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新乡村建设”的倡导者，从精神上继承八九十年前梁漱溟、晏阳初等的思想与实践，试图为飞速城镇化的中国找到新的城乡共存之路。

深圳蛇口客运码头有着大片连绵的老厂房，其中的旧仓库和浮法玻璃厂已经改建完工，并成为 2013 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的场地。虽然 A 区的玻璃厂作为建筑更壮观，改建上的创意也更吸引人，但 B 区的旧仓库才是展示的主场地。说来有趣，在这个以“城市”、“建筑”、“当代艺术”等极具“工业化”意味的概念为关键词的展览里，却有一大片展区仿佛一个小小的农产品设计博览会。展架上摆着包装精美的各种蔬菜、种植在小巧的布袋花盆里的作物、远程控制的浇灌和照明设备，还有供随意取阅的蔬果图案明信片，每一件展品似乎都能勾起观者离城返乡之心。周围展板上丰富的文字和照片，展示着当代农业和乡村建设的不同案例：同济大学和 Tao 工作室在上海崇明做的“设计丰收”、欧宁和左靖在安徽黟县实施的“碧山计划”、致力于灾后重建的民间团体“土木再生”所做的乡村调研“村络中国”、北京的“小毛驴农场”及其所代表的社区支持农业和创新食品网络，等等。
这个名为“为城乡互动而设计”的主题展，是以“城市边缘”为主题的本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的一部分，由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副院长娄永琪策划，除了以上提及的国内案例，他还网罗了许多国外项目做对照，包括米兰理工大学的“哺育米兰：变革的动力”、阿尔多·西比克（Aldo Cibic）的“幸福再思考”之威尼斯农业高科技河谷、意大利帕维亚大学 RAI 团队的“乡村建筑集约化”和瑞典 Plantagon 公司的“都市农业、垂直农耕”。
深港双年展能够辟出一大片展区给乡村话题，多少说明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照，已不再仅仅被视为“城市边缘”，而成为与城市相当的、备受关注的主体。国内不少学者、艺术家、建筑师和年轻的创业者们开始纷纷通过各自的方式、以各自的专业为出发点，研究和投身乡村。

种地几乎是所有“新乡村建设”团队必然尝试的事情，邀请城里人共同参与播种和收获的过程，也是被广泛采用的城乡互动模式。

在“为城乡互动而设计”展区流连，细看这些当代乡村建设者们的理念和行动，很难不联想到民国时期颇具影响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一批知识分子，分别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南京晓庄和嘉陵江三峡地区展开各自的乡村建设实践。与同一时期被视为新文化旗手的陈独秀、胡适等人不同，他们更像是以文化躬耕者的身份参与到民族自救与再造的大潮中。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理论》引言中便指出，此书在他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这是我从对中国问题的烦闷而找出来的答案”。也正是由于这些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如今提到“乡村建设”，人们还是通常会把它和知识分子式理想主义的思考与实践联系起来，而“建设农村”则更多是国家和政治层面的事情，尽管“乡村”和“农村”是两个在意义上有很大重合的概念。
费孝通曾将 100 多年前士绅阶层离开乡村的大潮称为“水土流失”，那么当代中国与快速城镇化相伴随、正暗流涌动的形形色色“新乡村建设”，是否可以看作是让“水土”逐渐回归的尝试呢？与八九十年前的乡村建设运动不同，如今的知识分子没有“国难当头”的沉重包袱，如今的中国乡村也不再是连基本卫生习惯都需要从零普及的蛮荒之地，他们所做的，更多是将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带到乡村，使其与当地资源融合再生，让乡村从某种程度上再次成为一个可以寄托理想的地方，令乡村建设成为一项很“潮”的事业。

