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豆瓣 翻译：王立秋

马克思在他早年的作品中这样描述德意志的情景，其中，对特殊问题的唯一回答，是这样一个普世的解决方案：全球革命。这是改革时期和革命时期之间的差异的简明表达：在改革时期，全球革命依然是一个梦想，如果它可以实现什么的话，那也只能寄希望于局部的改变；在革命时期，这点就变得明显了，即，没有激进的全球变革，就不会有任何改进。在这个纯粹形式的意义上说，1990年是一个革命年：显然，共产主义国家的片面的改革，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而为解决甚至是日常的问题，以确保人民有饭吃，彻底的决裂，是必要的。
今天，就此差异而言，我们立足何处？过去几年的抗议问题是不是接近全球性危机的迹象，还是说它们只是可以借助于局部的干涉来解决的，小的障碍？关于这些突发（的抗议），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不仅，甚或主要，在体系的爆弱环节上发生，而且也在迄今为止一直被感知为大获成功之案例的地方发生。我们知道在希腊或西班牙人民为什么抗议；但为什么，在像土耳其、瑞典、巴西那样的繁荣国家或快速发展的国家会出现问题呢？带着后见之明，我们把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看作最初的“天堂里的烦恼”——考虑到它是在一个亲西方的民主化的快行道上的国家，也考虑到西方在该区域有着最坚定的盟友。也许是我们的天堂观出了问题。
在当前的抗议浪潮之前，土耳其很热门：这个国家的模式，能够把兴盛的自由主义经济和温和的伊斯兰主义结合起来，这个模式适合欧洲，它与更加“欧洲的”，陷于意识形态之泥淖，致力于经济的自我摧毁的希腊构成了鲜明的对照。确实，在这里和那里都有着不详的预兆（土耳其否定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对记者的逮捕；悬而不决的库尔德人身份问题；对将复兴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大土耳其的呼唤；不时地强行推行宗教法）；但这些凶兆被认为是小的污点，不应该允许它污染整体的图景。
接着，塔克西姆广场的抗议爆发了。每个人都知道，人们真正“抗议的”，并不是那个毗邻伊斯坦布尔中心的塔克西姆广场的公园的改造计划，而且更加深刻的不安也在不断强化。对六月中旬巴西的抗议来说也如此：引发那些抗议的，是公共交通费用的小幅度的增加，但这些抗议甚至在这一（提价）措施被撤销后都还在继续。这里也一样，抗议，在一个——至少，根据媒体的报道——正享受经济的繁荣，并有一切理由对未来感到自信的国度爆发。在这里，抗议表面上还得到了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的支持，她宣称她为这些抗议而感到高兴。
在土耳其的抗议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世俗的公民社会在反对为沉默的穆斯林多数所支持的威权主义的伊斯兰主义政权的过程中兴起——这，是至关重要的。使图景变得复杂的是抗议者们的反资本主义推力：抗议者们直觉地感觉到，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并不是互相排除的。伊斯兰主义政府对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表明，这两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是可以联手的：这一清晰的迹象表明，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永恒”联姻正在濒临破裂。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辨识到这点，即，抗议者们并没有在追求任何可以统一化的“真实的”目标。抗议者们不是“真的”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真的”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真的”支持公民自由和民主，或“真的”在乎特定的某件事情。那些参加抗议的人当中的大多数意识到的，是一种维持和统一形形色色的特定的要求的，流动的不安和不满的情感。为理解这些抗议而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一场认识论的斗争——记者和理论家们试图解释它们（这些抗议）的真实内容；它也是一场关乎事物本身（物自体）的本体论的斗争，而这场斗争就在抗议本身中发生。这只是一场反对腐败的市政的斗争么？它是一场反对威权主义的伊斯兰主义的统治的斗争么？它是一场反对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的斗争么？问题是开放的，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将取决于一个还在持续进行的政治过程的结果。
在2011年，当抗议席卷欧洲和中东的时候，许多人坚称，它们不应该被当作一场单一的全球运动的实例来对待。相反，它们认为，每一次抗议都是对一个特定的问题的回应。在埃及，抗议者们想要的是在其他地方的占领运动所反对的东西：“自由”和“民主”。甚至在穆斯林国家，也有着重大的差异：埃及的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反对一个腐败的、威权主义的、亲西方的政权的抗议；2009年开始的伊朗的绿色革命则要求保持现状：全球秩序本身并没有遭到威胁，这些抗议反映的只是一系列的分离的局部问题罢了。
