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非常现场

9月1日上午躲雨躲在房间里。
为哥德堡双年展＂玩的政治＂入口设计的壁画「笑的政治」草图。用了这个城市的地图做空间结构框架。
中午来到场地，双年展的人一个都不见。今天是星期天啊。空间黑着，找个路过的人一起找电灯开关。很少人在忙碌，负责我的策展人要今晚才到。没有梯子。我看到杂货堆中有一张带轮子大桌子，于是自己清开通道，把它推出来，又找了一张牛皮纸铺上。站在上面，比梯子还稳。最主要的是，有地方可以放墨汁和水桶，于是开始画。
一动笔就发现这面墙的涂料的吸水性能不对，研究了半小时，找到了对付他的新的皴法。
推桌子折腾的时候我暗笑，我当过上海双年展的总策展人。算是指挥过一些人马的，居然在这里和那位卖不掉画的爱尔兰穷艺术家一样，自己给自己当民工。实在是很低调呀。明天策展人来看到，该不好意思了。但是此时此刻，实在是比起当策展人愉快得多。
画了一下午，一共用用掉半根炭条，估计整幅画画完，仅能用掉八分之一瓶一得阁墨汁。十桶水。材料费二十元人民币。折合两个半欧元。
在这样的双年展里，做一个最省经费，也最让策展人省心的艺术家，其实并不见得一定会引起感激。人是很贱的，越是要求多多不好侍候的，有时候越被当大师。要被重视有时候是需要装逼的。但通常我是一个最不愿意给策展人和美术馆添麻烦的艺术家，宁肯自己想想办法。甚至于实在不行，放弃作品的完美也无所谓。
我的这种风格，很大程度上首先是因为我自己当过策展人，知道这么大型的展览到了这种时候，千头万绪没人有空照顾你。策展经验让我很谅解策展人和美术馆的难处，对别人太理解。
其次是，我总觉得一件作品在气场和立意的大模样上追求更重要。大格局对不对是决定得九十分还是七十分的问题。小细节上抠来抠去，无非是在71分还是79分之间用力。这是我不严谨的特点。
再次，我总觉得创作其实是需要不断随机应变将就现实的，现实的局限有时也是新的机缘。不应该提前想象一个完美效果，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实现它。我的状态总是一个初步的意志和构想就开始动手，根据情况做做看，可成可败。甚至可能也不是成败，这种做法和那种做法之间，有时候也弄不清楚哪一种更好。有时候是需要做出来之后看看观众的反应才知道的。既然不存在着已经高度完成的对最终效果的想象，那么中间可以变动的地方多，那就不见得一定要为难别人。
最后是，中国人做人的风格，应该是比较体谅别人，总是抱一种做贡献的心态，让利的心态，不是那么斤斤计较于权利的。
今年我所读的书籍中，理论书籍读到感动得几乎泪下的一本，是《四千年农夫》，那本书讲到几千年来中国小农，什么都不浪费，每一片树叶每一桶粪便都要回到田里做废料。天冷的时候穿得臃肿不堪地保暖，尽量少燃烧燃料。我的泪水盈眶。我想起父亲退休后在家里写回忆录，写到祖父一生没穿过毛衣，写得他自己老泪纵横。我想起小时候回乡下老家帮着拾牛粪，想起我们中国人一贯的节俭和珍重的生活方式，每个父母都会把小孩吃不完的剩饭吃光。这个传统到我身上至今还保留着，我每天都会把女儿剩下的饭吃掉。
我们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他们教给我们的，是为难自己，不要为难别人。是多为别人着想。当然，也是感情用事，是重视人的感受，不认死理。也是法律权利意识淡薄。这些好和坏，基因一样，根植在我身上。
今天的中国也在转型成西方式的权利中心的信念。每个人都开始注意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律师们的生意将会越来越好。大家都注意维权，特别是都在警惕不要让公权侵犯私权。这是社会进步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个人权利过分强调，可别造就不好合作的新一代，不能齐心做事情的新一代。