“为城乡互动而设计”主题展案例之一，“土木再生”所做的乡村调研“村络中国”。

“设计丰收”：在城乡互动中思考乡村
就在大上海边缘，长江入海口的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中部，有一个名字很好听的“仙桥村”。这个小村旅游业不算发达，但也算不上闭塞，“设计丰收”团队在那里拥有自己的水稻田、菜地、花田和果园。秋收季节，他们会邀请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从城里来到仙桥村，一起体验“丰收日”，割稻谷、筛谷子、田野用餐、自行车骑游，分享收获的喜悦。
替他们打理那 20 亩地的农人是人称“老贾”的贾瑞明，他的微博更有名，就叫“自然农人老贾”，因为他崇尚自然农法，坚持不施化肥、不用农药。关于要不要给农作物除草，他专门和大家开会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肯定不能用除草剂，但是手工除草之后，提高的产量抵不上因此增加的费用，所以最终决定索性不除草了。这样，田里长出的作物都是真正的有机作物，稻米收割后，被装进漂亮的小布袋里，挂上“设计丰收”的标签，通过网络送到全国愿意为“有机”和“设计”买单的人手里。
仙桥村同时也是“设计丰收”的创新基地，这个项目是娄永琪的 Tao 工作室与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共同发起的，建筑与设计自然成为他们改变乡村的切入点。他们利用自己擅长的“设计思维”，为村里开发了一系列可持续的社区互动项目。为了利用空置的蔬菜大棚，他们找来当地的退休老工人，分别负责设计和施工，合作将其改造成一个由村民自己打理的活动空间，里面可以吃饭、可以办展览，还能开展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城乡互动。村里的两间闲置的农宅则被设计改建成民宿，名字就叫“禾井”和“田埂”。除了基本的住宿服务以外，客人还可以参加定制的乡村生活体验活动。创新基地负责人、娄永琪的学生雷炯这样看待他们的工作：“我们眼中的城乡关系，跟中国的太极一样是阴阳双生的。如果你单独去看城市和乡村，它们都有在各自系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一个整体系统中来看，说不定城市的问题刚好是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法，农村的问题恰巧是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法。”

“设计丰收”团队改建的民宿“禾井”。

此外，他们还将基地开放给国内外对此感兴趣的团队，因此村里经常有学生、学者和建筑师来来往往，“设计丰收”也从他们的研究和实践成果中汲取养分。
娄永琪说，如果不是 2006 年被任命为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副院长，不得不关注本行以外其他的专业，他可能一直都是一个“目中无人”的建筑师。“看了很多关于设计的书之后，被洗脑了，以前认为建筑和城市可以改变世界，其实建筑师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建筑作品集里都是没有人的，因为有人在就破坏了我伟大的设计。洗脑之后认识到，这样的状态需要改变，设计师要起到更大作用，必须从个体的专业的创造，变成走向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创造。”所以 2009 年，他把自己的工作室 Tek-Tao 拆分了，变成 Tek 和 Tao。Tao 便是“道”，主旨就是通过“设计丰收”这样的项目，从源头上重新思考设计。

“碧山计划”：以艺术为起点进入乡村
为了“碧山计划”，策展人欧宁和左靖都把“根据地”搬到了安徽黟县碧山村，因为“共同生活”是这一计划的重要基础。以他们二人为核心的“碧山共同体”，既包括当地农民，也包括被动员前来参与项目的各地各界人士。
与大部分（尤其是有官方背景的）乡村建设项目不同，“碧山计划”侧重于以艺术为起点进入农村，没有直接切入农村的政治和经济层面。由于发起人欧宁和左靖的艺术策展人身份，这也是他们最实际、合理的选择。

