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info 作者: 科琳·米拉德（ARTINFO 英国站）
伦敦报道──十年来，南·戈尔丁（Nan Goldin）第一次回到伦敦。以《性依赖的叙事曲》──一组感人至深的纽约同性恋亚文化（她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投身于其中）幻灯片──成名的戈尔丁，经常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坚韧的个性，仿佛一股视觉意识流。如今戈尔丁的摄影作品已经不太有自传色彩了。在伦敦的 Sprovieri 画廊个展上，艺术家展出了一系列景观和方格作品，还有幻灯片作品《火的跳跃》的新版本。这组儿童的照片多数在此前从未展出过，表现了自由的、尚未受到社会规则、性征不明的孩童状态。戈尔丁和ARTINFO 英国站就她的创作动机�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为什么艺术圈让她想死。
当人们看到你的作品时，他们想到的不一定是孩子。
那他们想什么？
他们想到异装癖，纽约⋯⋯
人的脑子会对某些事物形成定式，可是我的作品已经完全变了——不只是幻灯片。一切都变了。
什么东西变了？
我不像以前那么不停地拍人了。目前这世界上只剩下五个人我还在拍。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是那个我了，所以我不再做那样的作品。这不是一种选择。我没有冲着市场去改变，我不会因为[艺术]是一种产品或计划而改变自己。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社会信仰体系，都没有变，但多数人已经不再吸毒了。生活改变了。《火的跳跃》里的孩子是我朋友的子女，他们不全是异性恋者。孩子也是同性恋。除了包厄里大街上的公寓，我在生活中还发现了很多其他东西。
你扩展了你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孩子是更“当下”的吗？
新世界大约是在1989年前后出现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我的作品已经完全变了。在九十年代，我出了一本英国书《魔鬼的乐园》，我觉得那是很不一样的。充满了光，还有一些欢乐在里面。不全是阴暗的，虽然还是有死亡。Sprovieri 的这个展是我第一次完全没有加入任何死亡,第一次不打算给观众带来任何痛苦。我自己不是个多么高兴、欢快和自由自在的人，但我对这种状态非常感兴趣。这次我展示了一些自七十年代以来拍的风景，有些新的方格照片。
为什么用方格的形式？
因为它们就像挂在墙上的一串迷你幻灯片。我的模式是幻灯片和书。
这些方格是介于幻灯片和书之间的某种东西吗？
是的。这种方格一直都有，但这次展的有一张代表了我的改变。我对形状的转变感兴趣，还有“偷窥癖”，就是我在卢浮宫做的那个计划。[2010年卢浮宫特约策展人] Patrice Chéreau 请我参与他的 Patricoramma 计划。他把我当成了一个已经死去的艺术家，所以我们闹翻了，但幸运的是我和卢浮宫的当代艺术策展人 Marie-Laure Bernardac 接上了头。我们走得很近，她成了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跟 Chéreau 什么关系都没有。他在他的展 ["Les Visages et les Corps"] 上放了我的几张照片，但选什么、放在哪儿，全都他说了算。我说：“我以为这是合作担�彼�鸬溃骸暗吕�寺逋呖刹换峤锝锛平献髌贩旁谀睦铩薄Ｎ宜担骸疤�盗寺穑克�懒恕！±
和拍出来的照片保持这样的关系对你很重要吗？如何展示作品的观念是作品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其实都不怎么喜欢摄影。我只是拍照片，然后再琢磨能用它们干些什么。
你拍了几部电影，包括1995年和 BBC 合作的《我要作你的镜子》。这个方向打算继续走下去吗？
这是我喜欢的东西。我现在手头有了一些不错的成果。有一些书我是想拍成电影的。我不想再给自己的人生写传记了。我说了太多我自己的事，感觉曝光太多了。《姐妹、圣人和女巫》（2006）是我最后一次自我呈现。
通过这件装置和书，你触及了童年最艰难的那部分：你的姐姐在1965年自杀。
这件作品是在 Salpêtrière 展的，那里原来就是个精神病院。我心想，好吧，我在一个疯人院里，我必须做点跟神经病有关的事情，这方面对我一直是极其重要的。我是跟一个人合作的，用透视图是她的主意，这是作品的关键。这是一件装置，你会困在里面。在法国有350个人晕了。我总是想让人笑、哭、呕吐。晕倒也是不错的。在过去几年里，我开始和一些人合作，我想再做一些。《姐妹、圣人和女巫》是合作性的，《火的跳跃》也是，还有卢浮宫那件。
你和你的拍摄对象都很熟，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把你和他们的关系看做是一种合作？
