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理论车间的博客


中国的当代艺术被认为是好不容易从意识形态宣传中解放出来，大家感到很解放和开放，今天是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式的创造式自由表达一统计表天下了。

真的么？

Groys向我们提了一个很是严重的问题：艺术品如果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如果也可以不是商品，那么，它能成为另外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这“另外的东西”，有没有这第三者（《艺术权力》之导言）？在中国，我们是看到陈丹青的内心和刘小东的诗意，成为艺术品的追求目标；艺术品他们认为可以不是宣传工具，也不是商品，而是内心和诗意的容器。

他们的回答我很不满意。

到处搜，我就是找不到一个能说得出名来的“第三种东西”。是什么使得我们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相信他们做出的东西是一种“另外的东西”呢？是市场！我们当然也听到他们在批判市场，对其表示不屑。但这种批判是要改造市场机构和机制，批判的最终目标，是将原来的被市场忽视的作品也收入纳进去。他们在市场里人位置一稳当，就马上来谈内和诗意了，我想这也就太恶劣了。市场是狡猾大大的，它是会将计就计，真的让你的内心和诗意也好卖起来的。著名的例子就是抽象画在市场中的复辟。抽象作品最近的价格大大超过了德国表现主义作品。意思是：市场最终还是将就了批评界、学院派和艺术精英们的趣味，因为这对它自己最有好处。

Groys的立场令我震惊，在于他竟然翻了桌子，认为，艺术成为政治宣传，才是它的更好命运，交给市场，它就反而更倒霉。他是反证：成为宣传工具时的艺术，大不了也就像是在市场里的艺术那样无力罢了；与其沉沦于市场，还不如去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这到至少还能做对一半。后一句话什么意思呢？Groys说，为意识形态做宣传时，艺术家就不是内容提供商了，而是在为一种意识形态做广告，艺术此时是第二位的，意识形态才是艺术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关于未来的某一种图像。艺术家去给我们画出这样的关于未来的图像时，他们是拿手的，是最能展示其能量的。不论他们画出的是天堂还是共产主义社会还是永久革命之激情，他们顺此就让“艺术”流露、爆发、生成到了现场。从这个角度说，艺术成为政治宣传，比它去成为商品要好得多。表面上是为一种政治或宗教的意识形态服务，最终，艺术家却是在为那个大“艺术”效劳了。艺术家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工作的。他们就是在用图像织出一种意识形态；统治阶级叫他们织，结果，最终只能照着艺术家乐意的来织了。宣传艺术家也弄一种意识形态，最后总是艺术家的意识形态搞碰了统治者叫他们去表现的那种流街上和主导意识形态。总是艺术家拿艺术市场没有办法，但是很拿希特勒和斯大林们的意识形态有办法。我们可以说，艺术在政治领域比在市场里更能发挥出其肯定和批判的潜能。

任何的意识形态眼光都只是一个被许诺的图像，是关于将要到来的东西的。意识形态之图像（比如“四个现代化”和“和谐社会”）总是被推迟到来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的艺术，最终一定会与这种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决裂，因为，艺术是要拿出现在和此地的，它当解放和平等当场兑现。它最终一定会成为它所表现的意识形态眼光的挖苦、批判和否定。

而另一方面，当代的西方的以市场为中心的主流艺术也并不就是真的没有意识形态宣传的。它假装是做给大众看的，是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但是总只有极少数人买得起。它最终仍然只是为少数以千计的社会主导者的趣味和幻觉服务，也掉进后者的意识形态，至少是主导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网中。

总之，我们应该问问每一个中国艺术家，盯住他们，叫他们不眨眼睛地回答 我们：如果你的作品既不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又不是市场里的限量稀缺产品，那么它到底是什么？

不做商品，就得去做政治宣传的工具，没有它途的！Groys 的这个立场对我们中国艺术家这样的以为自己终于脱出了意识形态摆布现在终于进入自由有创造的后共产主义主体，格外地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