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艺术与投资

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

我对“小运动”项目的认识始于参与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在广州的小组讨论，相信不少“行业内”的观众了解到这个项目的时候都有着与我类似的经历。这是一个明确表明只针对“行业内”观众的展览，对于这个强调“自我意识”和“一次等于无”的项目来说，接触到某些片段、参与某些环节可以令同行更容易在这张延展中的平面图上找到真切的、非常个人化的出发点，有利于形成某种价值和思想认识的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运动”不止是一个展览和进行中的项目，也是一份由几位发起者提出的倡议。这几位发起者，包括刘鼎、卢迎华和苏伟，在展览现场被标注为“策展人”，然而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又都是有着坚定主体意识的独立的人，当我走进展场的时候，很难不去将他们生活里的个人经历、形象、身份和趣味，与展览的视觉形式和内容要素联系起来。而作为一个观众，或者评论家，用一种比较个人化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有着一定的历史化野心的项目，某程度上正响应了展览概念中对于自我意识的强调。这让我想起在另一个展览的另一件作品当中，我和刘鼎、卢迎华回答一位志愿者提出的“展览和作品如何被解释”的问题时，我提到“比较好的策展（包括批评）”是不惜暴露自己的立足点，并强调这只是无数观点和方法中的一种，而最糟糕的情况是对自己的立场秘而不宣，还要伪装成某种普世主义甚至是真理。

展览可以从OCAT展厅的任意一个门进入并开始观看，前言以简洁而不迁就的方式述说着主题，并明确地提出受到过去的两个展览——“一次等于无”（2008）和“个体体系”（2005）——“复制、重提和重新运用”概念的启发。从这一点上说，“小运动”没有试图掩盖自己不具普遍性的立场。与某些机构或者双年展发起的类似项目不一样的是：在这里，“机构化”的面貌并没有盖过发起者对于异质性的自觉，机构文献展惯常的“中性”格调和无所不包的“知识库”结构，在这里变成了“异质性”的介入和“个人化”的采集。通过现场的文献图片，可以看出展厅确实相对忠实地复原了“一次等于无”和“个体体系”虚线围合的展墙结构，这为较大量的文献和海报创造了大面积的展示空间。对刘鼎熟悉的人可能会辨认出色彩运用和形式感方面的个人化标签。“小运动”的出版物（我拿到的是一个样书）中相对复杂的结构和主题归类方式，在展览现场则被极简主义的视觉风格均一化了，这反而有利于对相对庞杂的展览内容的进入，也令到这些相互之间关联并不明显的项目有了某种统一性和明晰性。

然而这种第一印象上的“中性”和“温和”，在停下来观看某个讨论录像的时候就被打破了。通过反复的“在场”（有策展人和被邀嘉宾参与的，与展出项目相关实践者的讨论和对话），策展的居间调停（mediation）不再呈现为一种无可无不可的隐秘事业，而是对于策展人作为个体对所选项目进行思考的公开宣示。在某几段并不完全轻松和谐的谈话当中，看得出提问一方的有备而来，这里的“备”不仅是资料的调查和准备，更是对于提问出发点的预先设定。这种貌似咄咄逼人的态度演绎了实践者们在一个缺乏自我反思的制度当中的迫切感，又为这些相对松散的实践和项目加上了策展方态度鲜明的注脚。对展出的各个“小运动”的选择，有一种与发起者本身的个人游历、工作路线相关的随机性，使得项目在鲜明的个体体系和多样化的实践模式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不至于演变成某一强势自我意识的拼贴组合。然而，如果不观看讨论录像，并且至少在相当部分录像前面停留10分钟，这个展览就可以被看成是另外一个、更加普及和入门级的文献展，为一般观众介绍了很多“另类”的艺术实践形式——这一切就像是一部可以被加入或削减场景的电影，可能有无数个剪辑版本。

所有展出的项目或实践被按照“自我定义的焦虑”、“个体体系”、“远离群众，不期而遇的遭遇”和“什么是知识”四个章节进行分类，但这些分类在展厅空间里并没有被过分强调，每个项目都相对独立，呈现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面世界”。从进入展览的角度来说，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可能更有利于观众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熟悉程度进行重新的想象和划分。尽管在将来，“小运动”可能会有更多对于个体实践的研究，但不少参展项目实际上还是以某种集体或合作方式展开的。政纯办的对谈中提到了“对于小组的警惕”，而其他的一些自我命名的艺术家组织形态，如“公司”和“小制作”等，都多次提到了个体的独立性和组织的相对内向、自由和松散，似乎个体随时随地都处于可能被任何形式的集体“泯灭”的处境当中。相比之下，西方和前东欧地区艺术家的自我组织和集体形态却有不少是刻意消亡“个体”的，制度上甚至会最大程度地保障一定的集体决策和行动，有的更结成牢固的终身合作关系。“哥本哈根自由大学”和“自由艺术家世界大会”并不属于这一类别，属于源远流长的“无政府主义”集体合作案例之一，不能提供“个体性”和“集体性”对比的直接参照。中国艺术家和实践者们往往将“自我”设定成一条必要而且可见的安全通道，可能保有对过去的集体主义或帮派运动的恐惧和抗拒，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主体性叙述在中国现当代艺术话语当中长期缺席。不过，缺乏集体的个体和缺乏个体的集体一样，最终都无法成为改变现实和构筑愿景的行动主体。

“珠海会议”部分三位策展人与王广义的讨论，似乎又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以上对于“个体和系统”关系的思考。王广义说到今天的艺术系统与过去的艺术系统最大的区别在于“今天的选择更大了，问题在于选择什么，而人们又都选择了这个”。张培力在谈到教育系统的时候也提到“原来的（系统）是显现的，还可以反抗??”这些体制内的“幽灵”，曾经都是一种无选择的集体压迫，今天却都转化成了更加隐秘而内在的形式，甚至以其他个体的面目出现。各种转入暗流的自我与集体、现实和想象的对抗，通过陈侗的《被审判的机构》被置换成可见的“权力”与不可见的“个体机构”之间“审问和被审问”的关系，这个录像也成为整个展览中最出彩和最切合主题的一件“作品”。相比而言，这些对所在语境充满历史认识的个体和他们的实践，要比一些新近出现的自我组织或中小型机构更具有启发性和参照意义，也是展览中最具文献价值的部分。而一些国外项目，包括“全球艺术与美术馆”、“概念商店”、“一次等于无”和“联合国广场”等，本来就是相对完整和系统的机构化实践，在本次展览中，策展人作为创作主体对这些项目的介入和研究却相对有限，似乎在真正意义的全球视野上仍然有待展开。

不过正如所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事物一样，“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强烈的项目，很自然地对其他一样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事物或项目表现出兴趣和关注，互相吸引，并彼此激发。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跟展览概念中提到的，阿甘本的“微弱的信号”并不矛盾，自我机构化需要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权力博弈，同时又要保持“微弱的信号”，时刻提示并量度着机构与权力之间应该保持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