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破报 文／林易澄 摄／陈艺堂

在採样音乐之后：有技术就有政治

—— Bob Ostertag & Pierre Hebert台北演出与专访

「如果Kraftwerk按了啟动键就下台一鞠躬，那还算不算一场Live？」一直到下了捷运的时候，我跟朋友都还在讨论现场该怎麼去界定，那大概是因為Bob Ostertag跟Pierre Hebert那天的演出跟Kraftwerk之后三十年来电子音乐的发展全然不同的关系。他们没有一套预先编好的东西，只有在表演的终端成型的作品，这使得每个观眾都会在那些碎片裡面看到一些故事，却又很难向不在那裡的人说明到底看到了什麼。

在我们的邦交国萨尔瓦多内战结束的二十年后，曾经与当地游击队并肩作战，撰写一手报导给各国左翼刊物的Bob Ostertag终於来到台湾。在旃陀罗唱片的宣传海报上，多少还是凸显出一股激进的色彩。他在1991年的专辑Sooner or Later裡所採样（sampling）的，葬礼上哭号著父亲被射杀的萨国男孩，想来跟我们一样都要30岁了吧，但是每次听著那一再反覆的呼告，在经过调变的电子合成声裡，脑海总会浮现起Bob在唱片内页写的句子：「这裡的死亡没有上帝的荣光，如果想要找到什麼称得上美的，你得靠近再靠近，直视蚊蝇、土铲与男孩，那些真正在那裡的东西。」

只是那晚在华山的Live Cinema演出裡，感受到的却不是这麼清晰的激越政治意识，反而像是万花筒般，抛出许多碎片与疑问。Bob把西门钉路边买来的瓦力机器人放到台上，跟小狗的布偶对打，透过摄影机转為数位讯号，叠合在前几天的苹果日报和上礼拜的人民日报上，加上Pierre变换的涂鸦及他右手的影子，共同形塑著不断被打破的结构。电玩的摇桿在他手上发出嘰嘰逼逼的音效与开火的吶喊。投影机打出蒋的光头和毛的光头，城市的土风舞与行进的宪兵，而蜡笔线条的鱼群像是飞弹，在「和谐」的字样中穿行。

当最后纸折的金元宝在清明节的晚上烧起来，银幕上剩下恐龙与树丛，看著这个有些嘲讽、有些童趣、也带著些残酷的故事，不禁会想，六十岁的Bob跟年近七十的Pierre，是否也告别了革命，关注起生活裡的微小事物？

新的技术，新的政治

但是，当你连起他们一路走过来的道路，便会知道这并不是什麼爆破大叙事解构意义的后现代拼贴艺术，而是召唤意义的参与过程。在那些彷彿政治不再之处，我们更能看出他们作品是「政治的」。通过隔天的访谈与工作坊，我们得以一点一点理解，他们现在的作品与现在的政治。

从1960、70年代开始，Pierre跟Bob分别投入动画电影和电子音乐的工作，也在不断的尝试中，反思各自技艺领域的系谱。Bob提出了”why computer music sucks?”，直指学院派现代音乐的故步自封，Pierre则回溯木偶剧场的歷史，讨论表演者的身体在现代动画中消失的过程。他们共同质疑的是，在近代的机械技术下，艺术作品呈现在观眾眼前时，越来越显得完满自足，抹去了创作者的双手与建构的过程。Pierre引述义大利政治哲学家Giorgio Agamben的观察，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并不在於生產主体，而是生產去主体的状态。

对他们来说，作品中的政治不仅是关於某一场内战、某个组织、某个强人，也关於人的处境，特别在当前，技术与我们的现实的关系正在变化，「如果我们要讨论2013年的政治，却不涉及技术，那麼我们什麼都没有谈到。」你必须去认识在物质的条件下，自己能做的是什麼，限制又是什麼。

Bob说：「现在我比较少作採样的作品，毕竟过了很长时间，它变得有些老套，每个人都在作。可能有些人会希望我继续作像Sooner or Later、All the Rage这样的作品，希望我继续当一个政治作曲家，但我不想一直重复。」在1990年，採样作為一个新的技术，连结起新闻事件与音乐，但是现在新的介面正在蔓延，重新定义了人跟机械的关系。

「当电音键盘发明的时候，乐手在舞台上这样那样耍弄，像个摇滚明星，可是创作者的身体跟声音的联繫反而被削弱了。」这十年来，他开始用Max/MSP程式撰写自己想要的控制软体，ipad跟智慧型手机的流行，也让他感到新的改变的出现：「ipad深深改变了电子音乐的可能性。它没有固定用途的设计，可以是键盘、是鼓、是连接器、合成器，你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而且它很便宜，你花10块美金就可以在app store找到很多新的想法。」

「很多人对新的技术感到兴趣，他们会到麻省理工、史丹佛、微软，那边有最贵的机器；但是我想，如果要看到世界真正在改变的地方，你该看的是到处都有的技术，这才是最有意思的。」他说，一个玩具兵、一辆塑胶坦克，有这些的地方就有政治：「当我说我不再作那样的东西，并不是说我的作品裡面就没有政治。」

离开座位，进入现场

这样的思考，也呈现在Pierre的演出中，透过双手的影子，他把创作者的轨跡带进动画，使得观眾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完整的现成作品。当观眾在银幕上看到动画生成的痕跡，察觉到其间的物质性与技术性，这时观眾便离开了安全的观赏座位，被带进到充满疑问、探索、思考的现场空间。

Pierre说：「我的动画混合了两个部份，一边是真实的物质的东西，一边是在过程中建构的涂鸦。这并不是做好一次，就可以用在每一场演出的东西。在演出和演出之间，我会在各个城市的街头观察可能的素材。有事前预备好的材料，但也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所以你会看到芝加哥的报纸、北京的报纸，你必须一步一步地思考这一场演出到底要表达什麼，这是表演者与整个过程的关系。当到了一个新的城市，我想捉捕的是这样的东西：苏州的水池裡的鱼、台北夜市卖的玩具鸟，它们折射出了这个城市的状况。」

在这个游击队放下枪枝进入议会，新自由主义体制下不再有革命，一切都「好了」的时代，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新的战场的诞生。数位技术的创新可能让人更自由，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控制，更可能的是，让人在自由的幻觉中忘记了被控制的实质。听著Bob对当前音乐工业生產的分析，某个瞬间，你会觉得他仍然身在中美洲的丛林裡，在地图上拿著恐龙的玩偶比划著新的战术佈署。儘管有时看起来像后现代，骨子裡他仍然是个歷史唯物主义者。各色各样的素材在我们的周遭堆起，你不能只是买票进场，而得让自己成為现场的一部分，询问你要怎麼样去生活。

那也就是他所说的：「Glenn Gould在”The Prospects of Recording”裡面，预言未来有了可以编辑录音的技术的时候，将会有一种新的聆听者，他们会篡夺权力发起政变，然后听眾会变成艺术家。这是艺术的终结，因為艺术不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他非常乐观。Gould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钢琴家，但他觉得这与我无关，他痛恨这个，在这一点上，他是我的英雄。他是一个革命者，察觉到未来的裂缝与开口，而今天，我想我们就生活在那裡。」

引用小白小白的发言：
来源：破报 文／林易澄 摄／陈艺堂在採样音乐之后：有技术就有政治—— Bob Ostertag & Pier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