碧山丰年祭在黟县大祠堂举行。

欧宁在 2011 年担任成都双年展国际设计展的策展人时，把“碧山计划”列为参展项目，使它得以分享一部分展览预算。因此“碧山计划”发起的活动，相比其他“新乡村建设”项目也具有更完备的策展理念和理论框架。他们有意识地承接民国以来的乡村建设传统和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实践，动员国内外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到碧山，一方面展开互助和自治的社会实践，一方面也致力于对这一地区丰富的历史遗迹、乡土建筑、聚落文化、民间戏曲和手工艺进行普查和采访，并在此基础上与当地人合作，进行激活和再生设计。比如 2011 年举办的“碧山丰年祭”，借着复兴宗族社会传统仪式的名义，热闹地开展了很多活动，包括村庄历史展示、民居保护再生、地方戏曲和音乐表演、诗歌朗诵、农村纪录片制作和放映、不同流派的乡建工作者的经验交流与分享等，希望通过重建公共文化生活，为乡村带来新的机会。
不过，从艺术的角度切入乡村建设，在不少人看来也有点“空中楼阁”，因为那并非多数村民真正急需或渴望的东西，难以较深地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热闹归热闹，要想有长远的影响却不容易。娄永琪接受采访时认为，“碧山计划”在客观上是相当有价值的，“不管是保护、生活、开发，只要有人去就是好事”，但他也直率地指出它“主观上还是不够接地气，还是精英阶层”。
欧宁和左靖也并不避谈这一计划的乌托邦性，甚至直接把它称作“知识分子式的乌托邦试验”。同样是基于两人的专长和趣味，“碧山共同体”还发行《碧山》和《汉品》两种杂志书（Mook）。《碧山》“致力于探讨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处境、今后的努力方向，以及对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的批评”，《汉品》则“试图寻找重返传统家园之路”，已出版的两期分别关注古建筑和传统园林。大量的文本既是“碧山计划”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同时也是它自身品牌的一部分，使它成为“新乡村建设”实践中比较独特的一个案例。

“田中央”设计的津梅栈道，巧妙地附挂在连通宜兰的旧城和津梅田野的庆河桥一侧。（图片由田中央工作室提供）

“田中央”：以建筑切入乡村建设的台湾经验
“田中央”这个名字，对于黄声远及其团队的工作环境来说，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他们的工作室就在距宜兰市中心十几分钟车程的水稻田中央。站在二楼阳台上，脚下就是一片水面，想游泳的时候，可以随时跳进去。
“田中央”大概是台湾知名度最高的建筑师事务所之一。建筑师黄声远带领的这支青年建筑师团队曾获得许多建筑领域的奖项，但他们的工作又不仅限于建筑，而是扎根于宜兰，做了许多与当地农业、社区和生态相关的工作。“田中央”也因此被视为以建筑切入宜兰乡村建设的成功案例。不过在黄声远看来，台湾的乡村现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它在很多方面都和城市没太大差别，因此他的理念，是通过设计公共建筑，让宜兰的小镇和乡野更加宜居、更好地为社区服务，“不是建造华丽而封闭的大房子，将不拥有它的人们隔离在外”。
他们设计的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巧妙地隐藏于地景之中，不经提点可能根本看不出来，作用却很关键。比如 2008 年建成的宜兰河上附着于庆河桥的津梅栈道。庆河桥是台湾日据时期建造的一座水泥桥，连接着宜兰的旧城和宜兰河北岸的津梅田野，只有两供机动车行驶的车道，行人过桥很不安全，因此需要改造。“田中央”的处理方法很特别，不是将其拆掉重建，而是在旧桥一侧附挂了一座窄窄的栈道，宽度刚好供一人和一辆自行车通过。旧桥另一侧，有一个观景台，既起到了平衡作用，又为当地人提供了一个休闲去处。栈道非常隐蔽，但需要过桥的人只要走到河边，就一定看得到。它同时又通过步道与“田中央”此前设计的宜兰河滨绿廊及宜兰社会福利馆相连。黄声远正是希望宜兰的土地，“从社区到村落，像溪谷一样永远都关不起来”。
在台湾的乡村做建筑，“田中央”一方面要应对宜兰县轮番由不同政党执政所带来的政策变化，一方面也非常需要得到当地人的支持：政策变化可能导致进行到一半的项目停工或不得不修改，而如果当地人投票反对，项目就根本没法开展。这些问题看起来极具“台湾特色”，实际上与大陆的乡村并没有那么大差别。在大陆，基层政府换届导致项目遇挫的案例不在少数，而如何避免优越感、与村民良性互动，更是知识分子式乡村建设面临的极大挑战。