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木掩映的国子监街的中段往北，我拐入一条笔直的胡同，去寻找北京城市肌体上的一处“创伤”。这里说的“创伤”只是个医学名词，并无褒贬的含义。我找到了它，箭厂胡同38号，和Google地图上显示的图钉位置可能有些偏差，因为这个地方太小了，已经超出了卫星地理定位技术的能力。它大约有15平方米，原是个临街的小店铺，紧挨着一个大饼店，这是它可辨认的参照物之一。从2008年起，这里变成了一个当代艺术空间。它就像是一支箭，从远处射入这条有着好几百年历史的老胡同，箭羽上凝聚着外来的助力，箭镞上涂抹着特殊的药剂，插在这一片社区的肌体上，让其皮肤、血液和细胞都起了突变。

这一带属于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它邻近国子监，元、明、清三个朝代所设立的高等学府；孔庙，也是三个朝代皇家祭奠孔子的地方；还有雍和宫，清代建立的北京规模最大的喇嘛教黄教寺院。因为文物建筑密集，这里一直是北京比较热门的旅游点，同时也实行对新建筑限高的政策。根据统计，箭厂胡同所属的国子监片区的住宅用地为19.65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54.50%，是一个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社区，人口密度为每公顷660人，偏高。(1) 箭厂顾名思义是古代生产弓箭的地方，二战期间驻京日军曾用作军火库，战后这里又变成民用仓库和宿舍。现在的箭厂胡同是一条典型的后巷，它避开了热闹的旅游区，相对保持了单一的居住功能。在这里，人们一大早起来要到公共厕所排队，胡同里的小商店提供简单的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到了黄昏下班的人和车来来往往，晚饭后胡同很快归于寂静。

位于38号的箭厂空间，明显流露出一种对当代艺术远离市中心的市民生活，偏安于郊区的阔大工作室，或聚集于旧工厂改造而成的商业画廊区的现状的失望。它的几个创办人，手中除了世界各地的电邮地址和联络电话外，其它资源非常有限，现金更是少得可怜。他们用很少的钱把这个地方租下来，几乎不进行任何修缮和装饰，一系列的实验便随之展开。它也许算得上北京最小的艺术空间。发生于这里的展览和作品几乎全都是Site-specific的，所有艺术家都被要求针对这个特定的空间，或这条胡同，或这个片区去发展他们的创作项目。可以看出，让当代艺术回到社区的日常生活，是他们的野心。

倪海峰，维瓦拉迪法兰西(Vive la Difference), 2008年。

有不少项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8年11月，艺术家倪海峰邀请胡同附近的一个家庭服装作坊和北京一家法国和澳大利亚背景的高级时装订制工作室，同时使用各种不同织物的边角料，根据爱马仕(Hermès)的一个款式，分别制作两套时装，在空间中以橱窗的形式展示。这个项目命名为“维瓦拉蒂法兰西”(Vive la Difference)，颇具讽刺意味：两件衣服看似相同，但生产过程却迥然有异；两组劳动者均属于北京的外来人口，但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它们的对照加深了我对箭厂胡同这样一个平民生活区的认识，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对社会流动和阶层区隔的想象。同样性质的劳动，在胡同的小商业和外面世界的高级订制交易模式中一定会被兑现成不同的价值，它们的巨大差异让人吃惊。人们可以自由地在物理空间中流动，可以轻易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但要从较低的社会阶层跨越到另一个较高的社会阶层，却绝非易事。艺术家藉此触及了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议题。

王功新，与邻居无关(It’s Not About the Neighbors), 2009年。

2009年1月，艺术家王功新在箭厂空间复制了隔壁大饼店的店面结构和形状。白天，胡同里的居民看见两个相似的大饼店，但一间在正常营业，另一间却是空的；夜晚，大饼店的纪录影像被投射在艺术空间的假店面上，两者相似性更高，但一个是现实，另一个则是现实的影像复制。这个幽默的影像装置作品在向路人或观众发问：箭厂空间与它旁边的大饼店是何关系？艺术是否应与现实比邻而居？艺术是对现实的复制吗？艺术与现实是否互为镜像？……王功新只是呈现问题，他没有给出答案。给出答案的是另一个艺术家张培力，他2010年8月在箭厂空间安装了一个靠机械驱动的假墙，随着它由内向外的移动，墙上的一个光斑由大变小——这个作品切断了与现实的任何联系，拒绝任何意义的解读，它就是一个机械装置，一个简单的物理学现象。如果他把这个视为艺术，那么艺术与社会环境和生活现实就是毫无关系的。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体现了箭厂空间所赋予他们的自由：它只是提供空间，开放讨论，并不强求一致。然而这种开放性并不影响箭厂空间的立场：它本身就在胡同中，只要这些作品被路过的居民看见，引起他们的好奇，其实就已经与现实发生了关系。