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以不同方式影响不同国家的复杂过程。对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抗议来说，统一它们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都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同面向的反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趋势，是朝向市场的进一步扩张，公共空间的逐渐关闭，公共服务（医保、教育、文化）的缩减，和政治权力的持续威权化。希腊人正是在这个语境中对国际财政资本和他们自己的，越来越没有能力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的腐败、无效的国家发起抗议的。也就是在这个语境中，土耳其人对公共空间的商业化和宗教威权主义发起了抗议；埃及人对一个由西方列强支持的政权发起了抗议；伊朗人对腐败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发起了抗议，等等等等。这些抗议没有一场可被化约为一个单一的问题。它们都在应对至少两个问题的特定（形式的）组合，一个是经济的（从腐败到[政府的]无效到资本主义本身），另一个则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从民主的要求到推翻常规的多党制民主的要求）。对占领运动来说也同样如此。在众多（经常是混乱的）声明下，这场运动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对作为一个体系的资本主义不满，而不仅仅是对它特定的，局部的腐败不满；第二，是这样一种意识，即，制度化了的代议多党制形式的民主不足以与资本主义的过度做斗争，也就是说，必须重新发明民主。
只因为抗议潜在的原因是全球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直接推翻它。追求实用主义的，处理个别问题并（继续）等待根本的改变的替代性方案也不可行。那样就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资本主义必然是自相矛盾的：市场自由与美国联手支持它自己的农场主；宣教的民主则与支持它的沙特阿拉伯联手。这种自相矛盾开启了一个政治干涉的空间：在全球资本主义被迫违背它自己的法则的地方，无论在哪里，都会有坚持让它遵循那些法则的机会出现。在战略性地选择的点——在这里，体系不能自洽——上要求自洽，就是对整个体系施压。政治的艺术便在于提出尽管完全讲求实际，却又直击霸权意识形态的核心，并暗含更加激进的变革的特殊要求。这样的要求，尽管可行且合法，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奥巴马的全民医疗计划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也是为什么对它的反动是如此地暴力。
一场政治运动会从某个理念，要争取的某种东西开始，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理念会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不仅是战略上的适应，也是本质上的重新定义——因为理念本身变成了过程的一部分：它变得过定(overdetermined，被多元决定)。[1]比如说，一次起义从对正义的要求，也许，以要求通过某部特定的法律开始。一旦人们深刻地参与其中，他们就会意识到，实现真正的正义所需要的东西，比满足他们一开始的要求多得多得多。问题就在于定义，确切来说，”多得多得多“多的是什么。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的观点是，问题可以一个一个地逐渐解决：”现在卢旺达的人民正在死去，所以，忘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吧，让我们就去阻止那场屠杀“；或者：”我们必须与此时此地的贫困和种族主义斗争，不要等待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崩溃“。约翰·卡普托在《在上帝死后》(2007)中就是这样论证的：
如果美国的极左派政客能够通过提供全民医疗，有效地以一部重新修订的国税法来实现更加平等的财富再分配，有效地限制选举募金，给所有选民公民权，人道地对待外来工人，并实现一种将把美国的权力整合到国际共同体内的多边外交关系，等等，比如说，通过重大、广泛的改革来干涉资本主义……如果在实现这一切之后，巴迪厄和齐泽克还在抱怨某个被叫做资本主义的怪物还在跟踪我们的话，那么，我将乐于用哈欠来跟这个怪物打招呼。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卡普托的结论：如果在资本主义内实现了一切，那么，为什么不留在那里呢？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潜在的前提，即，在当前形式的全球资本主义内部实现所有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如果卡普托列出的资本主义的失灵不仅仅是偶然的变异而是结构的必然呢？如果卡普托的梦是一个关于这样一种普世的资本主义秩序——它没有它的症状，没有它的”被压抑的真相“在其上自我显示的关键点——的梦，那该怎么办？
