号声。从我们早已听而不闻的这种声音，其实可以听出城市文化比较，或分析出各地的设计美学。香港澳门的导盲讯号很金属，通行和等候以节奏快慢区分，直接实际而体贴。美国的简单明了，马路两岸交互嘟嘟发声。而在台北，混乱复杂的系统需要盲人先辨别两种鸟声和正确的东西南北方位，才能过马路。一天我和一位盲人聊天，他说盲人不会用台北的导盲系统，除非受过训。

聆听聆听

人们常常引用约翰・凯基在无响室里感觉到的特殊经验。不过我走进日本 ICC 艺术中心的无响室，却有不同的经验。那是一种自我与环境隔离的，身体无法定位的晕眩，一种水下的窒息感。

回想后我发觉，那不仅是“无声”的状态，根本是失去了听觉的“失听”状态。那是它可怕的深层启示。之后我体会到声音、听音在动物生存层面上的绝对必要性，才更懂得正视、更敏锐地思考周遭的声音。

台北街头导盲音讯系统所表征的，不仅是对盲胞的不屑，对声音原理的不知，更是对聆听的践踏。

没错，聆听一事，被践踏至此。因为在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听觉失去了它的原始意义和必要性。都市人被完全多余的声音持续轰炸。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长年下来，我们的听觉不断退化、萎缩、麻痹。而随之发展出的寂静崇拜和自然音向往，其实对听觉态度并无健康的启示，反而在现实中造成更多的痛苦，给耳朵加上了一把锁。

真正开放的聆听，不是一句口号，不是生活时尚。听音，是自己的生命、私密存在的一部份，极重要的一部份。生活中的声趣，就在当下现世，不只鸟叫虫鸣水流。多听听您周遭的人文声音，可以听出许多趣意。听，反思，反听，就是快乐，就是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