张培力，箭厂胡同38号(38 Jianchang Hutong), 2010年。

以箭厂空间介入城市现实的野心而言，单是把艺术活动的地点内置于市民的生活场景，只求引起关注和围观显然是不够的。要抵达现实的深处，必须进行社会动员，必须展开社区对话。2010年2月，艺术家聂幕受到互联网的“自媒体”(Me Media)观念的启发，尝试在胡同里建立一个临时的社区电视台，他动员胡同里的居民和北京其它地区的人员来到箭厂空间进行表演和对谈，录制成模拟的电视节目在空间里播出。整个活动持续了四个星期，人们的积极参与使节目不断丰富，从相声、曲艺、魔术和乐队的表演，到厨艺、体育比赛，到社区采访、清谈节目和新闻联播，各种形式，无所不包。这种充满着狂欢气息的草根电视节目，以一种玩笑的形式，消解了通常由国家和资本操控的媒体权力，释放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能量。它可以说是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而形成的民间意见表达和娱乐潮流的一个线下的版本。在官方或商业媒体之外，另辟表达通道，从政治的层面来说，也是老百姓的一个自我增权(Empowerment)的过程。

聂幕，我台(Channel Me), 2010年。

在调动胡同居民的参与性方面，艺术家李景湖在2010年3月实施的“雪人”项目收效也甚为显著。他用大量的卷筒卫生纸在箭厂空间堆成了一个“雪人”，同时也把大量食盐和洗衣粉等日常生活消费品放入空间中与卫生纸一起对胡同居民出售，把这里变成一个有时限性的小商店。随着居民们在这里的消费活动的进行，货品越来越少，直到最后变空。空间由满变空的过程，不仅计量出这一片社区生活用品的消耗时间，更令整个消费行为变得可视化，令“消费”在一个特定空间内变成可展示、可观察和可分析的样本。物质消耗一直是城市研究的一个有趣的切入点，在本雅明的写作中出现的“城市漫游者”(City Flâneur)，也可被理解为拾荒者和收藏家：他无所事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游走，收集人们丢弃的垃圾，从这些消耗物的残余来探讨城市生活的秘密。李景湖没有展开“漫游”，反而采取“定点”的方式来聚焦城市物质的消耗。有意思的是，这是由艺术家与胡同居民共同完成的项目，它呈现出双向的参与性：艺术家通过促销的手法进行社区动员，他的销售行为参与了社区的商业活动；而胡同居民则通过购买参与了艺术家的创作项目。

李景湖，雪人(Snowman), 2010年。

箭厂空间的出现，放在十年前的北京是不可想象的。那个时代的城市管理者，每天都在为管治和约束圆明园和东村这样的自由艺术家聚居区而头痛。今天在胡同里从事公开的艺术活动之所以被允许，也许跟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关，像798这样的艺术区在商业上的成功也改变了政府对艺术家们的观感。在箭厂空间的组织者和艺术家们在胡同里摸索着前行时，他们仍会与城市管治部门正面相遇，只不过，由此引发的故事已经不是圆明园或东村的版本。2009年11月，空间的创建者之一、艺术家王卫被房主告知辖区警员有可能要与他通电话商谈有关空间的事宜，这使他马上忐忑起来。以过往的经验，在居民区搞艺术活动一定会被警察干涉，王卫在心理上提前进入了被审问的状态。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在空间接下来举办的一个群展“就在拐角”中，王卫还是用LED的形式，展示了他在那个事件之前假想的与警察的对话，以此来为自己的后遗症解嘲。显然，政府对艺术活动的管治比以前宽松多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故事证明还有不少东西是不变的：2010年5月，箭厂空间听从辖区派出所一位民警的建议，用大半个月的时间来播放了一部名为《骗术揭密》的治安宣传片，并把它列为艺术项目之一。他们之所以同意这个展出，是因为它表明在今天的北京，密布于城市各处的权力末梢——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仍然在尽职地监管着一切，而那些在基层任职的警员，仍然把艺术或艺术空间等同于宣传工具的一种。

