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十二月的首尔寒冷程度比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刚到的晚上去酒店外面的小街上找了个苍蝇馆子，一个人点了碗大酱汤，就着周围喝得满脸通红的韩国大叔身上散发的酒气咽下去，才感觉活过来了。明晚国立现代美术馆（MMCA）和SBS基金会联合主办的“韩国艺术家奖”（Korea Artist Prize）颁奖典礼必定人头攒动，又要作为媒体参加，又要讲英语，想想就心累，深悔没学过朝鲜语，不然就能走遍东北亚，哪哪都不怕了。这是种颇为奇妙的心理。在语言学习上，我走了一条完全标准的现代化道路：从四川话到普通话，从普通话到世界普通话（英语）。离开四川之后，切换到普通话，没有丝毫勉强，只觉得方便。离开中国呢，如果到英语国家，只好讲英语；但如果是非英语国家（特别是东北亚，东南亚不好说，没怎么去过，印象里哪儿哪儿都是外国游客），就总会有抛弃“普通话”，入乡随俗的冲动。英语的问题可能在于，你学会了语言，但不一定会连带的表情动作，说的时候老觉得在cosplay。丸山真男在《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写过，外国人常常批评日本人不懂社交，社交精神可不是大家聚在一起吃吃饭，跳跳舞就完了，需要所有人都始终保持一种让彼此对话朝向一个更具普遍性、更丰富的层面发展的精神准备。精神准备！亚洲人在精神上的懈怠可能是共通的，在日本的时候，跟着日本人一起点头哈腰，哪怕不诚恳，也不会显得生硬。现在到了韩国，看着邻桌在烧酒作用下使劲儿嚷嚷的大叔们，真是恨不得自己也能蹦出两句한국어，与这凛冬屋檐下温暖混浊的人情沆瀣一气。我的心态还是不够上进，明天得表现得专业点儿。

没有想到第二天美术馆突然通知颁奖典礼取消了，原因是本届四位评委之一Jessica Morgan（Dia艺术基金会总监）航班故障，不能按时到现场看展，也就无从参与评审。最终结果的发表推迟到2018年一月。于是预想中的领导致辞，获奖人感言、合影、酒会突然都没了。人生中难免碰到意外，这次是意外的清静。回想9月底跟一群外国记者一起被Japan Foundation拉到横滨BankART Studio参加“日产艺术奖”（Jessica Morgan也是评委之一）的颁奖典礼，近一个小时，不懂日语的记者们站在或坐在台下听完了几乎没有任何翻译的颁奖仪式和新闻发布会，估计所有人内心都充满了黑人问号，但同时作为参加press trip的老手，大家也都养成了客随主便、顺其自然“佛系记者”的良好心态。大多数时候，形式比内容重要，尤其是颁奖典礼。

跟美术馆约好的下午四点，上午无事，就先去三清路逛逛。这条路上不仅有MMCA首尔馆，还聚集了不少画廊，Kukje、阿拉里奥、学古斋、PKM、贝浩登都在沿线，而旁边紧挨的就是景福宫、青瓦台。这就好比把798搬到天安门和中南海边上，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觉得新鲜，第二次还是觉得新鲜。Kukje画廊正在展出美籍韩国艺术家Michael Joo的近作。Kukje在韩语里就是国际的意思，代理的艺术家也大多是国际大牌。Michael Joo之前学过生物，擅长在作品中为自然力赋形：人的呼吸、能量的消耗、天气的影响……K2展厅二楼空间墙上，涂上透明树脂在独岛（Dokdo）上晾晒72小时，再用硝酸银定形的一系列深褐色画布安静沉稳；K3展厅里，以朝鲜半岛三八线附近丹顶鹤飞行路线为原型制作的悬挂动态雕塑在半空中叮当作响，轻盈通透。Kukje画廊的Hyejung Cho告诉我，艺术家选择独岛或三八线并没有特殊的政治含义。也不必有，两个地名就足够，其他留给观众自行脑补。随着当代艺术沿“后人类”、“后网络”、“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一路奔向某个面貌未知的“无人地带”，现实政治和历史纠葛的人味儿明显太重了，在艺术里只能退居为背景，好让批评家可以不失时机地称其为“不合时宜的沉思”，老百姓可以在里面找到“诗和远方”，而我们知道，其实都是一种你越来越买不起的奢侈品。