在艺术领域，展览文化里面也是这样。年轻人接受了关于“规范”、“专业”的传说之后，变成不好侍候的爷们。在西方的专业体制里面，艺术家的地位走两个极端。一方面有些场合艺术家很吊丝，什么都自己做，经济也不宽裕，开破车穿破牛仔裤抽烟丝，继续波西米亚着。另一方面，在大美术馆和双年展体制里面，其实艺术家是太被宠坏了。方案还没被接受的时候最惴惴不安的，不知道能不能参展。而方案一但被接受立刻成了大爷，美术馆和策展方必须得出钱出力，完美地实现自己的狂想。一旦不能完全满足要求，就是不“规范”不“专业”，换个方案或者打点折扣都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艺术家们争场地，争器材，争预算，似乎好商量好合作就会伤自尊。与此同时，策展人，特别是策展助理们，就成了最苦逼的人。对于这样的艺术家来说，邀请他们参展就是和他们签订了合同，做不到全美，就是合同违约。弄不好就威胁退展。似乎他们的到来，不是来做贡献，而是来讨债的。美术馆和策展人呢，因为追求“规范”和“专业”，因为以服务者自居，一下子苦逼非常。
当然，我的意思绝不是我们的美术馆和策展人应该不规范不专业不服务。服务机构当然要尽可能提供好的服务，因为把事情做好了他们也是获益的一方。特别是中国的美术馆和策展组织，都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只是从艺术家这一方面来说，美术馆和策展方并不是欠了你的债的人。参展方和主办方本来是共谋者合作者，本来是客人和主人，应该能够互相体谅对方的困难，各自想办法来促成事情的最大优化。这时候，过分强调各自的权利义务，反正我觉得是挺没劲的。因为归根到底，你做艺术并不是为了能够获得能对别人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权利，在你做艺术的过程的愉快中，你的想象力得到实现，你的猜测得到证实，你已经获得了回报。美术馆和策展人给你提供条件实现，我总没觉得是我应得的，而是总觉得是我多赚得。所以应该抱有感恩之心，不给组织添麻烦。所以，我总是不好意思要材料费，我总是不好意思要求这个要求那个。
我知道，我是一个太传统的中国人，要面子，宁可苦自己，总是安慰自己说吃亏是福。我和这个律师横行的现代社会是有距离的。
这次哥德堡双年展，我除了画这面墙，大展厅里面还有两幅纸上的水墨。146x183厘米的画心，裱成卷轴之后是两米五高。我自己当作随身行李带过来的，两张不小的画，也就是8x16x150的一个纸盒子。昨天打开给策展助理Sarah看，我向她解释，其实主要的重量是这两根木轴。这个轴的作用是两个：卷起来的时候使画卷实心压不坏。跨起来的时候配重使画面平整。围观的人都赞叹，这个方式又聪明又环保。我说，是呀，这整个大展厅，如果展卷轴画，只需要一个木箱就能搞定。如果展绷了框的油画，得两个集装箱。
中国人的方式，是克己的，方便的，环境友好的。因此，也是仁义的。我希望我们的展览文化要一步步变得专业和规范起来，但是与此同时，不要失去我们的克己和仁义。就算我们有了原子弹，我们还是要当红军。要用创造力而不是坏脾气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样，或许有一天，中国人的方式会化解现代展览文化的戾气。

我看着门口用喷罐涂鸦的两位，年龄和我差不多。他们多么快乐，有地方可以合法地画画，已经很满足。有时候，他们的画一天之内就会被涂掉。有人告诉我，有时候同一面墙，挺好的画，会被盖掉三层！我觉得我和他们的区别，只是他们在外面用油漆涂墙，我在里面，用墨汁，也是涂墙。

中国人的态度，正是水墨的材料特点。相比之下，油漆是多么暴力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