他们和我没什么分别——要有我就不拍了。但我说“合作”，往往指的是编辑。我之所以一直喜欢幻灯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可以不断地重新编辑它们。这在电影是做不到的。
你会不会觉得有一天会达到幻灯片的极致？
会的，1992年就碰到了。我不再改动《叙事曲》。过了几年，MoMA 找到我，要买下作品。我花了一年时间做了一个新版本。MoMA 不怎么满意。他们不想要任何有光的东西。他们想要那些旧的、很暗的、很压抑的东西。
你觉得自己陷入到阴暗意象里了吗，就是人们期望中你的作品该有的气氛？
没有。我觉得他们就想让我割腕得了，他们一直这么想。艺术圈的人大多想看到我自杀。
为什么？
因为我的作品就更值钱了。我听人说过这种话，我有个极要好的朋友得了艾滋病，他们说：“你要买作品就趁现在，因为他死后会升值。”有的人嘴上不说，心里这么想。他们喜欢死掉的艺术家。他们不像跟我的个性打交道，因为那样很麻烦，会造成许多的风言风语。他们一直都想让我死掉。但我不会替他们感到遗憾。这个状态不算什么悲剧。我只是觉得，他们视活着的艺术家为一种威胁，这挺有意思的。
说说风景吧。你一直在秘密地拍摄这方面的内容。这真是一种吊诡的局面：在你的作品里，你的私人生活被曝光，而那些通常被认为不那么私密的风景，却是很私人化的。
是的，这是我的秘密作品。我一直没给人看过，直到1989年，当时他们说：“这些就是你一直藏着的东西呀。”作品看上去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这是一种打破我和世界之间的隔阂、传递明信片的过程。
这是你在摄影中的一个普遍主题吗，“打破隔阂”？
是的。我一直在这么做。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面孔，这是一大悲剧。另一个悲剧是，我们的目光无法穿过他人的外表。
也就是说我们是完全孤独的？
是的。我不想这么说，但的确如此。可是你知道的，我的作品已经不在依托于我的个人感受。例如《形状变换 1》这个方格作品跟我以往的作品完全不相干。它讲的是变形、流动、生命和身份认同。这是我想要的方向，关注存在状态——阴暗，或蒙昧——而不是关注某个具体的人。如果我用拍摄对象的名字作为作品名，人们会把她看做是我的作品中的人物——但其实并不一定要跟她有关的。她做了变性手术，但标题里完全没有体现，因为要不要说她是否做了变性是我的权力——虽然我现在已经说出来了。伦理上我是想得挺明白的，但不总是能做到（笑）。
你会停止摄影吗？
摄影？我不做摄影。我有一些我喜欢的摄影师，但我不是摄影师。Matthew Marks 来游说我去给他做事，他说我是个艺术家——所以我有点信了，如今人人都说我是个摄影师。
你觉得你被人误读了？
一直都有。我们不是一个边缘社区，我们才不关心异性恋者那点破事呢。我们有我们的世界，异性恋者被我们边缘化了。所以，所有人都搞错了。我不是因为他们是妓女或瘾君子才去拍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生活。
动机不存在了，为什么还要做作品？
我的动机就是活下去，再多活一天。不做作品活不下去。
伦敦报道──十年来，南·戈尔丁（Nan Goldin）第一次回到伦敦。以《性依赖的叙事曲》──一组感人至深的纽约同性恋亚文化（她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投身于其中）幻灯片──成名的戈尔丁，经常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坚韧的个性，仿佛一股视觉意识流。如今戈尔丁的摄影作品已经不太有自传色彩了。在伦敦的 Sprovieri 画廊个展上，艺术家展出了一系列景观和方格作品，还有幻灯片作品《火的跳跃》的新版本。这组儿童的照片多数在此前从未展出过，表现了自由的、尚未受到社会规则、性征不明的孩童状态。戈尔丁和ARTINFO 英国站就她的创作动机�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为什么艺术圈让她想死。
当人们看到你的作品时，他们想到的不一定是孩子。
那他们想什么？
他们想到异装癖，纽约⋯⋯
人的脑子会对某些事物形成定式，可是我的作品已经完全变了——不只是幻灯片。一切都变了。
什么东西变了？
我不像以前那么不停地拍人了。目前这世界上只剩下五个人我还在拍。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是那个我了，所以我不再做那样的作品。这不是一种选择。我没有冲着市场去改变，我不会因为[艺术]是一种产品或计划而改变自己。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社会信仰体系，都没有变，但多数人已经不再吸毒了。生活改变了。《火的跳跃》里的孩子是我朋友的子女，他们不全是异性恋者。孩子也是同性恋。除了包厄里大街上的公寓，我在生活中还发现了很多其他东西。