所以，现实越沉重，艺术越崇高，当展览空间层高达到14米时更是如此。今年的“韩国艺术家”奖入围者之一Kelvin Kyungkun Park把MMCA首尔馆连接一号厅（地上一层）和二号厅（地下一层）的高挑中庭改造成了一个气势堪称恢宏的沉浸式空间。正对的两面14米高的展墙完全被投影覆盖，影像来自展厅两端斜上方一对摄像头拍摄的实时监控，图像经过了处理，所以观众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辨认出自己。展厅里，顶端装有步枪的机械装置排成两个方阵，中间留有通道，观众可以进入方阵内部。这些步枪每隔几分钟会自动“上膛”，发出的巨响会带动地板上的一对声音感应器，使投影的颜色发生剧烈改变。身处枪阵中间，确实会有种压迫感，就像平时看到人行道前面没人，就想闭着眼睛走路，最后也走不出很远。前几天来看过展览的朋友跟我预告说这是个“直男癌”艺术家。但实际上这件作品缘起于在美国长大的艺术家被召回韩国当兵的两年军旅生活，中心思想可被概括为“十万个为什么之‘韩国大叔为什么如此招人烦’”问题。这是后话。

二号厅整个巨大的空间都给了Song Sanghee，艺术家在里面只放了两件作品，流畅地接上了中庭的气势。一件是整面用荷兰著名的代尔夫特蓝陶瓷砖拼成的大型“壁画”，远看只有蓝白两色，近看会发现瓷砖上是各种大爆炸的场景，瓷砖墙上等距嵌入了一排扩音器，里面播放着用各国语言说出的问候语，原型是1977年无人飞船“旅行者一号”带入太空的唱片。世界末日、死亡、灾难、牺牲、救赎——这些关键意象同样出现在另一侧的三频录像《重生吧，孩子》（Come Back Alive Baby，2017）中。因为需要跟着导览走，我们没能看完这件16分钟长的录像，翻译所说的故事主线索——韩国民间故事的“孩子王”（baby commander？）也听得不明就里，不过屏幕上出现的切尔诺贝利废墟，可能是德国纳粹“生育农场”的纪录影像，基因变异动物的手绘图片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暗示。现居安姆斯特丹的Song Sanghee作品有很强的文本性，包括科幻小说、民间故事、学术论文、wikipedia词条在内的文字资料在她手里和影像一样，是自由剪辑的素材。早年做过很多与女性身份和身体相关的作品，近年创作的主题愈加宏大，不过主题的凝重并不影响作品本身透露出某种审慎的抒情性。鉴于“文化挪用”最近在欧美艺术圈频频引发争议，昨天还被视为抵抗或解放手段的策略今天变成了“道德上有问题”的做法，艺术家在处理素材时表现出来的谨慎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果最近西方艺术界几次由作品引起的美术馆与观众对立让你感到是某种“道德主义”绑架，加入乱斗之前一定要三思，参见artforum.com最近一篇关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策展人峰会的所见所闻。）

楼上一号厅由Sunny Kim和Bek Hyunjin两位艺术家共同分享。与楼下的气氛不同，楼上的这两位在空间使用和作品主题上尺幅都相对“人性化”一些。Bek Hyunjin据说是当地红人，自己有个indie摇滚乐队，叫Uhuhboo Project，口碑好像不错，聊起来让我想起某些中国大叔艺术家，颇有亲切感，碰到回答不上的问题就一句话：“我想说的都在作品里，别让我解释。”如此淳朴的艺术家，作品却是完全可以想象出现在某个双年展上的“洋气”。他在展厅用胶合板搭建了一座既像教堂又像谷仓的简易结构，里面摆了两排桌凳，桌上放着一叠一叠的A4纸，纸上印着诗，最尽头的墙上装着一排粉色霓虹灯标志，标志写的是“失业破产离婚欠债自杀休息所”（UnemploymentBankruptcyDivorceDebtSuicide Rest Stop），这也是作品的题目。艺术家说他用cosplay的心态完成了整件作品：想象有人委托他为首尔千万失势失意的生活者设计一座“休息站”，他应该如何满足客户需求。来自观众的互动当然必须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展览期间，木结构内部的布置也会不断变化。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高挂在两边墙上的抽象画，很想凑近细看，问他为什么挂那么高，他回答：“挂低了美术馆要拉保护线，我不想作品被拉上线，呵呵。”开心就好。