箭厂胡同辖区派出所民警，治安宣传之骗术揭密(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 The Art of the Scam), 2010年。

“就在拐角”是箭厂空间的第一个群展，参展艺术家共有14组，来自世界各地。它使用的场地超出了15平方米的室内空间，延伸到屋顶，其它店铺，胡同里的树、垃极桶、电线柱等等。它的策展理念表明，箭厂空间不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展示空间，更是一个致力于构建更大精神维度、可自由变通、行动灵便、具伸缩功能的艺术机构。得益于当代艺术越来越普遍的全球流动性，这个蜗居在北京胡同深处的另类微型空间一直在不断地打破地理上的界限，展开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在2010年5月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所举办的全球独立艺术空间展示活动No Soul for Sale中，它就把自己的展位交付给当地的一位策展人和两位艺术家，让他们代表自己去策划和制作展览内容。而它今年的最新项目则是与爱丁堡和伊斯坦布尔的两个相似的艺术机构（拥有超小的临街空间、低成本、非牟利等等）结成联盟，通过互借空间策划展览，交换艺术家计划，合作流动艺术集市，来“一手翻转世界”(Turn the World by Hand)。这种强调流动性和合作性的策略和操作方式，把2000年以来在全世界各地不断出现的“替代空间”(Alternative Space)的实践提升至一个全新的层面。

这支迅疾飞驰的箭向人展示了它令人惊讶的射程。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收回，看看它到底为北京国子监这片熙熙攘攘的历史街区注射了什么特异的药剂。在箭厂胡同北端，一条叫五道营的胡同已经慢慢开始热闹起来，那些低矮的民舍开始变成咖啡馆、酒吧、餐厅和时装店，一个新的时尚商圈已在此形成。它复制了南锣鼓巷的成功模式，靠民间小资金自发在这儿投入，慢慢凝聚起人气，完成了它的转型。从城市更新的角度看，它避免了北京司空见惯的大拆大建，在保持原有的街道肌理和风貌的同时，生长出一种新的经济生命力，这是一种不错的模式。可是，它已经从一个原住民在此生老病死、细水长流地过日子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游客蚁聚、人流不息的商业街区，用Marc Augé的话说，就是从一个凝聚社会关系、历史和身份认同的“地方”(Place)变成了一个没有社会关系、历史和身份认同的 “非地方”(Non-place) 。(2)  “非地方”在世界各地都是相似的，而“地方”则保存差异。所幸的是，箭厂胡同目前还没有变成这样的“非地方”。

箭厂空间在这里的植入，并没有把这条胡同变成像798艺术区或纽约Chelsea画廊区那种相似的“非地方”，它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种企图。它对租来的空间没作任何改建，保持它的原貌，但为它带来密集的艺术活动，这些活动既努力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又为他们带来新鲜的体验。它是一个具亲和力和开放的公共空间，不仅有艺术家的投入，也有当地居民的参与，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开启了一种良好的对话。它没有一般美术馆或画廊那种高蹈的姿态，要对普通人施以“教育”，或待价而沽，而是低调地开在路边，等待着大家的发现，然后像搭讪一般，慢慢地发展一种友善的关系。它不是把艺术硬塞给他们，而是激发他们的潜力。它了解这儿的人情世故，尊重这儿的历史，用艺术作品丰满这儿的记忆，通过社会动员来增进社区的凝聚力，加强人们对这里的认同。它埋下艺术的种子，开出现实的花朵——它让这条胡同继续成为一个“地方”。

2011年3月5日，北京。

注：

(1)《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172－173页。

(2) “If a place can be defined as relational, historical and concerned with identity, then a space which can not be defined as relational, or historical, or concerned with identity will be a non-place. ” Marc Augé,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translated by John Howe, Verso, 1995, London and New York. 第77-78页。

题图：王卫，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I Won’t Make Any Trouble for You), “就在拐角”群展，2009年。

本文首次发表于《箭厂空间三年书》(3 Years Arrow Factory: 2008-2011, Sternberg Press, 2011, B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