你扩展了你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孩子是更“当下”的吗？
新世界大约是在1989年前后出现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我的作品已经完全变了。在九十年代，我出了一本英国书《魔鬼的乐园》，我觉得那是很不一样的。充满了光，还有一些欢乐在里面。不全是阴暗的，虽然还是有死亡。Sprovieri 的这个展是我第一次完全没有加入任何死亡,第一次不打算给观众带来任何痛苦。我自己不是个多么高兴、欢快和自由自在的人，但我对这种状态非常感兴趣。这次我展示了一些自七十年代以来拍的风景，有些新的方格照片。
为什么用方格的形式？
因为它们就像挂在墙上的一串迷你幻灯片。我的模式是幻灯片和书。
这些方格是介于幻灯片和书之间的某种东西吗？
是的。这种方格一直都有，但这次展的有一张代表了我的改变。我对形状的转变感兴趣，还有“偷窥癖”，就是我在卢浮宫做的那个计划。[2010年卢浮宫特约策展人] Patrice Chéreau 请我参与他的 Patricoramma 计划。他把我当成了一个已经死去的艺术家，所以我们闹翻了，但幸运的是我和卢浮宫的当代艺术策展人 Marie-Laure Bernardac 接上了头。我们走得很近，她成了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跟 Chéreau 什么关系都没有。他在他的展 ["Les Visages et les Corps"] 上放了我的几张照片，但选什么、放在哪儿，全都他说了算。我说：“我以为这是合作担�彼�鸬溃骸暗吕�寺逋呖刹换峤锝锛平献髌贩旁谀睦铩薄Ｎ宜担骸疤�盗寺穑克�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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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拍了几部电影，包括1995年和 BBC 合作的《我要作你的镜子》。这个方向打算继续走下去吗？
这是我喜欢的东西。我现在手头有了一些不错的成果。有一些书我是想拍成电影的。我不想再给自己的人生写传记了。我说了太多我自己的事，感觉曝光太多了。《姐妹、圣人和女巫》（2006）是我最后一次自我呈现。
通过这件装置和书，你触及了童年最艰难的那部分：你的姐姐在1965年自杀。
这件作品是在 Salpêtrière 展的，那里原来就是个精神病院。我心想，好吧，我在一个疯人院里，我必须做点跟神经病有关的事情，这方面对我一直是极其重要的。我是跟一个人合作的，用透视图是她的主意，这是作品的关键。这是一件装置，你会困在里面。在法国有350个人晕了。我总是想让人笑、哭、呕吐。晕倒也是不错的。在过去几年里，我开始和一些人合作，我想再做一些。《姐妹、圣人和女巫》是合作性的，《火的跳跃》也是，还有卢浮宫那件。
你和你的拍摄对象都很熟，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把你和他们的关系看做是一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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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不会觉得有一天会达到幻灯片的极致？
会的，1992年就碰到了。我不再改动《叙事曲》。过了几年，MoMA 找到我，要买下作品。我花了一年时间做了一个新版本。MoMA 不怎么满意。他们不想要任何有光的东西。他们想要那些旧的、很暗的、很压抑的东西。
你觉得自己陷入到阴暗意象里了吗，就是人们期望中你的作品该有的气氛？
没有。我觉得他们就想让我割腕得了，他们一直这么想。艺术圈的人大多想看到我自杀。
为什么？
因为我的作品就更值钱了。我听人说过这种话，我有个极要好的朋友得了艾滋病，他们说：“你要买作品就趁现在，因为他死后会升值。”有的人嘴上不说，心里这么想。他们喜欢死掉的艺术家。他们不像跟我的个性打交道，因为那样很麻烦，会造成许多的风言风语。他们一直都想让我死掉。但我不会替他们感到遗憾。这个状态不算什么悲剧。我只是觉得，他们视活着的艺术家为一种威胁，这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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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不存在了，为什么还要做作品？
我的动机就是活下去，再多活一天。不做作品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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