今天的抗议和起义是为重叠的要求的结合所支撑的，这也说明了它的力量：他们为支持（“正常的“、议会制的）民主、反对威权主义政权；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特别是在涉及移民和难民的时候；反对政治和商业的腐败（后者如工业对环境的污染等等）；支持福利国家、反对新自由主义；支持突破多党规制的新形式的民主而斗争。它们也质疑全球资本主义本身并试图保持资本主义外社会的理念（译注：即，资本主义外可以有社会，社会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活力。这里要避免一下两个陷阱：虚假的激进主义（”真正重要的是废除自由主义-议会资本主义，其他的所有斗争都是次要的“），以及虚假的渐进主义（”现在我们应该反对军事独裁并支持基本的民主，所有的社会主义的梦想现在都应该放朝一边“）。在这里回忆毛主义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那些最终最重要的问题和那些主导现在的问题之间作出的区分并不可耻。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其中，坚持主要矛盾就意味着错失在斗争中作出重大打击的机会。
只有一种完全考虑了过定之复杂性的政治才配得上战略之名。在我们参加特定的斗争的时候，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对它的参与或不参与将对其他斗争产生怎样的影响？一般性的法则是，当一次反对一个压迫性的半民主政权的起义开始的时候，就像在2011年的中东那样，用口号——支持民主，反对腐败等等——来动员大规模的人群是容易的。但不久之后我们就会面临更加困难的选择。当起义在它的初始目标上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真正困扰我们的（我们的自由的缺乏，对我们的羞辱，腐败，贫困的前景）会在新的伪装下继续存在，如此我们被迫承认（最初的）目标本身有缺陷。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将看到，民主本身可以是一种非自由的形式，或者说我们必须要求比单纯的政治民主更多的东西：社会与经济的生活也必须民主化，简言之，我们最初视为未能完全遵循某个高贵的原则（民主自由）所造成的结果的失败，事实上是内在于那个原则本身内部的失败。这个意识——即，失败可能是为我们为之而斗争的原则所固有的——在政治教育上是很大的一步。
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代表们用他们的整个武器库来防止我们得出这个激进的结论。他们告诉我们，民主自由会带来它自己的责任，它来之不易，对民主抱有太多的期待是不成熟的。他们说，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我们必须像资本家一样行动，投资我们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做出必要的牺牲，或者，如果我们在任何方面有所欠缺，那么，我们都只能怪我们自己，而不能怪别人。在一种更加直接的政治意义上，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一直持续地通过把民众的起义重新导入可接受的，议会-资本主义的形式而追求一种损害控制的战略：在隔离结束后的南非，在马科斯倒台后的菲律宾，在苏哈托后的印尼等等，莫不如是。这是政治本身开始的地方：问题是，如何在第一波令人激动的变革潮流后如何进一步地推动，如何在不屈服于”极权主义“的诱惑的情况下迈出下一步，如何超越在不变成穆加贝的情况下超越曼德拉。
在具体的案例中，这将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来比较两个比邻的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一眼看上去，它们看起来截然不同：希腊限于破坏性的紧缩政治，而土耳其则享受着一场经济的繁荣，并正作为一个新的区域大国而出现。但如果每个土耳其都生成并包含它自己的希腊，它自己的悲惨之岛呢？正如布莱希特在他的《好莱坞哀歌》中写道的那样，
好莱坞村是根据这样的观念规划的：
这里的人民需要天堂。在这些地方
他们得出结论说上帝
需要天堂和地狱，但不需要
规划两个设施
只要一个：天堂。它
提供不繁荣，不成功
如同地狱。
这也很好地描述了今天的”地球村“：就说卡塔尔或迪拜吧，它们都是以对外来工人的近乎于奴役的待遇为条件的富人的游乐场。更加细致的观察将揭露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潜在的相似性：私有化、公共空间的关闭、社会服务的取消、威权主义政治的兴起。在基础层面上，希腊和土耳其的抗议都参与了同一场斗争。真正的道路将是协调这两场斗争，拒绝”爱国主义“的诱惑，把两国历史上的敌意抛到身后并寻找团结的基础。也许，抗议的未来便取决于此。
[注]译自Slavoj Žižek, ‘Trouble in Paradise’, trans. Liqiu Wang. At LRB 28 June 2013, at http://www.lrb.co.uk/2013/06/28/slavoj-zizek/trouble-in-paradise. 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请标明译者出处。
注释：
[1]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1959)中马克思（以他最糟糕的演化模式）写道人类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但如果我们把这一陈述倒转过来并把这宣告为一个法则，即，人对自己提出自己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并因此而触发一个不可预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任务本身被重新定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