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被抽掉了那个主人-能指，我们的当代道德生活没有了紧张感，经典作品中的道德、伦理冲突对于我们是太松软了，它们需要被重新绷紧。所以，在批评这些经典作品时，我们必须对其故事作一些重写，将其中主要冲突推到新的张度上。

比如，我们应该去挖《红楼梦》里到底林黛玉有没有出艳照门？贾宝玉其实gay？他与林黛玉是真心相待，不愿意伤害她，而反正薛宝钗把不得与他做deal，于就愿意于她做名义婚姻。一下子，这个作品在当代突然也生猛起来，让读者难堪起来，那就有办法了。

巴尔特称这个为“故事的利息”或历史的利益（III，231-232）；一座房子结构二百年来没动，但里面的租关系最近大变。在写作中，作者总是被两方面的利益牵扯。一是历史指称，要有板有眼，读者才能信以为真，作者总像米歇莱那样说一些过头的细节，而在最要命处却打模糊眼。二是故事的当场热炒，非要端上来热腾腾，让你跑不掉。故事的利息：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那俄狄普司情结的支撑，我们大半辈子子相熟的老故事后面更有东西可挖；故事陈了许多年，它一定有一些东西可以回报给我们的了。是什么构成了贾宝玉这个主体的命运？那一定是故事里的许多指称式确定：gay不gay，恋足不恋足，喜欢写诗的女人，所以是天生喜欢从背后操她等等；可以用不同的因素来炒出同样的命运。我们当代读者需要这些主料和配料，才能炒出贾宝玉的“主体”的命运。

在评论布莱希特时，巴尔特说，最有力的颠覆，是在已有的故事后面加上新的情节，不断往往下讲。这么一添，是恶毒的颠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已让专家那么不爽，要是我们写它二百四十回呢，我们可以完全推翻汉语文学史了？

要么做故事再拖长。要么是在那些很专制的句子上接着写，拖到它象裹脚布那么长，这是我们战胜专制意识形态以及它所霸占的那个文学史的办法。在专制的句子上继续写，巴尔特认为，这是一种爱的姿态，是将它的肚子日大，然后收管它。



转自理论车间百度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