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CLARE PENNINGTON报道

北京——据说在2000多年以前，两个僧人用一匹白马驮着最早一批佛经来到了中国。

中国先是接受了印度的宗教信仰，后来19世纪又从印度进口鸦片与棉花。

德嘉·沙的作品《歇斯底里：强直性昏厥》(Grand Hysteria, Catalepsy) 是这次北京“印度公路”展的展品之一。

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内巴哈提•科尔的雕塑作品。

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却成了不和睦的邻居。继1962年的中印战争之后，两国边界的紧张状态延续了几十年，双方之间总有小小的相互猜疑。 

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不能指望一下就得到解决，但两国之间加强对话的趋势已经开始暗暗涌动，至少在文化前沿是如此。

用印度女子的眉心贴(bindis)拼成的绘画、在孟买家具市场里制成的雕塑、以及用废弃金属建造的微型城市……这些印度艺术品和几千年前的佛教经文一样来到东方，走进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这是中国最著名的现代艺术馆之一。

展出名叫“印度公路”(Indian Highway)，由尤伦斯艺术中心和伦敦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共同主办。“印度公路”展出了29名艺术家的130件作品。它是一个巡回展，最初于2008年在伦敦展出，但在每一站都会呈现新的面目，不断有新的作品、艺术家和策展人加入进来。每一站在布展时也会重新进行设计，加入主办国的若干元素。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印度艺术展，事实上，在中国，任何形式的印度文化展都非常稀少。

尤伦斯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Phil Tinari) 去年年底上任后不久就邀请蛇形画廊将“印度公路”带到中国。今年1月和2月，田霏宇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创始人盖伊·尤伦斯(Guy Ullens)一起去德里、班加罗尔与孟买旅行，为这次展览打好基础。

苏达山·薛堤的木雕作品。后面的墙上是苏伯德·古普塔的装置作品《脱鞋洗手》(Take Off Your Shoes and Wash Your Hands)。

该展览不乏争议。西方人经常盛赞印度是民主社会，并将其与中国的专制体制进行对比，但该展览在北京展出时，印度官方却因为“政治原因”，成功地要求主办方撤下了一件展品。上个月在印度外交部在德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确认，印度官方要求尤伦斯艺术中心撤掉德嘉·沙(Tejal Shah)的作品《我爱我的印度》(I Love My India)，因为它具有“政治争议性色彩”。

在这份影像作品中，艺术家回放了他在一次娱乐活动中对人们进行的采访，采访中询问人们对2002年印度古吉拉特邦印度教极端分子对穆斯林的暴行有何看法。有些受访者认为是印度政府的腐败与民主体制的失败造成暴乱中有数百人丧生。 

总的来说，印度驻华大使馆对这次展览持支持态度。它资助了两名艺术家来到中国，还帮助展览寻找赞助者。

“目前这个阶段，这样的交流在更高级别的官方层次上是不可能发生的，”田霏宇在6月24日的展览开幕式上说：“中印艺术交流非常复杂，涉及很多方面，而且印度并没有这么多发达的艺术场馆可供这种交流之用。”

“印度公路”的上一站是罗马，这次展览的大部分展品都是从那里运来北京的。田霏宇说，这次展览规模大，而且运入中国的艺术品要经过中国官员的全面审查，这些都为在中国举办展览增加了难度。

“最后，离开幕就剩三天半的时候，展品才到达展区，”他说。

从2006到2008年，北京的阿拉里奥画廊(Arario Gallery)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各自举办过一次印度艺术家的合展。这些年间，阿拉里奥画廊曾将总价值250万美元的30件印度艺术品卖给了中国买家，但中国收藏家的兴趣似乎在渐渐消退。艺术家与博物馆希望“印度之路”能重新激起收藏家们对印度的兴趣。

“很久以前我就想来中国，和这里的人们交流，”来中国参加开幕式的参展艺术家戴安尼塔·辛格(Dayanita Singh)说。她还说自己想在中国做一些作品。 

尽管艺术界热衷于这样的文化交流，展览却在中国引起了复杂的反应。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与人口最多的专制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竞争，两国长期被这种竞争所带来的焦虑困扰着。军备竞赛与经济实力的竞争齐头并进，两国的媒体也从舆论上进行较量。

这种竞争意识在艺术领域内也相当明显。去年，《印度经济时报》(The Economic Times of India)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当代艺术遥遥领先于印度》；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贴在了几个互联网论坛上。 

中国国有报纸《新京报》在报道这次展的文章中问道：“印度是否会火过中国当代艺术 ？”一个中国网民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这次展览“说明我们两国之间正在进行激烈的暗战”。 

有些中国人担心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艺术品的重要收藏家盖伊和米丽恩·尤伦斯(Myriam Ullens)夫妇，会把兴趣从中国艺术转向印度艺术。去年他们拍卖了105件中国作品，而这次北京展览中有几件印度艺术品是他们的新藏品。

在线拍卖网站“萨伏隆艺术”(Saffronart)的总监迪纳什·瓦齐拉尼(Dinesh Vazirani)认为，这样的顾虑“有趣但却很奇怪”，因为去年中国艺术品在国际拍卖会中的成交额占到总量的41%，印度艺术品则连1%都不到。他说这种竞争更多是“心理上的”。 

对于这次来到北京的印度艺术家们 （比如辛格和来自孟买的苏达山·薛堤[Sudarshan Shetty]）来说，这次展出并无竞争之意，只是一次文化沟通的尝试。

出生于英国的艺术家赫顿·帕特尔(Hetain Patel)的作品名为《耍重庆》(Being Chongqing)，是和他2009年在中国居住期间遇到的中国艺术家任乾合作的。

两个艺术家在不同的地点各自拍了一段录像，在展览中播放的影像作品里，两人各占半个屏幕。帕特尔模仿任乾的手势和话语，两人做一模一样的手势，读报纸上的同一段文字。

这个作品旨在质疑跨文化对话的基础。

许多参展作品都带有积极参与政治的行动主义意图，这在中国作品中不那么普遍。比如一个影像作品将印度地图重画了100遍，令人想起印度的边境危机。

 “我们中国人更加强大，更有实力，但是你看，这里很多作品都反映出印度人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的意识，”一个来参观展览，留名为“莉莉”的中国学生这样评价道。

她站在离《我爱我的印度》不远的地方发表了这番评论，当时这个作品还没有被撤下。

伦敦蛇形画廊的馆长汉斯·尤里斯·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和茱莉亚·佩顿-琼斯(Julia Peyton-Jones)说这次展出不是为了展现中印两国不同的优点，但两国之间的任何对话中总免不了讨论起这个话题。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中印两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佩顿-琼斯说：“如果艺术是自由文化最重要的表现方式，那么印度或许可以成为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中国借鉴的对象。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却建立起了更强大的艺术院校文化。”不管怎样，两国都致力于在艺术领域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她说：“两国之间的大规模交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