Sunny Kim是四位艺术家里唯一的画家，中学时随家人移民到美国，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后，才由于个人原因在90年代末返回韩国。她说自己画中反复出现的“穿制服的女孩儿”对她而言代表着某种“完美的图像”。画面喑哑的色彩和主要依靠自然光照明的展厅设计仿佛都在暗示某种“失而不复得”的乡愁情绪。但艺术家认为这不是怀旧，的确，如果说作品透露出某种丧失感，这种丧失感也并没有强烈到投射出某个明确的欲望目标，或者表现出任何病理特质。不同于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的“乡土丧失”经验，Kim的感觉可能更接近于所谓“全球化”时代下的离散群体，不断适应流动的环境是他们的母题。“韩国艺术家”奖没有年龄限制，四位入围艺术家都在35岁以上，其中三位都有曾经或正在长期旅居海外的背景，可见前两年国内艺术圈讨论的“海龟土鳖”问题在韩国发生得更早。最近几年，这个问题在中国似乎也大有要以“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盖棺定论的趋势。这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如果说20世纪的前卫艺术运动建立在某种团结友爱的国际主义精神之上（想想各国达达主义艺术家杂志你给我盖戳，我给你担保的“世界同人俱乐部其乐无穷”的气氛，或者60年代观念艺术家们不辞辛劳长年累月互发跨洋明信片的热情），今天当代艺术体制运转所依靠的全球主义强调的则是竞争。还有什么比奖项评选更能体现竞争精神呢？

就连韩国文化部对MMCA第一任外国人馆长Bartomeu Mari（巴塞罗那现代艺术博物馆前任馆长）的期待也是要把MMCA打造成一座“顶级的全球艺术机构”。大韩民国大概是具有无与伦比的竞争精神。光看展览质量、展陈设计和公教项目安排，你很难想象首尔馆是2013年才开馆的（目前首尔馆正在展出的除了“韩国艺术家奖”以外，还有现代汽车系列展的Im Heung Soon个人项目、Jonas Mekas实验电影展，以及1987-97的韩国建筑展）。果川馆的Richard Hamilton回顾展，以及群展“用身体书写历史”也让前段时间过来看过的同行赞叹不已。德寿宫的场馆正在翻修，所以只有一个纪念大韩帝国120周年、略显伤感的户外项目，不过去年我在那里看了一场现代主义画家Yoo Youngkuk的回顾展，同样做得非常用心。很快将在清州开设收藏保存中心，坐拥四个场馆的MMCA可能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国立现当代美术馆。大中华地区如果想要较量，看来只能指望香港的M+了——大陆显然无法靠机构取胜，大陆的能量一直在……民间。

Kelvin Kyungkun Park聊作品的时候说起，韩国男性就像这个国家一样，过去老被人欺负，渐渐生出某种怨恨，凡事都紧绷着神经一定要比别人做得好，“所以过得很辛苦。”不知道在首尔工作两年的西班牙人Bartomeu Marí会不会有同感，哪怕有，你也看不出来，因为专业人士的必备修养之一就是要能把辛苦、欢笑和泪水全都转换为正能量并播撒出来。离开当天的媒体午餐会（餐馆在美术馆旁边小街上的一家非常地道的韩国菜馆）上，Marí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聊起网络媒体和纸媒的关系，可能跟他正在考虑的美术馆数字出版计划有关。10月底MMCA和e-flux architecture联合主办的研讨会“超人类：后-劳动，精神病理学，可塑性”（Superhumanity: Post-Labor, Psychopathology, Plasticity）似乎令他很受启发：“听完感觉我们完全是活在未来了。许煜的演讲也特别精彩。”问他讲了什么，他说忘了。精彩的演讲可能就像一场不顾一切的恋爱，过程中都澎湃汹涌，结束后总不留痕迹，难忘的是一种余味。

不管怎样，中国终于在公历年底解除了对南韩的文化禁令，我们也可以安心期待一月奖项揭晓啦。

— 文/ 杜可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